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文化及其发展的三个阶段(二)僭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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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窥神器

敬畏和救赎之思消解,神性的光芒暗淡着,人类从祭祀时代滑出。

这是一个渐进、复杂的变动过程,而这一过程和状态更难以想象和还原。我们从其中几种典型的文明样式中抽出的一些事实来演示这一过程和状态,或许能让我们想象它的大致情形。

公元前606年,远东,中国南方,一个叫楚庄王的诸侯陈兵诸侯共主的周王室的领地边境。这是他继灭庸伐戎后的又一惊世骇俗的举措。此后,他灭舒、破陈、围郑、败晋,饮马黄河,雄视北国。

有意味的是,当陈兵周王室的领地边境时,楚庄王问周王室派来交涉的使者王孙满:王室的九鼎保存得完好吗?鼎的大小轻重如何?搬运起来方便吗?

在古中国汉文明中,鼎是由珍贵厚重的青铜铸造而成的祭祀上苍、显示敬畏和救赎意愿的神圣礼器,是沟通天命与人生的重要通道。当时,天下(周王室的势力范围或古中国)分为九州,王室秉承天命制御天下而独拥九鼎(后世称帝王为“九五之尊”、“一言九鼎”,追逐帝王事业叫“问鼎中原”,国家和平统一为“鼎盛”)。因而,九鼎是王室神授权力的象征。除秉承天命神性的周王室,谁敢存拥有九鼎的忤逆幻想呢?

当初,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无与相抗者,却也小心百端,离不开“尊王攘夷”的旗幡,只不过是不敢存有忤逆天命神性因而与万众为敌的胆量而已。而此时的楚庄王陈兵问鼎事,将天命神性视若无物,超越本分,取周王室而自代的僭越心思明矣。

这就是“偷窥神器”的典故的由来。较早前,还有商代君王“射天”、“与神人角力”以及商纣王面对女娲神像生出淫乱意念写出淫诗秽语的事件。通过这一典故及其相关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天命神性价值在此时期的古中国失落的新情形。

(此处考虑配“鼎”的图片1-2幅,选择厚重的样品,也可将现在铸造的鼎及其规格嵌入比较,赋予文化心理的延续特征)

古埃及人对天命神性价值失落的情形,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神话的重新解释方面。面对那些先民遗留下来的兽形或半人半兽的偶像,他们生出许多困惑、许多尴尬。后来,那些神性的维护者出来解释说:神原本不如此,只有遇到危险时才变为野兽。这番善意的掩饰,又将神并非万能,他也有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碍之类的尾巴展示给世人,引出一些人更多的迷狂和异志。

(此处考虑配埃及及金字塔相关图片)

在基督教典籍中,我们都能够见到那一个形象丑陋、心肠恶劣、无视权威、敢于挑战上帝的魔鬼——撒旦。这种记载,正是早期犹太人对天命、神性犹疑后的合理反动。

一些细致的研究者发现,古印度宗教圣典中有“我们的祖先塑造神的形象,就像工匠模铸一块铁”的记载。这对那些竭力维护神性崇信的人们来说是十分敏感和不安的了。他们担心这会让人们生出不虔敬的孽障,所以,印度婆罗门教徒后来尽可能地把类似的东西从经典中清除除去。这样的努力,仍然向世人展示着人类之思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涂改神的影子的痕迹,从而导致了古印度对接近神性的物象的多样性理解和修行的不同模式。

对神及神性消解最厉害的要数古希腊人。

正如前面所提及,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荷马的盲诗人在整理他以前的一些游吟诗人的梦境:高踞奥林匹斯山顶的神们,虽然表面上被人们崇拜着、被称赞着,背地里却被描述成嫉妒、吝啬、欺诈、偷盗、争风吃醋和奸淫不断,对人类缺乏基本关怀的角色。人们甚至把他们编进我们今天称为“肥皂剧”或“桃色事件”里接受闲言碎语的嘲笑。

因而,在那里,有热心证明“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泰利斯,有宣称“包容万物、支配万物”的“无限”是“世界的始基”的阿克西曼德和认为万物是由“最基本的微粒——原子组成”的德谟克里。赫拉克利特则说:“那是永恒的一团火。”芝诺芬尼对于神和神话的解释是:“古人的寓言”。而德亚更则干脆宣称:“英雄即神。”

神和神性任由人来涂改,神性的光芒不再耀眼,神性的光芒中叠加着新的内容。

天无言,神也默默。

那些新的成分叠加到一定程度,就要显耀自己的光。

天无言,神也默默,任一切发生,并永不开口。

神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第一次普遍的打击。

而诸如战争这类原本由神只定夺的重大事项,只好由那些涂抹神性色彩的英雄们的意志来拨弄。

在中国,作过周王室守藏吏(类似于今日的文史馆馆长)的思想家老子就这样告诉我们:

朝廷污秽,田园荒芜,粮仓空虚,贵族们仍然锦衣玉饰,以囤积金银财富为能,以吃腻佳肴美味为荣,以配有刀剑为美,以虐杀同类为乐为功——这简直是背离大道的世界和强盗的世界!

《墨子》则这样记载:

“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此其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古者圣王,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恐其腐蠹绝灭,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有(又)恐后世子孙不能敬若以取祥,故一尺之帛,重有(又)重之。今持无鬼者曰:鬼神者,故无有。非所以为君子之道也!”

