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中国的辽阔天地里,一个被奉为神话的人物又树立在我眼前。这个神话注定要垄断革命意识,要把一个属于大家的世界的创造紧紧握在一个人手中。我不可能再次咽下这样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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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巴勃罗·聂鲁达著,林光译,南海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初访中国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笑,他们是给予我们尊贵款待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全都埋没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授予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获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敬酒迫使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招引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我们为之授勋的非凡女士,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另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保存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物件,镶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看了看,又赞美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她马上忘了归还烟盒的事,当我们起身离席时,她转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请问,我的烟盒呢?”

我肯定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然而还是尽力在桌上桌下寻找一番,却没有找到。孙逸仙的夫人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只有她那两只黑眼睛,对我射出两道严厉的寒光。这件圣物哪儿都找不到,我开始荒谬地觉得,自己对它的遗失负有责任。那两道黑色的寒光几乎使我相信,我就是个偷窃珠宝的贼。

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不分男女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遭遇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都会变成国家大事。中国同志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酒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的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十五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同时十分坚决地决定,绝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恼火。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酒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而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酒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的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

“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辞起了作用。四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五百年历史。那是一道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足三百米。

再访中国

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我和若热·亚马多及其妻子泽莉亚一起飞越印度。印度的飞机上总是坐满包着头巾的旅客,衣着鲜艳且都带着篮筐。一架飞机似乎装不下这么多人。一大群人在第一个机场下机,马上就有另一群人进来坐满他们腾出的空位。我们必须继续飞到马德拉斯以远的加尔各答去。飞机在热带风暴中颤抖。漆黑的大白天,比夜晚还要黑的黑暗突然笼罩我们,然后又让位于一片耀眼的天空。飞机又晃动起来;闪电照亮了瞬间出现的黑暗。我看见若热·亚马多的脸色如何由白变黄,又由黄变绿。他同时看见,被恐惧扼住喉咙的我脸色也发生同样的变化。飞机内下起雨来。漏进来的大滴雨水使我想起冬天时我在特木科的家。然而,在一万米的高空,这些雨滴一点儿也不能使我感到有趣。有趣的倒是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僧侣,他打开雨伞,以东方人特有的宁静继续诵读他那充满古代智慧的经文。

我们平安抵达缅甸仰光。这时正好迎来了我在“大地上的居住”即在缅甸的居住的三十周年,我这个十足的无名之辈曾在这里写下了我的那些诗。准确地说,一九二七年我二十三岁,这一年我在仰光登岸。这是一片色彩斑斓、语言难懂、热情、迷人的土地。这块殖民地深受英国统治者的剥削和欺凌,但是这个城市却很洁净、明快,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生活的乐趣,玻璃橱窗里展示着殖民地的诱惑。

现在我见到的仰光,却是个半空的城市,玻璃橱窗里空空如也,大街小巷垃圾成堆。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一条艰难的路。人民觉悟、高举起自由旗帜之后,必须在艰难险阻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深深隐匿在浩浩荡荡的伊洛瓦底江江畔和许多座金塔脚下的独立缅甸的历史,我至今都不了解;但是,透过远处大街小巷里的垃圾堆和起伏荡漾的哀伤,还是可以隐约看见所有那些撼动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悲惨事件。往事仿佛仍然沉重地压着它们。

我的追踪者乔丝·布莉斯毫无踪影,她就是我那首《鳏夫的探戈》诗中的女主人公。她是死是活,没有人能告诉我。住在同一个街区的我们的邻居,都已不在人世了。

我们现在正从缅甸飞越把它与中国分隔开的一道道山脊。那是田园诗般安谧的一幅简朴景色。飞机从曼德勒起飞后,在稻田、外形怪异的宝塔、千万株椰枣树、缅甸人兄弟相残的战场上空飞过,接着就飞进肃穆的中国风景线中去。

越过边界后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是昆明,我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已在那里迎候我们。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又一次预示这次漫长的旅途将是愉快的。

艾青和胡志明一样,是在东方殖民压迫下和巴黎艰苦生活中造就的出身古老东方的诗人。这些声音柔和、自然的诗人一旦从监狱出来,就出国成为穷学生和餐馆侍者。他们对革命充满信心。在诗中柔情似水、政治上却坚韧如钢的他们都及时回国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时常可以见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绑着绷带的受伤手臂那样扭曲的树枝。我们被带去看望园丁,那位统治着古怪花园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壮的老枞树长得不超过三十厘米,我们还看到矮小的橘树,枝头挂满小得如金色谷粒般的橘子。

