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小偷偷了哈斯的银餐具,被守兵捉住。哈斯叫守兵去找警察,然后他对小偷说:“……现在趁兵还没有回来,赶快从后门跑掉……不过,等一下,也许你一个钱也没有,——这儿有半个卢布;可是你要努力改好你的灵魂;——岗警躲得开,上帝是躲不开的!”

往事与随想在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对尼古拉冰冷的专制制度投以热辣辣的讽刺,对傲慢、炙手的权力报以冷冰冰的嘲笑,对野蛮的农奴制度更是深恶痛绝。权力要靠专制制度这部机器上的一颗颗大大小小的“螺丝钉”来运转,来绞杀出格的言论,来铲平自由与尊严,从而碾压一条通往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奴役之路。这些“螺丝钉”需要具备这些条件:“非人所有的忠心耿耿,机器一样的一丝不苟,天文钟一样的准确无误,冷酷无情,因循守旧,精力充沛,智慧不多不少,正好能满足一个执行命令的人的需要,他的虚荣心、嫉妒心和痛苦也不多不少,正好能保证他把权力看得重于金钱,这样的人乃是皇帝的无价之宝”( 赫尔岑语,《往事与随想》第464页,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这样的“螺丝钉”太多了:小戈里曾、丘菲亚耶夫、卞肯多尔夫、阿拉克切叶夫、穆拉维约夫……但赫尔岑在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松动或锈钝的“螺丝钉”,他们在权力的岗位上故意糊涂、疏忽、出错、偷懒,甚至拒不执行权力的指示,向权力抬起高昂的公民不服从的头颅。这些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都是良心的呼唤,都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润与柔软。这与权力的黑暗、阴冷与僵硬形成鲜明的对照。

寒冰从不曾冻住暖流,阴影也没有把阳光完全遮住。狼心与良心,奴役与自由,剥夺与捍卫,践踏与坚守,暴力与温情,对立的世界似乎从没失去它的平衡。

赫尔岑写道:“在那里负责的年老的警备队少校是一个正直的老实人;他好心地说,错全在彼得堡派来的官员身上。大家都责难他,他的意见给压下去了,他本人也受到了压制;他受到威胁甚至蒙受‘企图毁掉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的耻辱”(《往事与随想》第260页)。为坚持是非曲直,他宁愿受压制,受威胁,蒙受所谓的“耻辱”,以此来捍卫自己良心的荣耀。

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是一个直爽、果敢的人。他受命主审赫尔岑等人一案,他在审读案卷后认为对这些年轻人惟一举得出来的罪名就是一点非公开发表的意见,而为了这个审讯他们,显得荒唐可笑。他用军刀打着地板对小戈里曾说:“您与其毁掉别人,不如上个呈文请求关闭所有的学校和大学;这样会警告别的不幸的年轻人;——话又说回来,您要怎么干都由您,不过您得撇开我去干;我以后绝不再到委员会来。”后来尼古拉一世责问他,他答道:“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我活到这样的年纪从没有粘上一点污点。我的耿耿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生都属于陛下。然而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这位司令的血和余生都是皇上的,但荣誉与良心永远是自己的。在皇上面前他抱紧自己的良心,正不亚于“风雨中抱紧自由”的曼德拉。

关于捍卫良心,还有一个故事。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夫为名誉院士,理由是阿拉克切夫是“离皇上最近的人”。艺术院秘书拉勃津反驳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最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为此遭到流放,但却捍卫了艺术的尊严和自己的良心。

除了在狰狞的权力面前拒不交出自己的良心,“螺丝钉”们还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面前表现出脉脉温情。

再来说说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奥加略夫和基列叶夫斯基分别在他们的小组里为判了罪的年轻人募捐。基列叶夫斯基把捐来的钱交给了要塞司令斯塔阿尔。斯塔阿尔答应将钱转交。他还问基列叶夫斯基:“这张单子是什么?”“捐款人的名字,”基列叶夫斯基说。“您相信我会把钱交给他们吗?”老人问。“那还用说,”基列叶夫斯基答道。“我想,那些把钱交给您的人也是相信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他们的名字呢?”斯塔阿尔说着就把名单烧了,从而避免了警察的追究。他以自己的满头白发向权力说不,又以自己温厚的双翼保护着这些黄嘴角的雏鹰。