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以他所编的《春秋》一书对“春秋时期”293年的历史作不完全的统计记载:军事行动483次,朝聘会盟450此,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归大夫”、“陪臣执国命”等语,也是他的心痛记载。这位孔先生在一次奉命主持年末祭祀后登高望远,感慨万千地对弟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国语·楚语下》中记载,观射父曾对楚昭王说:古时候,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不杂,天下和谐;后来人僭越神明,以人为神,遗下无穷祸害。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埃发斯王室的后嗣,他傲慢地面对希腊部族生活的瓦解和贵族权力的旁落的眼前世界,并作出“一次动摇万物的地震”的失望的发现:一切都在流动之中,都不是静止的;宇宙充其量好比一个任人扔东西的垃圾堆;民众像禽兽一样填饱肚子……把流浪诗人和流行的信仰而不是部族时期的贵族和他们的观念看作他们的向导,而不知道多数人是坏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好的;民众认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最优秀的,如果有人是拔尖的话,那就让他到别处去拔尖;民众不关心他们所做的错事,他们不能接受教训,尽管他们自以为能够做到;所有的埃发斯成年人都应该一个个上吊,让城邦由儿童来统治。由于诸神,万物是美的、好的和正当的,但人却把某事视为正当,而把别的事视为不正当,好的和坏的视为同一。

对犹太人《旧约》有阅读体验的人们,对于“末世说”应当有一些记忆,它的文化情结和文化意义,同样是这种变化的见证。

此一时期的中国、埃及、希腊、波斯、罗马、印度以及北欧各主要文明样式区域的情形莫不如此:处于奢华与饥饿之中,处于繁荣与湮灭之中,处于奴役与服从之中,处于内部和外部的数世纪延绵不绝的虐杀之中。

神性在衰竭,那些最先窥视出其中奥妙的人借助世俗的强力来解释神性,并赋予自己以神性的时代——僭越时代,进入时间序列,出现在我们面前。

再造神性

世俗的强权肆虐,进一步加剧了天命神性的危机,最后使这种信仰濒于崩溃。

那些最初的僭越者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和利益,但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巨大诱惑,又引来了另一部分人的竞争,比如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威仪,就引来了没落者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流民刘邦的“赤帝之子斩白蛇”和佣耕者陈胜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而普遍的大众和竞争中的失败者、失利者成为这种恶性膨胀的欲望及其竞争的牺牲品和尘埃。

于是,有了再造神性的需要和努力。

在中国历史上,再造神性的实践家,是那位先祖贵为殷商王室成员、其后沦为诸侯、再沦为士族的孔子孔丘先生。孔子的人生轨迹并不限于周游列国,他的更大意义在于文化上的集成。

查阅他编写的《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想象仍由他编写而失传的《乐》,我们不难得出其对鬼神崇信的先人们的竭诚推崇的结论。正是基于对天命、鬼神的敬畏和笃信,他才发掘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阵,贵贱位矣”的不容僭越的“礼”,进而完善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宗法等级伦理学说。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嗜好者,为了附会“唯物主义”学说,以“敬鬼神而远之”一语来否定孔子崇信鬼神天命,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要用秋之毫末来遮蔽,从而使人们不见一车柴。其实,正因为他确定不移的信仰才使他只“敬”而无须再说什么。“礼”的基石在哪里?《礼记?表记》表述得再清楚不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就是说先有对天命、鬼神的敬畏和救赎理念然后才派生出“礼”、派生出“君权神授”来,。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有利于等级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另一方面,他又以“天命靡常”、“为政以德”来为汤、武的革命硬伤护短,结果为“造反有理”或“替天行道”的僭越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人并不明白一种极为讲究尊卑贵贱等级伦理文化的社会单元为何不断上演“奸臣贼子反”和“治乱无常”的悲剧和闹剧的原因,仔细考察,这应当归咎于孔子的理论本身:寄希望于毫无现实制衡作用的鬼神与德性来维持王权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同时又为觊觎权力者提供“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理论依据。最后的结果是:几千年来,造反的也好,不许别人造反的也好,都拉孔子的理论作大旗。所以,在整个中华文明圈里,只有一个不败的胜利者,那便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孔圣人!

孔子一生,戚戚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郁郁不得其志,所为者何?他要恢复“三代”的神性天命世界。不得已而为者,重塑纲常伦理——依赖“德行”“仁政”来再造天命、神性而已。自汉武帝刘彻和董仲舒以降,孔子成为中华神只,他的学说成为唯一历久不灭的正统思想。他的努力,最终使他自己成为无所不在、香火永盛的神只,并让僭越者和不允许别人僭越的僭越者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做成功和失败的游戏。当孔子的学说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时,这更把中国社会整体推向没有希望的枯井,神性和人性都遭到彻底的践踏、蹂躏。

公元前600年前后的老子,是古中国稍前于孔子作出再造天命、神性努力的重要人物。研究表明,在天命、神性衰竭的过程中,古代祭司的职能职位分化为军事首领、行政长官、巫咸和史官。老子正是这样的时期的一个周王室的小小史官。他以其丰富的知识积累见证并告诉我们,他生活和认识的现实世界,是一个背离大道的强盗的世界。他的目光洞穿宇宙,他的情思悠远,他要人们以深邃、神秘、先念的“道”为出发点,抑制欲望,避免纷争,回到安稳、宁静的无为世界。他的努力将人们和他们的生活抛得远远的,难以企及。他的这种探索,使我们想象着一位现代旅行者,沿着长江逆行,经湘、离鄂,然后在纤夫拉动的一叶扁舟中仰望三峡两岸的峭壁;他伫立锦江,凝望三星堆,过都江堰,最后永远消失在羌寨的森林山岭……他的成就,更多地体现在思想史的层面上,后来他也被当作神明接受供奉,他的教训演化为一种宗教。但他的这种修内术无意也无力牵制亚神性从而化解外部的纷争,只有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和极少数读书人才愿意试作去接近他的真谛并成就出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宝器。