我们还游览过壮美的石林。岩石有的伸长如整根钢针,有的翻腾起伏如凝然不动的海涛。我们得知,这种观赏怪石的爱好,已有许多世纪之久。古城的广场上装饰着许多外形令人费解的巨石。古代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时,就派人送去几块这种巨石。这种庞大的贡品由上百名奴隶推着走数千公里路,需要几年才能送抵北京。

我觉得中国并不神秘。相反,我甚至在它冲天的革命干劲中看出它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几千年的国家,而且永远在巩固,在改进管理。它是一座巨塔,普通民众和传奇人物、武士、农民、极受崇拜的人物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轮番出现并消失。这里没有任何自发的东西,连微笑都不是。要是有人想到各处寻找朴拙的民间小艺术品,即那种不按透视原理制作而又往往接近于奇迹的艺术品,那是白费气力。中国的小玩偶:陶瓷娃娃、石雕娃娃、木刻娃娃,都是按上千年的模式复制的。一切事物都有按同一精美标准进行复制的印记。

我在农村集市上见到一种用细竹条编成的小蝉笼,感到万分惊奇。它妙就妙在按建筑学的准确度把一只笼子安在另一只上方,每只笼子里都装一只捉来的蝉,直至形成一座一米高的城堡。看着那连接竹条的一个个结和竹茎上的嫩绿色,我觉得具有能创造奇迹的天真品格的人民的手,已经恢复了活力。农民们看出我的赞叹之意,不想把那发出响声的城堡卖给我;他们要赠送给我。在中国腹地,宗教仪式般单调的蝉鸣就这样陪伴了我好几周。记得只有在童年时代,我才收到过如此难忘如此质朴的礼物。

我们乘坐一艘运载上千名旅客的轮船,开始沿长江旅行。船上旅客都是富有活力的农民、工人、渔夫。这条烟波浩渺的大河,帆桁如织,劳务繁忙,千千万万生灵、忧虑和梦想往来穿梭其中,我们沿河朝南京方向航行了好几天。这条河是中国的主干道。这条非常宽阔平静的长江,有的地方变得很狭窄,行船艰险万分,如同通过巨人的喉咙。两岸高耸的峭壁几可摩天,天空中不时出现一小片云彩,像是用毛笔娴熟地抹上去一般;在断崖峭壁间,有时隐约可见一间小屋。

这美得教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人间少有,也许只有艰险难行的高加索隘道或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可与之媲美。

我发觉,在我远离中国的五年间,这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随着这次深入这个国家,这种变化更为显著。

这种印象开始时是模糊的。在大街小巷,在人们身上,我能看出什么变化呢?啊,我发现蓝色不见了。五年前,在同一季节里我游览了中国的街道,那里永远挤满朝气蓬勃的人群。而当时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穿蓝色工作服—一种用斜纹布或薄棉布做的工作服。我很喜欢这种不同色调的蓝色简便服装。看着无数蓝点穿过大街小巷,是很美的景观。

现在这种情况变了。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在这五年里,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让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穿上用各种颜色,各种花卉、条纹、点的图案印的料子和各种绸缎制作的服装;甚至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中国男人穿上其他颜色和质地更好的料子。

现在,许多街道已经变成一道道具有中国高雅情趣的美妙彩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陋的东西,这个国家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

沿长江航行时,我觉出了古老的中国画的真实性。在长江,隘道高处一株小塔似的盘曲松树,立刻使我想起富于想象力的古代版画。比凌驾于长江之上的这些隘道更不真实、更富于幻想色彩、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实不多见;它们高入云霄,令人惊异,而在任何一处岩石裂缝间都会出现非凡人民年代久远的踪迹:五六米宽新种的植被,或是供人观赏、引人遐想的有五层顶的小庙。在更高处,在光秃秃的巉岩顶上,我们仿佛见到古老神话中描述的那种如纱如雾的烟气;那正是世上绝顶聪明的极老的微型画画家描画过无数次的云彩和应景的飞鸟。一首隽永的诗便产生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一首白描的短诗有如鸟的疾飞,又如岩壁间近乎静止地流淌着的河水发出的银白色闪光。

不过,这种景色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看到在小方格里、在岩石间的小绿块里劳动的人。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中国的大地母亲是广阔而坚硬的。她训练并塑造了这里的人,使之变成不知疲劳的、细致的、坚韧的劳动工具。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促进中国人美好、宽厚而深挚的人性兴旺发展。

在航行长江的整个旅程中,我觉得若热·亚马多显得紧张不安、心情抑郁。船上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他和他的伴侣泽莉亚感到不快。不过,泽莉亚性情平和,火烧眉毛也不急。

