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这个题目取自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次讲座，收集了他的许多演讲和杂文。书甫问世，就在海外和台湾引起轰动，赞赏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但在八十年代，大陆刚刚经历了文革，正处在一个思想启蒙的时期，人们使用的最多的词是“反思”，是“忧患意识”，柏杨这本书将人们的思考再次引向国民的劣根性，燃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热情。
毫无疑问，柏杨的思想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一系，嬉笑怒骂的精神也是继承了鲁迅的风格。他在书中举了许多直观的事例，抨击中国人的种种弱点，诸如无诚信、爱面子、卑怯、自私、狡猾、虚骄、猥琐、势利、愚味、残忍、窝里斗、明哲保身、崇拜权势等，在哪里都是脏、乱、吵，不讲规则，缺乏公德。柏杨把这些弱点归结为一种酱缸文化：“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
这是一个模模糊糊、是非不分的社会，遵循的主要是动物本能。当年此书给国人的最深印象就是“窝里斗”，令人联想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其中的残忍与愚味显然在历史中能找到根据。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然而，时移世易，九十年代后国人的反思掉转了一个方向，中国的问题其实不在文化，而在制度。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鲁迅、柏杨们于是又成了罪人，国民劣根性的说法原来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
无论是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都是在寻求现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始终是线性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相信，事物的背后只能有一个解释。不能说对制度的反思没有道理，尤其在今天，制度建设也许比文化问题更为重要。但是，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即使是重视制度建设的胡适，当年也曾说过，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建立起来的。倘若以为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使人的德性变好，这种看法实在太乐观，它与当初想要通过制度来改造人是同一思维：人的问题首先都是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进行的，它的路径选择与共同体的固有观念、习俗以及民族性有着密切关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比较了英国人与法国人的不同，这种民族性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路径选择。欧洲启蒙运动既产生了平等观念，也传播了自由观念。法国人坚持了前者，却忘记了后者。因此，在不同国家，思想启蒙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就像法国大革命的发生，纳粹德国的兴起，当今的俄罗斯道路，都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谁强迫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性。
这种民族特性的探讨见诸世上所有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柏杨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文学知识分子的职分和情怀就是关注人性，尤其是普通人的人性，诊断社会的病因。固然，“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但这应当是政治家的思维，不是文学家的思维。对社会而言，文学家的批判比赞美更有价值，因为这会促使我们去思考，去试图改变。假如人人都坦然活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就像哈维尔所说，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成为了这个制度。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偏于理性的文化，但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这种理智是实用主义的，具有很强的自我保存的特性，很少讲求公共伦理。另一方面，个体缺乏独立运用理智的能力与勇气，或者说缺乏内在的自我。它是利己的，不是自我的;是爱面子的，不是自尊的。虚骄与顺从往往集于一身，形成欺弱崇强的权力主义人格。明明属于无权者，却偏偏具有权力者的思想。鲁迅与柏杨从传统文化中所揭示的，便是这种精明而不独立的理性。按照康德的启蒙观点，这种权力崇拜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不成熟状态。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这种民族性源于历史，它本身不会产生专制，但却会喜欢被专制。
如果说，崇拜权势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这在从前还属于尊尊的大传统，那么，自从上世纪初，中国文化就开始了一种粗鄙的小传统化过程，特点是缺乏自尊和自信。鲁迅、柏杨那代人在寻找文化参照时，采用的还是一种比优的思维方式，亦即看到其他文化的长处，以发现自身的短处。而今天许多人采用的方式往往是比坏思维，就像是小混混的街头吵架，乌鸦莫要嫌猪黑，我们自身虽有问题，但其他文化的问题更大。然而，这是一种向下的道德比较，它不会给我们增加任何益处，却会导致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断下降。
新文化启蒙固然带来了决定论的绝对观念，但也造就了怀疑权威的精神。中国文化并非一团漆黑，亦非完美无缺，民族性亦然。几十年过去，我们似乎已经从这个认识上倒退。当年台湾当局曾对柏杨大加抨击，同样地，今天只要有人一提到中国文化的问题，立刻便被骂成崇洋媚外。不可否认，柏杨的许多看法未必准确，阐述也过于直观化、情绪化，但只要世上还没有一门科学能通过统计数据，能准确地计算出一个社会的好坏，一个敏锐的作家对社会的整体感受就是有启发意义的。柏杨当年所指出的现象，在今天仍比比皆是，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全归于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逃避个人责任的态度，同样又回到了柏杨的话题。一个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这，也正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意义所在。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