(此处考虑选配老子、孔子的画像)

再造神性的努力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专利。

在印度,好战而外来的雅利安人强力推行的古老宗教——婆罗门教及其等级种姓制度关于神的概念显得粗陋了,那些嗜血的祭祀、禁食并折磨肉体的教义、阴郁郁的人生观以及阿里曼(恶神)与玛兹达(善神)之间的永无休止的冲突关系同样将人们带入黑夜与日复一日的兼并战争之中,因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怀疑。公元前6世纪时,那个在迦吡罗卫部落王宫的高墙内养尊处优地生活了30年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偶尔脱离了宫墙的隔离,他的过于纯洁的眼睛和过于脆弱的心地无法承受因战争和种姓等级制度带来的对于生、老、病、死的极大冷漠。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这个纯洁而脆弱的王子,在最后一次进入妻子和她的孩子正熟睡着的房间后离家出走,开始了他的破解生存之谜的艰难旅程。最后,他来到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下冥想49日并大彻大悟:灭掉一切野心,去除一切恶念,抛却一切逸乐追求,预约来世,达到免除生、老、病、死的极乐涅磐境界。他还教导人们谦逊、温顺地对待所有人,从而成为所有阶级及其利益的庇护者,甚至最低层的贱民也可以自称是他的弟子,因而他备受人们的拥护和爱戴。然而,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僧侣和商人并不满意,他们试图竭尽全力来摧毁这种新兴的承认所有生者一律平等并都拥有一个可以预约的生活在幸福环境中的来世希望的宗教信条,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只好皈依在他的门下并把改变他的教义留给后人。乔达摩?悉达多的大彻大悟大慈大悲使他自己成为大光明的神灵——佛,他的教义穿越山谷,横渡江河,传到中国、日本、朝鲜、中亚、缅甸、锡兰,成为世界性宗教之一。但它对于印度和其它受到影响的国度的黑暗时代的命运丝毫无逆转能力。

(此处考虑配释迦牟尼图片一幅)

古希腊文明对后来的世界的影响力无有匹敌,这是任何其他文明下的人们内心的不平无法抵御和替代的,这与此神性再造时期的表现有密切的联系。荷马的史诗最直接的后果,是让人们在他的文字中把神作为一个问题来争论。同时,那些部落或城邦的军事首领以自己的生活轨迹来完成神赋予的命运,将古希腊带入一个漫长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时期。

和其它文明地区不同的是:古希腊城邦的部落特征更突出鲜明,为了应付频繁而残酷的战争,城邦首领需要在城邦内部获得更多支持,从而生出由几个贵族家族统治城邦的僭主政治或者叫做寡头政治的形式。再后来,对外战争需要城邦将权力和利益再向更为广泛的平民开放,雅典出现了早期民主政治的形式。

权力和利益向平民开放,带来了羊倌、牧民和小农们的联合,进而依靠人数的优势实现了对城邦的控制。对于早先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而言,这些出身低贱、言语鄙俗、缺少智慧的人和他们的代言人,应当永远处在权力和利益的边缘,尽管这些代言人及其家族最后也将获得高贵的贵族身份。对此而来的理论和行为的反动有了僭主政治的复辟以及反复辟。

荷马身后的古希腊正是处于这种内外冲突之中。

首先是赫拉克利特,在对赫西沃德、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等自然派哲学家一通斥责后指出:人们必须遵从全体所共有的东西……理性是全体所共有的……全体变为一,而一又变为全体……只有一是智慧,它愿意又不愿意用宇宙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指导万物的雷电。

他声称:斗争或战争是一切事物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的动力原则和创造性原则。战争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它证明有些人是神而另外一些人仅仅是人,并使他们成为奴隶,使前者成为主人。

他说:人们必须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诉讼就是斗争,而万物必然是通过斗争而发展的;谁赢得战争谁就会受到诸神和人们的赞扬,胜利越大则其命运就越光荣;最优秀的人寻求高于所有别的人的东西——永恒的声誉,一个人比一万个人更有价值,如果他是伟大的话。

及此,他发出了用战争恢复部族贵族政体、支持那些阻止平民化民主政治的贵族们的声音。

这时,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以弗所祭司位置的继承人,与前面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和他的前辈赫拉克利特一样,他也放弃了他的位置。他还让爱他的妻子儿女感觉到面包的有限性、肚子的抗议远甚于哲学的探索和拷问,而他不愿意顾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天又一天地在雅典的大街上奔跑、提问——他试图让人们明白:现实是完善的、永久的观念的蹩脚摹本,人们应当回到神创造的完美宇宙中去;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一个国家不能够得到拯救,不能够变得强盛起来。他的追问和理论建设及其与利用民主的雅典在与雅典的邻邦斯巴达的战争中的失败而欲全面实现僭主政治的贵族青年们的革命阴谋搅和在一起。革命爆发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人马作对撕杀,一场殊死搏斗不可避免。

混战似乎有利于革命的寡头政党及其领袖——那些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并实现了这些学生们领导的“三十僭主”的统治。但是,很快地,这种努力和它的暴政被有着广泛民意支持的民主派所摧毁。作为那些革命贵族及其革命的精神领袖,苏格拉底遭到那些重获权力的民主派的反感,因而被指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由五百名陪审员投票判处死刑,饮鸩而亡。

面对死亡,苏格拉底表现得很沉静,他拒绝了可以实现的逃亡,并对陷入悲痛之中的友人宣称:“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及此,他被他的传人们称为:最有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正如他自己所预料:人们掩埋的只是他的肉体。在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的深谷中,他的“精神”犹如影子,似乎要永远缠绕人类灵魂的躯体。