在船上事与愿违地成为享有特权的人物,是引起我们不快的原因之一。船上几百个中国人到处挤成一团,我们在他们中间却睡在特等舱,吃在专用餐厅,使人感到很不自在。这位巴西小说家用嘲弄的眼睛看着我,甩出一句句冷峻而俏皮的评论。

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确实把若热·亚马多心灵深处的一根弦给扯断了。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流亡岁月,我们始终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希望。但是,我认为我的宗派情绪已经减弱;我的天性和我的祖国的气候条件,使我倾向于去理解他人。若热则相反,始终是坚定的。他的良师益友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曾度过将近十五年铁窗生活。诸如此类无法忘却的事实使他的心肠变硬。尽管我不赞同这点,却打心里为他的宗派情绪辩解。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是一股巨浪,把我们革命者全部推到新的处境中去,迫使我们做出新的结论。我们有些人感到,我们从一场又一场严酷的革命所制造的痛苦中得到了再生。我们从黑暗和恐怖中得到了净化的再生,准备继续踏上掌握真理的征途。

然而,似乎就在那里,就在长江两岸难以置信的隘道之间的那艘轮船上,若热的生活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已经开始。从此以后,他平静多了,他的态度和言论更是克制了许多。我不相信他已失去革命信念,但是他的作品更趋内向,失去了他此前作品中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性特点。仿佛他心中的享乐思想骤然挣脱开来,以《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洋溢着声色与欢乐的杰作——为始,陆续写出他的几部最好的作品。

诗人艾青是我们这个接待组的组长。每天晚上,若热·亚马多、泽莉亚、玛蒂尔德、艾青和我,都在一间分隔开的餐厅内用餐。桌上摆满了金黄和翠绿的蔬菜、糖醋鱼、用特别方法烹制的永远可口的鸭和鸡。天天吃这种异国风味的饭食,几天下来,我们再爱吃也咽不下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一个摆脱如此鲜美食物的机会,但是这是一条艰难的开创之路,且越来越曲折,像那些受折磨的树的一个枝丫。

当时恰巧碰上我的生日;玛蒂尔德和泽莉亚计划给我们换换口味,用西餐为我祝寿。那将是再俭朴不过的一席寿宴:用我们的方法烤一只鸡,配上智利式的番茄洋葱沙拉。两位女士对这一惊喜计划秘而不宣,悄悄去找我们的好兄弟艾青。诗人略显不安,回答她们说,他在答复之前须和接待组的其他成员商量。

他们的决定出人意料。一股节俭浪潮正席卷全国;毛泽东拒绝了对他的祝寿活动。在如此威严的先例面前,我怎么可以为自己庆祝生日呢?泽莉亚和玛蒂尔德辩解道,我们的想法恰好相反:我们要把那一大桌佳肴(其中有我们动都不动的鸡、鸭、鱼)换成按我们的方法用炉子烤的极俭朴的一只鸡。艾青和那些不露面的成员又开了一次会,他们第二天严肃地答复说,我们乘坐的船上没有炉子。泽莉亚和玛蒂尔德早已跟厨师沟通过,便对艾青说,他们搞错了,船上一个极好的炉子已经烧热,正等着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只鸡。艾青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奔流不息的长江。

那年的七月十二日,我生日那天,餐桌上摆了我们的烤鸡——那场辩论的金奖。两个番茄加切碎的洋葱在一个小托盘里闪闪发亮。不远处有一张大桌,上面跟每天一样摆着用亮晶晶的盘子盛放的丰盛的中国佳肴。

我在一九二八年到过香港和上海。当时中国处在殖民者的铁蹄之下;是赌棍、鸦片烟鬼、妓院、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陆强盗等的天堂。在这两个大都会的银行大楼前面,八九艘灰色装甲舰的出现,暴露了危险和恐惧,暴露了殖民者的掠夺,暴露了一个开始散发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挣扎。得到卑鄙的领事们的准许,中国和马来罪犯的海盗船上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妓院附属于国际公司。在本回忆录的第三章我曾记述,有一次我受到了袭击,他们剥去我的衣服,抢光了我的钱,把我扔在中国的一条街上。

当我来到革命的中国时,这些记忆全都浮现在我脑海里。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种种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我说过的许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胜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开始进行。封建农业就要经历一场变革。道德风气如旋风过后般透明。

使我与中国的进程疏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主义。我所指的毛泽东主义,是重演神化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迷信。谁能否定毛泽东这个政治人物是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个民族的解放者呢?我怎能不受他那壮丽光环和他那如此富有诗意、如此悲天悯人、如此古老的纯朴的影响呢?