残暴的“螺丝钉”阿拉克切叶夫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他有一个年轻的情妇常常仗势欺人,当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厨子把她杀了。阿拉克切叶夫展开了大规模鲜血淋漓的刑讯,只要有人和他家的某个奴仆说过一句话或见过一面即被投入监狱。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刑讯室,从早到晚都在拷问犯人。“旧鲁萨的一名县警察局长,他对刑讯逼供等惨状应当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当用树条鞭拷问一个怀孕快要分娩的年轻妇女时,他也终于受不了,再也审不下去了。他跑去见总督,对他说,这个女人不能再打了,这与法律直接抵触,是违法的;总督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气得发疯,竟举起拳头向县警察局长扑过去:‘我马上命令逮捕你……您是叛徒!’”后来,警察局长被捕并呈请辞职。赫尔岑动情地说:“我衷心感到遗憾,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为了这一刻。但愿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罪孽能得到宽宥,我要说,这是英雄行为;跟这样的强盗在一起,要表现出人的感情,是根本开不得玩笑的。”

“人的感情”,在一个把人不当人的时代,在一个人性扭曲、异化的社会,表现出“人的感情”,多么可贵!这名警察局长放弃了自己的仕途,放弃了公务员身份,用被捕的命运坚守自己“人的感情”,捍卫了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的伟大尊严。

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执法者,中国 “临时工”们的残暴却触目惊心。几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当着女贩女儿的面殴打她的母亲;更有嚣张的“临时工”踩在小贩的头上;更有泯灭人性的直接用秤砣将一位老瓜农砸死,却声称瓜农是“突然倒地死亡”,后又修正为“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

哈斯是一名监狱医生,人称“古怪的疯子”。哈斯每星期都要到麻雀山的押解站,穿着一身在婚丧大事中才穿的大礼服,凭监狱医生的身份给流放犯们检查身体,并送给女犯人各种食品和各样好吃的东西。那些慈善的太太们责备他这种“姑息女犯人的愚蠢行为”,害怕慈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愉快。他反驳道:“……没有人给她们,这是我从您的话里可以推断出来的;因此我带给她们这种愉快,她们很久都不会再有这种愉快的。”

有一次,一个小偷偷了哈斯的银餐具,被守兵捉住。哈斯叫守兵去找警察,然后他对小偷说:“……现在趁兵还没有回来,赶快从后门跑掉……不过,等一下,也许你一个钱也没有,——这儿有半个卢布;可是你要努力改好你的灵魂;——岗警躲得开,上帝是躲不开的!”当家人责怪他时,他说:“偷窃是大坏事;不过我知道警察,我知道他们怎样拷问小偷,他们要审问他,要打他;把别人送去挨打,这是坏得多的坏事,而且谁知道——也许我这样做倒会打动他的心!”面对惨无人道的暴力机器,哈斯拒绝把小偷送去挨打,表现出温润的“人的感情”。

十二月党人是尼古拉一世时代头号“危险人物”,但在流放地西伯利亚却受到官员们十分的尊敬。元旦日官员们访问的第一个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尤希涅夫斯基的寡妇。官员们暂时将耿耿的忠心推到一边,拾起暖暖的良心,给十二月党人的遗孀送来“人的感情”。这样,在酷寒的西伯利亚,为民族受难的英雄们和英雄的妻子们才不会感到那么寒冷,才不会觉得孤独。

面对专横的权力,面对冰冷的恶法,流放后作为“螺丝钉”的赫尔岑永远站在温情一边。就像村上春树所说的,在坚硬的墙与脆弱的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一个寒冷的早晨,赫尔岑去省公署上班。遇到一位农妇。她的主人让她和丈夫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去,却让他们十岁的儿子留下。她来恳求让她把儿子带走。总督向她说明,按照法律,大于四岁的孩子必须留在地主那儿。可这位母亲不明白这种混账法律,仍然苦苦哀求,抱住总督的腿不放,总督却粗鲁地把她从身边推开。赫尔岑看到这一幕,说道:“这对我已经足够了……难道这女人不是把我看作他们中间的一个吗?这出滑稽戏应当结束了。”于是赫尔岑提出了辞职。

所有的捍卫良心,坚守良知,所有的温情脉脉,都深深植根于俄国那片冰雪覆盖下的厚土里,都是这片厚土孕育出的,这厚土可以叫做俄国的民族精神,高贵、充满悲悯情怀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同样流淌在普通老百姓身上:“普通老百姓更不敌视流放人,他们一般站在犯人的一边。在西伯利亚边界一带地方,人们不用‘流刑犯’这个字眼,却用‘不幸的人’来代替。在俄国老百姓的眼里法院的判决不会败坏一个人的名誉。住在通往托包尔斯克省的公路旁边的彼尔姆省的农民经常在一扇小窗口放着克瓦斯、牛奶和面包,要是有一个‘不幸的人’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偷偷地经过这里,他可以自由取食。”

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文中说:“无论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无论是要塞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还是总检查官,他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和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沙皇,面对着日趋强盛的革命团体和思潮,也一直在观望和思索,而不让他的僚属举起屠刀,他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良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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