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著述,我们对他的微末了解,更多地来自于他最有成就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的极力褒扬的记述和创新。

尽管宣称其父系家族遥对阿提卡最后一个部族的王侯科德罗斯(Codrus),但柏拉图的贵族身份更多来自于他的母亲,据称她和她的家族为伟大的立法者梭伦的亲戚,他的两个舅舅克利蒂亚斯(Critias)和查米迪斯(Charmides)既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同时又是复辟的僭主政治时期三十僭主中的领袖。这两位血统高贵的苏格拉底的学生在利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残酷战争以及借助斯巴达这个雅典的敌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古代部落贵族政治的捍卫者来颠覆民主的雅典的革命中出类拔萃,从而成为僭主的首领。他们在短期内取得了实际的胜利,实现了“三十僭主”的恐怖统治。而随之而来的失败是他们的丧命,连同苏格拉底之死,这无疑地影响了柏拉图的生活并在他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对于民主政治与“群氓”的极端蔑视和极端仇恨。这种极端的蔑视和仇恨使他断定:民主政体必然被摧毁,代之以最佳的精英政治形式。这注定了他毕生的努力就是要象上帝一样为人们寻找一种方法:发现精英并赋予他们神圣的权力来治理国家。

因参与营救苏格拉底的活动以及与革命的僭主领袖克利蒂亚斯和查米迪斯的近亲关系使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滞留雅典过于危险,他们纷纷劝他离去。公元前399年,28岁的柏拉图离开他爱与恨同样深厚的雅典,开始了他的流亡和游学生活。

首先是逃到埃及,他被它悠久的神权政治传统及其文化所震撼,更被统治这个国家的祭司阶层的深邃博学所折服。他又来到西西里和意大利,一度加入到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学派中,与一群热衷政治学、信奉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厮混在一起。在斯巴达,他注意到那里生活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们同他们的民众吃住在一起,过着中国知识者20世纪初所实践的新村运动一般艰苦朴素的日子,同时考察了他们为军国而行的优生政策——限制婚配、遗弃孱弱婴孩和给予勇敢者拥有多妻的特别权利。对于共妻制,他也有过关注和考虑。关于他还到过的地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定论。但他的足迹广泛,他的眼睛和手指触摸过很多的神殿庙堂,他的心灵体验过众多民族的信条,他的大脑汲取了许多国度的智慧,经他的学说和文献呈现表明,这些是不容置疑的。12年以后,即公元前387年,年届四十的柏拉图回到了他的雅典,那个革命的、贵族的、文学的小愤青已经变成了既有渊博知识,又有艺术天赋,既是光彩照人的诗人,又是深邃无比的哲学家。现在,是他,柏拉图,施展他的抱负的时候了。

在柏拉图看来,本质或灵魂或始基或先父是先于事物或外于事物的存在,而感性事物正是这一存在的表现。所有的发展都从原初的、最完美的形式或理念开始,一切变化都意味着原初事物的本质的减少,从而丧失完美。因而,一切变化都是堕落,一切变化都是趋向坏事,一切持久的事物都是善,一切导致腐化与堕落的东西都是恶。善就是事物的静止不变的一种状态。

他还认为:万物都有一种它所从属并自然地适合的位置。它们极力要保持或恢复由其同类所属的位置,正如石块与泥土的坠地,正如空气与火的上升,它们只是要回到有序而自然的、它们所属而当然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于天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人,天生就是一位奴隶,奴隶制度对于奴隶而言是最好不过的。

他畅想着:一个国家应该像人体一样,由三部分组成,就像人有头、胸、腹一般,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与之对应的统治者、战士与农夫、工匠三个等级。一个理想的国家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位国民,都应该明白自己在整个国家中扮演无个人性的命定角色。在这里,任何阶级和个人都不得干预他人的事务,但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互相配合,通力合作,从而产生出一个整体和谐有效的社会。

他告诉雅典的人们:公民们,你们是手足般的兄弟,然而,神制造你们时所选用的材料却各不相同。你们中有的人有发号施令的能力和权力,这些人是神选用了金子来造的,所以,他们享有最高的荣誉;有些人是神选用白银制造的,所以,他们被指派成为辅助人员;还有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制造的,这些人只有去做农夫和工匠。一般情况下,这种划分会毫无变化地传至下一代,但因为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金质的父母有时也可能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可能生出金质的儿子。神声称,倘若金质或银质父母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儿子,那么,自然就要进行等级互换了……一句话,我们要尊奉神的旨意,绝不允许铜质或铁质的人掌握政权,否则,国家将会灭亡。

而在他看来: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国度,理应是一个由全神贯注于较高世界问题、目不转睛地仰视那有秩序的整齐的世界而毫不俯察人类事务的哲学王来统治的国度。唯有神圣的理性——哲学王才能成为立法者。

这就是柏拉图的正义、真理和美以及理念的全部涵义。

一旦有了机会,柏拉图会毫不犹豫地去实践他的理性和理想国。

在流亡西西里时,他积极参与西拉库斯(西西里的首都)的僭主狄奥尼西斯(Dionysius)的宫廷政治阴谋。刚刚重回雅典的公元前387年,他建立起自己的学园,这时,小狄奥尼西斯(the yuang Dionysius)向他发出邀请:帮助他实行僭主政治,将他的王国改造成理想国。在哲学家柏拉图看来,这是推行他的理念的绝妙捷径:教育一个人即便他是国王比教育全体国民容易得多。他欣然答应并前往了。但这位狄奥尼西斯发现柏拉图的实验计划中竟然需要他在作一个哲学家或者放弃王位之间作选择时,国王和哲学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哲学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被卖为奴隶,等待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和雅典的其他信徒来营救。然后,象中国那位已经疲惫的老年孔子一样,他继续他的学园和教育事业。不同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学生们相继获得成功,他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尊崇。直到年届八十,他安详恬静地告别人世,雅典以万人空巷的盛大场面送他进入墓地。