但是,我在旅行期间,见到无数贫苦农民。收工回家,没等放下手中的农具,就去向延安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现在已变成神—的肖像敬礼。我见到无数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这个万应灵药,就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就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喷涌出来。

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有我应负的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打败希特勒军队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他个人的蜕变是个神秘的过程,迄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而现在,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中国的辽阔天地里,一个被奉为神话的人物又树立在我眼前。这个神话注定要垄断革命意识,要把一个属于大家的世界的创造紧紧握在一个人手中。我不可能再次咽下这样的苦果。

在重庆,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到该市的桥上去。我一生都爱桥。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使我对桥产生莫大的敬意。他从不把桥叫作桥,那是对它的亵渎。他把桥叫作艺术品,而不许把这个称号授予绘画、雕刻,当然也不许授予我的诗。他只许把这个称号授予桥。他曾多次带我去观赏智利南部神奇的马列科高架桥。至今我仍然认为那是世上最美的一座桥,它伸展在南方山峦的万绿丛中,高大,细长,而且纯洁,像一把绷紧琴弦的钢铁小提琴,只待科伊普伊①的风来演奏。横跨长江的那座大桥却是另外一种。它是中国最宏伟的工程建筑,是在苏联工程师的参与下完成的。此外,它还代表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的结束。千百年来,重庆城被那条河分隔开,这种隔绝意味着落后、发展缓慢和孤立。

领我观览大桥的中国朋友的热情,远远超过我的腿脚的承受能力。他们让我登上高塔,又让我爬到桥下低处,去观看奔流了几千年的那条河,今天,这条河被这件几公里长的钢铁作品跨越了。一列列火车将从铁轨上通过;公路路面供自行车骑行;大道供人步行。如此雄伟的景观把我镇住了。

晚上,艾青带我们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是一家极具传统烹饪特色的老字号;我们品尝了樱桃肉、麻辣明笋丝、松花蛋、鱼唇。中国烹饪在其复杂性、惊人的品种、离奇的创造、不可思议的形式等方面,都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一道美味必须达到的最高标准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极重要。味道须鲜美,香味须浓郁,颜色须鲜艳和谐。艾青说:“我们用餐的这家餐馆又添了一项绝妙的特点:声响。”一个大瓷盘四周摆一圈菜肴,在最后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虾尾浇汁,倒到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使之发出一种吹笛似的悦耳声音—以同样方式一再重复的一个乐句。

在北京,我们受到丁玲的接见,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热·亚马多和我的作家协会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萧三及其德国妻子也在场,后者是位摄影家。一切都显得欢乐愉快。我们在开阔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间泛舟,这个湖本是修造来供末代皇后游乐的。我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和宝塔。我们在皇族后裔经营的一家世界上最专一的餐馆(专一得只有一张餐桌)里吃过饭。如同一定会在我们大陆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两对南美洲夫妇一同在中国作家协会饮酒,抽烟,欢笑。

我每天把报纸递给我姓李的年轻译员。我用手指指给他一栏栏费解的中国字,对他说:

“请译给我听!”

他立刻开始用刚学会的西班牙语译出来。他给我念有关农业的社论、毛泽东的游泳壮举、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军事新闻;

但是,他一开始我就厌烦了。

“停!”我对他说,“最好把另外一栏念给我听。”

就这样,有天当我用手指触及一个痛处时,我大吃了一惊:这一栏谈的是一个政治案件,其中指控的就是每天与我们见面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人仍然是我们的接待组成员。看来这个案件早些时候就已发生,尽管如此,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他们正在接受调查的话,也从没有谈到危及他们命运的事。

时过境迁。百花都凋谢了。当这些花朵遵从毛泽东的指令开放时,各工厂和作坊、各大学和政府部门、各农场和村庄,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某些首长和官僚的不公正、巧取豪夺以及不道德行为。

如先前遵从最高指令停止向苍蝇和麻雀开战一样—因当时发觉其毁灭会导致种种意外后果,“百花齐放”也被紧急刹车了。上头下达了一个新指令:揭发右派分子。中国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工作场所、每一个家庭,立刻开始揭发他人,并坦白交代自己的右派思想。我的朋友女小说家丁玲被指控曾与蒋介石的一名士兵有恋爱关系。那是发生在伟大革命运动以前的事实。她为革命抛弃了情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延安开始了英雄年代的万里长征。然而,这对她毫无用处。她被撤掉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被罚在她领导多年的作家协会食堂里像勤杂工那样端饭端菜。但她做勤杂工的活时那么自豪自尊,后来就给送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公社食堂去劳动。这是我得到的关于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作家、中国文学的头号人物的最后消息。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中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若热·亚马多已动身回巴西。稍后,我将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来源:《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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