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英在草创阶段非常灵活、开放，到了胜利之后就变得僵化、排外。佛教宣传人人平等，最后却产生了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门为穷人和贱人创立的，谁能想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
意大利著名学者帕累托如果不是个“精英统治论”者，那才叫奇怪呢。
帕累托1848年出生于巴黎，是热那亚的贵族后代，他的爷爷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帕累托当过工程师，做过总经理，在洛桑大学任教多年。他热衷过自由主义，支持过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居然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帕累托写过一本很薄很薄的小书，叫《精英的兴衰》。他在这本书里写到：
“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之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
精英有好的，有坏的;有新的，有旧的。
新的精英想要从旧的精英手中夺取特权，但他们不好意思明说，就说自己是为了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但仔细地看，就会发现政治的轮回，旧精英衰落，新精英崛起，都是有迹可寻的。
这种精英的更迭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
1.危机上升;
2.旧精英衰落;
3.新精英兴起。
危机上升时期，宗教情绪日益浓厚。帕累托所说的宗教情绪非常宽泛，他不仅是说基督教、佛教这些人们习知的宗教，他把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归为宗教情绪，爱国主义、禁酒运动、素食主义、禁欲主义，在他看来都是宗教情绪，象征着某种狂热。
为什么宗教情绪泛滥是危机出现的先兆呢?帕累托讲到，如果不是在危机时期，这种狂热绝不会超过一小圈人，而且只能有微小的影响，但到了危机时期，这些狂热分子的活动就扩大了，而且可能会变成普遍的社会现象。你想跟这些人讲理，没人跟你讲理。
旧精英的衰落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而新精英的兴起表现为卑微的大众对强大权威的报复。
当旧精英衰落时，我们能观察到两个同时出现的迹象：
第一，衰落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温良恭谦，更有人情味;
第二，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攫取利益。
这里面的矛盾在于，你要么强横，要么退让，但不能既软弱又想占便宜——没有实力的统治不可能持久。
旧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软弱，这也是宗教情绪弥漫的一个原因。“魔鬼在年迈力衰之时会立地成佛。”我们可能会突然看到统治阶层变得多愁善感，优柔寡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流血的恐惧弥漫在上流阶层。帕累托抱怨，政府为了安抚暴民和刁民主动退让。一位感情用事的绅士为了“拯救”一个妓女而娶了她。他觉得她是《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她不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绅士无奈地请求和她离婚。于是她杀了他。陪审团宣告她无罪，新闻界觉得她有理。
但旧的精英并没有停止邪恶的生活。他们只是不想冒武装抢劫的危险，只想悄悄地盗窃。统治阶层会给自己的企业更多的补贴，频繁地征税，变着法子用各种迂回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私利。
帕累托感慨，这真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少一点“人道主义”，多一点对别人的财产的尊重就好了。这种贪婪往往是软弱的表现。胆小者是最残忍狂暴的。图拉真强大但不暴戾，尼禄暴戾但不强大。
新精英来自哪里?
有意思的是，新精英很可能来自旧精英的内部。
想想看，有多少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旧精英的道德日益腐败，这使得他们中的更优秀者改变立场，转为投靠自己的对手。统治阶级失去了最强有力、最有道德的正派人士。
新精英强调对大众的教育。大众能够被教育出来吗?良好的教育能把弱智变成天才，把懦夫变成勇士，把荡妇变成烈女，让鼠目寸光者变得目光远大吗?至少帕累托是不相信的。但他不得不承认新精英在动员大众方面的巨大成就。
当然，他也注意到，新精英在草创阶段非常灵活、开放，到了胜利之后就变得僵化、排外。佛教宣传人人平等，最后却产生了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门为穷人和贱人创立的，谁能想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
不管是旧的精英，还是新的精英，主导社会变革的，永远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来源:何帆研究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