和孔子相似,他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无须证明的神的存在,他更关心和认为值得思考的是社会整体的秩序。而他的所谓秩序,常常为对于极权政治缺少理解的人们所渴慕,甚至不惜一切也要再作实践的努力——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理想国与他诞生以前古印度实行的种姓等级制度惊人相似。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马其顿王国宫廷医生的儿子,他来到柏拉图的学院进修二十年,然后成为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但同时对于柏拉图的那个永恒的理念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本质不可能离开事物而存在,事物就是其本质和形式的统一,感性事物在其自身内在本来就潜在地包含着最终状态或本质的种子;灵魂或本性是某种与形式或理念同质的东西,它内在于事物之中,并且是该事物运动的原则、路径和目的;形式和理念就是善,但它们却不在开端,而存在于目标之中。事物的变化就是要去实现这种善的本身。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最佳国家理论”,并得到他伟大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赞许和实践。亚历山大的帝国没有维持很久的时间,但它却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和其他古希腊的文明平稳地传递到它的征服者罗马人的手里,从而影响人类文化及其历史进程。不错,亚历山大大帝是全希腊最睿智的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军队又是将希腊精神传播开去的最优秀的教师。

(此处考虑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亚历山大图片各一幅)

正如人们所能见,赫拉克利特和三位哲学家开创着希腊文明的伟大时代,并在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杀伐征战中与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罗马乃至印度的文明混合,交互激荡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哲学派别和宗教的。那些宗教的共同特征是:通过特定的仪式,获得灵魂的救赎以及永远的生命。那些哲学派别要解决的是人类最佳的生死之道和伦理问题,它们是: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伊比鸠鲁学派和新柏拉图派。

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个人和民族的灾难来自于对天父耶和华信仰的丧失和对于摩西戒律的背离,他们在同期的文化记录便是这种信仰的背弃灾难和对于灾难的反思的循环。被奴役已久的以色列人开始相信:上帝向摩西颁布十诫并与之立约,才有了以色列的繁荣富强,而以色列人不遵守戒律和立约,上帝就借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之手实施“末日审判”。他们的先知来预言:上帝终将派出一位“和平之子”或大卫家族的新的国王来拯救那些愿意悔改、重新遵守戒律的子民。这个“救赎预言”延续了数百年,最后由拿撒勒马棚里降生的耶稣来完成。

平民耶稣生于他的犹太人同胞一次又一次起义及其惨败的时代。他以“上帝之子”、“弥赛亚(救主)”和“基督(王)”的名义,出现在他的犹太人同胞面前。他强调公正、仁爱和尽责等品行,主张除了敬爱和祀奉唯一的和一切生灵之父的上帝以外,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爱人如己,爱邻如己。在他看来,人皆有罪,而天父的恩典却公平和浩瀚无际,只要虔诚地祈祷、忏悔,就能获得宽恕免罪。他宣称爱无等差,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告诉人们,天国不在尘世,而在于一切愿意悔罪并遵行神意的人们的心里。

包括犹太人的一些宗教领袖在内,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是一位带领他们在嘹亮的军号声中重建“天国”、使犹太人从罗马统治下得到解放的“救世主”。这种愿望与耶稣的努力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差异,使他们竟然借了罗马人的手,于公元29年春那个星期五,将被戴有讽刺意味的王冠的耶稣与一个小偷一起,钉死在各各他骷髅山的十字架上。

而关于耶稣的复活,以及“被接引升天”,使他的门徒和后来的基督徒,由沮丧、失望、恐惧、失败之中生出欢乐、希望、勇敢、成功。人们坚信:降生于马棚里的那个婴孩,正是上帝许诺的他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和基督——他是为拯救人们脱离罪恶和不至于永远死亡而死在十字架上。正是这种信念和意志,耶稣的教义冲破了犹太人中那些宗教派别、异教和异邦的围堵和杀戮的重围,从单纯下层手工业者和渔人中发展到律师、医生、文官、法官中,甚至罗马各行省总督和罗马皇帝也放下屠刀,接受洗礼。

公元380年,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它拥有了对非基督教徒和哲学家的迫害的权力,继而关闭了柏拉图学园。

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异端裁判的理论,正是来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极权文化模式——不惜一切代价,通过维护法律的威严,尤其是通过宗教理论和实践的威严,来保护他们的羔羊,是牧羊倌式的统治者的责任,哪怕是为此不得不杀掉那些“豺狼”,这些“豺狼”尽管可能被认为是忠实的和高贵的人,他们的腐败良心不幸却不承认他应屈从于强权的威胁。

这时,那个曾经饱受迫害的民间教派,以教会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除了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被高高悬挂而外,它也可以像昔日镇压它自己的势力一样,决定别的个体和集团势力的命运了。

伴随着蛮夷四面八方的攻击下的罗马帝国的崩解,失去民间性而拥有异端裁判的教会高踞在各封建主的权力之上,人类进入了“一千年的夜晚”的中世纪黑暗时期。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基督教会带给人类的“一千年的夜晚”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无疑就是“黑洞”时期,让人看不到里面的任何影子。但借助少数细心的研究者的理性烛光,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并不模糊的哲学家的影子。据此,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基督的民间教派嬗变的文化逻辑。

