周五早上，我收到一条信息：张先兔大娘在11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张先兔是谁，但我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日本，冈山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石田米子教授丶「女性们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池田惠理子大概会为她的去世落泪，还有日本青年学者大桥史惠丶热田敬子丶家庭主妇小林千春丶中学教师加藤修弘等等，都会为她的去世难过哀悼。
这些日本人都是民间团体「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以下简称「查明会」）的成员，她们赴山西省盂县调查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女性实施对性暴力已有20年，在1998年，她们更帮助盂县10名二战性暴力幸存者赴东京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场诉讼在2005年正式以失败告终。张先兔是这10名幸存者中最後的在世者。
查明会在诉讼失败後依然坚持每年两次到盂县探望幸存的大娘，并用在日本市民中募得的捐款报销大娘们的医药费，她们还继续调查当地的战争性暴力受害情况丶在中国各地举办基於调查成果的图片展，维持与大娘的亲属们的交流活动。
然而，比现实更冷酷的是时间，随着大娘们陆续故去，她们的故事难以避免地湮灭消散，无论查明会的成员们多麽努力地去传播和记忆。
日军在二战中的性奴隶制度问题，经常被称为「慰安妇」问题（但幸存者和妇女运动者们都不愿意被这麽称呼，她们并没有要去「慰」谁的「安」），揭露和要求追究此问题的运动发轫与上世纪90年代。查明会的中国努力是这项历时30年的国际妇女运动的一支，查明会的悲哀也是这项运动的悲哀的缩影——还没有获得道歉也无法索得正名，幸存们就带着遗憾纷纷离世——截至2014年5月，韩国政府登记的237名本国受害者中，在世的仅剩55人。
在这点上与「战争性暴力」相类似的问题还有，右派迫害丶大饥荒丶文革受害丶六四屠杀等等。强势者的应对自身造成的恶果的方法都是类似的：不想解决丶不愿面对的，就等着时间带着死神来把受害者解决掉。
男权丶专制和时间，都是强势的，那作为弱势的我们，可以做什麽呢？最最起码，我们可以记忆和传递记忆。这也是90年代的在日本举办的许多战争性暴力证言会的深义：每一个听到和读到这些故事的人，都成为新的证人。
查明会的发起人石田米子是这样成为证人的：1996年，山西战争性暴力幸存者万爱花受邀在日本各地巡回发表证言，石田米子参加了当年8月在冈山的证言会。石田米子後在文章中回忆道：「陪同万爱花来的是一位男性公职人员，不像韩国丶菲律宾来的那些女性，在她们背後声援她们的都是女性NGO，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万爱花很孤独。那麽她的日常生活是什麽样的呢？她有着怎样的人际关系？她被带走的那个村子又是个什麽样的状况？现在和万爱花的关系是怎样的？我非常想了解这些情况。」同年10月，石田米子来到太原进行实地调查。
她本以为自己只会来一次，本以为只会见到万爱花一个人。但万爱花带来了王改荷丶尹玉林和赵存妮，石田米子震惊地发现她们每个人的受暴故事都不一样：万爱花作为共产党的抗日副村长而被拷打并强奸，自行逃出；王改荷作为抗日村长的家属同样遭到拷打和强奸，她是父亲交了120块大洋赎出的；赵存妮在日军袭击村庄时被绑走至炮台强奸和关押，家人凑出380块大洋将她赎出；尹玉林家住日军驻点的河东村，日本士兵开始时每天到她家里强奸她和姐姐，并威胁如果逃跑就要杀掉她们，後来多次是由为日军服务的村民将她送上日军炮台所在的羊马山遭受强奸。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石田米子原本以为自己对战争中的史实是比较熟悉的，此时却发现战争中性暴力的多样性和残酷性远超她已有的认知，而大娘们的经历也无法被归纳为广为人知的「慰安妇」制度或类似南京大屠杀中的集体强奸。作为历史学者的石田米子认为自己必须继续调查大娘们的故事并纳入历史的研究和记录，她长达近20年的山西之行就此开始。
如果问查明会的日本参与者，她们为什麽要来到这里，为什麽要近20年间不断重返，她们中的每个人都会提到：大娘们的受害直到现在。查明会的调查成果在2008年出版了中文版，书的副标题就叫作「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本在日本甫一出版就获得日本女性问题研究重要奖项「山川菊荣奖」的《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在中国出版後乏人问津。
参与过查明会的山西探访的我，想要在此记下另一个小故事。2014年8月28日，我与查明会一行人到盂县一位老伯家探望，这位老伯曾在东京诉讼中作为村人出面作证万爱花丶张先兔等曾遭到日军性暴力。查明会的朋友告诉我，这是非常难得的，村里的男性往往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查明会的来人绝大多数是女性，老伯见到她们非常高兴，拉着她们一个个聊天拍照。他指着园中开得极盛得金鱼草对家庭主妇上甲悦子说：这就是你上次带给我的花。引得大家连连赞叹。大桥史惠凑在我耳边说，其实5年前那次来的并不是上甲，而是另一个女孩，老伯认错了，但何必拆穿。
正当大家聊得高兴时，池田惠理子接到一个电话：她90多岁的父亲在日本离世了。
池田惠理子的父亲是二战老兵，但从来不愿意承认战争中存在性暴力，更毋论讲述，作为妇女活动家的池田为此与父亲吵过几次架。父亲也不愿支持她办「女性们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的工作，两人互不相让已有多年。但听到突如其来的噩耗，池田落泪了。
气氛突然凝重，为了帮池田改签尽快回程的机票，那个下午接下来的行程被取消，我们要立刻返回位於太原市区的酒店。当然不会有人告诉老伯我们为何要匆匆离去，送我们出门时，他还在念叨着：这是你们送的花。
出门後史惠偷偷告诉我，老伯有7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支持他当年的作证，他总是觉得遗憾，自己没有女儿，所以那麽欢喜我们来。
时空的巧妙重合让人惊异：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儿，一个没有女儿的父亲，一个因为父亲不承认战争性暴力而遗憾的女儿，一个由於为战争性暴力作证而不被儿子们待见的遗憾的父亲，在这个下午他们分享过天伦之乐又匆匆回到各自的生活……回头看看院内阳光下那盛放的金鱼草，或许一切没有结果，那友谊的见证却真实存在，而且还会生长下去。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