圣奥古斯丁(St.Augstine,公元354年-公元430年),一个摩尼教信徒,一个对于古希腊的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派的哲学有过多年推崇备至经历的博学之士,在作一番细心研究后再皈依基督教作了主教的人。

公元386年的某一天,这个放荡的青年,这个狂傲智巧的雄辩家,在一座空旷的花园里得到神奇的启示而要披戴主基督耶稣。“一束恬静的光照在他的脸上,愁苦和眼泪一下子都消失了,满脸是喜乐的光芒。”几天后,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米兰国立修辞学教席,离开他年轻的未婚妻和纠缠不清的情妇,决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上帝。第二年,他接受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后来,他创立修道院,并成为一位敬虔的主教,一位谦卑睿智的神学家,一位寻求上帝真理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博学,他被称为教会博士。

他宣称:上帝自虚空中创造了世界,而这之前,世界的“模子”已经存在于神的心里。从而将柏拉图的“理念”模型放在上帝的心中。及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高深学问又有了生长的土壤。古希腊的极权文化和犹太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细心的人们发现,那座空旷花园神奇的那一天,改变了奥古斯丁整个一生,而他的一生,却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世界。人们说,奥古斯丁那一天的改变,正如同圣保罗由神的追迫者到圣使徒的转变。

圣奥古斯丁的重要著作是一本叫做《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书。他在书中着重阐述:地上之城因不自爱藐视上帝终必衰弱,上帝之城则以神爱为本必然兴旺长存。人类史就是“天国”与“世俗之国”之间奋战的历史,神以其先知先觉引导人类的历史,上帝要藉历史来实现天国的理想。及此,欧洲基督教的有组织的教会的组成,有了思想上的推动和发展动力。

他坚信和宣称:“除了教会以外,别无救赎。”其实质是从理论上为教会与从罗马帝国的没落中分离出来的国家之间的争夺而争夺对人类个体和整体的控制权张罗而已。

而以后的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矛头正要来直刺其心脏和眼睛。

圣托马斯·阿奎拉(St.Thomas Aquinas 公元1225年-公元1274年),一位巴黎大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成就就是将基督降生前数百年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基督教化”。他指出:上帝就是目的因,是造成各种自然现象的绝对力量。他指出:人的理性可以体认出自己周围的事物存在“目的因”,这正是上帝透过《圣经》和理性向人类显现自己,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证明天主存在的确实性。

从耶稣到圣保罗,从圣奥古斯丁而圣托马斯?阿奎拉,以及他们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民间教会走向拥有异端裁判的基督教会的全部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神性再造在中世纪显现的典型事例。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历史,在文化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政治哲学从书本到现实的历史。

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看待中世纪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找出西方的极权文化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儒家文化控制的极权文化的差异。借助细微的亮光,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问题:一方面,教会和教皇作为精神的主人看护一切人的灵魂存在,主张“教会以外别无救赎”,另一方面,世俗的君主照管他的臣民肉体的幸福。两相摩擦、冲突的结果,是使第三者——中世纪的城邦和它的自由民得以产生和得益,进而为宗教改革这一异端思想和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发生预备了不可缺少的环境。

如果说耶稣没有跨着大马、佩带利剑、披着战甲并吹响嘹亮的军号的到来多少使犹太人失望,那么,阿拉伯人似乎要幸运一些。公元7世纪早期,他们如愿以偿地盼来了既是精神又是军事的先知穆罕默德这位“全知全能”和“大慈大悲”的唯一神——真主安拉的使者,他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可兰经》和伊斯兰教。这个患有癫痫病的驱赶骆驼的行商领队,足迹遍及整个阿拉伯半岛。尽管不同民族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可能严重地影响他的商业贸易并使他苦恼不已,但和犹太商人以及基督徒的交往也使他获得文化上的巨大便宜。他后来的所作所为简直就象他的邻人的先知——摩西。他宣称:他的癫痫病和由此而来的呓语,正是天使迦伯列的话语。在他富有的妻子查狄亚的经济支持下,他放弃了行商的职业,向麦加的邻人宣讲自己就是人们盼望已久、安拉派来拯救世界的先知。这种言说,对于早已人人熟知的普普通通赶骆驼的行商的身份烙印很不相称。邻人们除了把他当成疯子哈哈嘲笑以外,还决定杀死他,因为他们感觉他的言说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值得可怜的害群之马。他开始了他的“伟大逃亡”,在麦地那,他得到成功,众多的人加入了他的伊斯兰教,成为“顺从主的意志”的穆斯林。他们组织起来,杀进麦加城,再后来,一切顺利,阿拉伯人得到了统一,还打败了罗马,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从欧洲的比利牛斯山脉,经西班牙而跨北非,再经叙利亚、亚美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一直延伸到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都是他们战舰和铁骑征战并所向披靡的范围。在文化意义方面,直到今天,伊斯兰教仍然广泛地影响着人类这个大家庭。

及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出于真诚的神性祀奉以消除残酷的战争,还是借神的名义实现对世俗权力和现实利益的占有的需要,极权者的频频僭越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神性再造与最初的神性存在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各文明区域,但再造神性以遏止僭越的愿望和努力却全成为泡影。

文字和刀剑结盟下的大小战争以及宫廷谋杀,早已将天命、神性挤到冰冷的地窖一角,人和人的创造物都遭到普遍而疯狂的践踏和毁灭。

(此处考虑配一幅叫“撒旦的挑战”的画)

新的僭越形式

教会势力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黑暗,并未将人类推进永无出路的“黑洞”,这要归功于罗马的崩溃、蛮族的冲击、阿拉伯人的征战,教会与王权的不断摩擦、冲突,乃至教会自身的分裂,是它们共同使地中海地区、不列颠、西欧、北欧和中东地区在政治上成为一块时时杂乱拼凑的座褥。这足以使自由城邦、以及各民族国家、各等级之间以及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法律以及相关的制度形式,可以有交流、学习和更新的空间。伴随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及法国大革命的雷霆,僭越出现了新的形式。

一般人容易将文艺复兴作为一枚敲不碎的坚果来接受。而事实是:文艺复兴既包括古希腊伟大时代人文主义精神和基督关于平等、自由的人类兄弟之爱以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古罗马法学思想等观念的复兴,还包括古希腊极权主义在教会势力和封建王权受到普遍责难、冲击时不失时机地变换花样的还魂。

大家知道,苏格拉底宣扬“蹩脚摹本说”和“回到神创造的宇宙”而遭到处决,原因在于他要为世人选择那些旧贵族而不是那些平民的代言人作为立法者;在柏拉图那里,理念和本质决定了那些具有特殊身份和特殊禀赋的人才能成为立法者和裁判人——哲学王(当然,他们最好就是像他的两个舅舅或者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服务的马其顿王国正要发展,他绝不会在过去去寻找它的理论底线,所以,他主张的“善”和“完美”不在事物发展的开端,而恰好在其过程和目标中;在基督教那里,有些人是可以得救而进入天国的,另一些人则相反不能。这些古老的思想,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选民论。它将继续影响人们的意识和社会历史的进程。

以自由、平等、博爱、人民的意志等观念激荡起来的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和拿破仑挥动的铁扫帚,冲击着天主教会和国王势力,足以使欧洲的封建势力惊恐昏厥。在此基础上,这些封建君主、天主教会一次又一次结成同盟,最后打败了法国。

而1815年的分赃并没有使他们得意忘形:为什么法国的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要欧洲君主一次又一次的艰难结盟和艰难反击?

他们最后明白:精神是潜在组织的本质性基础,而哲学是它的主导者,法国的强大与其思想上的变革有着绝对的联系。如果仅靠一纸同盟条约来主宰欧洲的命运和实现自身利益,谈何容易?

于是,他们在是年的神圣同盟条约中有针对性地声称:保卫君主政体及其基督教教义。

及此,寻找自己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言人和辩护士显得高明而必要了。

俄国人照搬了被他们打败的法国人的东西并感到荣幸。

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比他们高明。他大力清洗他的政府内的改革者和清除那些即使为他在反法战争中的胜利做过贡献的民族自由分子的思想影响,但他明白:完全禁止是愚蠢而无效的,而适当控制他们的限度则是健康的。这种适当控制及其核心体现在:一切学术研究都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并明确与之保持一致。

此时,黑格尔,海德堡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和他的《哲学全书》进入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视野。

正如他和他的负责意识形态的长官所了解,黑格尔教授指出:事物都有隐藏的、未发展的本质,万物都有实现其本质存在的必然变化。这些变化是一种纯粹的潜能的显现,因而,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切实在的必然是合理的。既然存在有比理性和理念的最终发展更高的标准;那么,一切现实是实在的和现实的事物就必然存在,必然是合理的和善的。对于人而言,维护自我人格而实现存在,意味着对他人的支配企图。所有的人际关系,最终将还原为一种主人与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极力维护和证明自己,没有这种本性、勇气和能力维持自己的独立的人,必定要遭受奴役。

他指出:这种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应物则是民族国家,它(国家)必须在历史舞台上维护自身,企图统治世界是它的责任。

黑格尔比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会简单地宣称:“一切学术研究都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并与之保持一致。而国王的高明之处在于接受教授以庞大的体系建构来与之保持暧昧关系。

1818年,国王在柏林召唤、召见教授,教授接受了他的任命,作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在国王和名流卿相的眷顾下,黑格尔教授的声望高窜,围绕他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不断扩大、越来越活跃的学派。这时,人们发现,黑格尔教授,已经成为了哲学界公认的独裁者。

我们发现,这时的黑格尔教授以他的《历史哲学》告诉人们:“哲学借以探讨历史唯一的思想,是理性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学说,即认为理论是世界的统治者,因而,世界史向我们呈现出合理的过程。这种信念和直观……并不是哲学领域的假设。它在那里证实……理性……是实体;是无限制的力量……无限制的质料……无限制的能量……这个”理念“或”理性“是真理、永恒和绝对强大的本质;它在世界中所展示的唯有这种理性及其荣光。”他在《哲学全书》中宣称:“历史,尤其是一般历史,是建立在一个本质的和实际的目的之上的;这个目的实际上现在是、将来还是在历史——即神的计划中实现的;总之,历史中有理性,必须按照严格的哲学根据来确定,从而表明它是本质的以及事实上是必然的。”

他认为:普遍定能在国家中找到,正如它在尘世存在那样。国家是神圣的理念,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神在尘世存在那样来显现来崇拜。国家是神在尘世的旅程,是客观实在,而真正的实在是必然的,它的现实的存在,实现了道德的生活。民族的精神决定着它的潜在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进入历史舞台即打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体性或灵魂。斗争的目的是支配世界,因而,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是一切事物之王,世界史是世界的正义法庭,而思想自由和科学只能依附于国家。什么是客观真理,则必须由国家作出判定。

他还说:“当一个民族参与实现了它的宏伟目标时,它就是有道德的和充满活力的……在文明的民族中,真正的勇敢在于准备将自身全部奉献给国家,从而只把个人算作大家中的一员……个人的勇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方面在于对普遍的自我从属。”

他继续说:维护和产生国家及其宪制的真正的活的总体是政府,而作为有机总体的政府中,国王的最高权力是维护一切和决定一切国家意志的顶峰和无所不包的统一。整体中的绝对的决定因素是单一的个人,即君主。国家的完美形式是君主专制,专制主义及其宪制是人类向往的目标和顶峰。

这时,我们发现,哲学教授黑格尔先生所建构的思想大厦,从理论上最恰当地表述了1815年欧洲君主们在维也纳分赃会议及其神圣同盟条约中的思想核心之一——保卫君主政体。

他让人们相信:神的目的是以理性的历史发展来实现的,它的三个步骤是:一个人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一部分人自由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和僭主政治;最后的一步是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的德意志的世界。

而最高级的德意志世界又分为三部分:“首先我们应该把宗教改革本质上看作普照万物的太阳,伴随着破晓的霞光,我们看到了中世纪时期的结束;其次是继宗教改革之后的事态的展开;最后是从上世纪结束算起的现代。”(《历史哲学》)

他还让人们坚信:“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般历史的舞台上,精神以其最具体的实在性展示自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德意志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其目的是实现作为自由职务限制的自我才觉得绝对真理……取决于官方的世界,其顶点是君主的个人决定;如前所述,一个最后的决定是一个绝对的必然性。”

至此,他可以作出他自己和国王感觉已经圆满的结论:“这是意识已到达的位置,它们构成自由实现之形式的主要阶段;因为世界史不过是自由理念的发展……世界史……是精神的实现,这是真正的神正论,历史中的神的公正……所有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物……本质上都是神的作品。”

概括地说,黑格尔大教授最终要表明的是;国王和德意志是神和历史共同的最终选择和最善的选择,既是以暴力和战争来实现,这也是正常和自然而然的,也是应当得到人民及其每一个个体自我放弃的支持和容忍并应当感到荣耀的。

“保卫基督教教义”,黑格尔教授这时确证的是1815年欧洲君主们在维也纳分赃会议及其神圣同盟条约上的另一思想核心。

不仅如此,他甚至把这一“神圣使命”或“历史重任”私授给他的知己或者叫做他的恩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以及德意志民族的战争。

当然,黑格尔先生要坐上国王所设置的哲学上的独裁者的交椅,它的哲学就不能只限于这些,否则,他就不配和不能够坐上去。在他的“精神世界”和“绝对精神”中,他还得摆放一些神秘的陶瓶和堆放令人晕眩的塑料花草,喷洒香波或空气清爽剂或者摇头丸——假如他能够如此。但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再是他最基础的东西了!

及此,黑格尔先生可以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并应当佩带“红鹰勋章”。

弗里德里希·威廉难得百年寿,黑格尔先生却得以继续其在欧洲及其以外的君主和极权政治的信奉者那里的“哲学上的独裁者”位置,这或许是国王陛下没有想到的。黑格尔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捣鼓人们的思想领域——精神是潜在组织的本质性基础,它最终外化为现实的强大力量,在欧洲的大地上横来竖去地撞击,带给人类的灾难无法算计。

但比较生长自它子宫中的两团怪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人类的戕害,它只能算幼稚园中的小男孩对同桌小女生的非礼。从文化传承意义而言,法西斯主义用日尔曼种族战争取代了德意志战争,用国家元首代替弗里德里希·威廉;而共产主义则选择了无产阶级及其精神导师,让他们用阶级战争和阶级斗争来完成其历史使命。

由于其内容、形式以及灾难性后果的现代性、当代性显性表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时期的人间罪恶的极端表演,人类的自觉已经足以将它们还原出本真,我有必要在此辍笔留空不述。

僭越时代的特征:人类从神与人温馨和谐的乐园出走已经很久远了,这一时间跨度如此宽阔时,我才准备宣告它的落日黄昏的来临,这注定要让人迷乱和迷惑。迷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原本在探访一个变幻莫测的迷狂的时代;迷惑是可以理解和消解的,因为我们是在试着用另一思维方式或者价值尺度对前人赋予我们的思维习惯作适当更新,适当的撞击是沟通的前提。

当人类从神赐予的乐园被驱逐或主动出走后,谁来赐予我们命运?这就必须重新确定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和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这时,在神与人之间、在人与人之间,置出或一团或一道或一圈层混沌、虚幻、时时伸出魔手的光,它们是世俗的权力和现实利益的所在:王(酋长、皇帝、天子、元首、主席、总书记……),精神领袖(祭司、巫咸、教主、哲学权威、道德家……)和绝对精神(本质、理念、命运、教会、祖宗、传统、民众、国家、阶级、政党、必然规律、人民意志……)。它或它们将神与人、人与人分隔并以神或神圣的名义,模铸出以自己为唯一中心和第一价值尺度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无所谓东方或西方的等级秩序的铸造和维持过程中,人的个体被宣称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卑贱的工具(比如雷锋同志所准确理解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或者“一滴水”)。而历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员,要么是伟大的领袖或伟大的国家,要么就可能是伟大的观念或伟大的阶级、伟大的家族。

但这些解说的随意性和不相容性,将人类个体与整体都推进到不间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冲突中。

兴亡多少事,尽付血肉躯!

这就是僭越时代和它的特征。

作为尘土的感受是归于寂灭,作为鱼肉的感受是归于无语无像,作为残存苟活的痛彻反思,注定要为普遍的得救贡献微力。

自觉起于荒原野冢,点点鬼火最后成就燎原之炬。虚幻的外衣被剥落被撕碎,僭越还原出其作为骷髅或蝼蛄的本身,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将不再完整。我们就都知道:

是时候了,午夜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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