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英在草创阶段非常灵活、开放,到了胜利之后就变得僵化、排外。佛教宣传人人平等,最后却产生了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门为穷人和贱人创立的,谁能想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

意大利著名学者帕累托如果不是个“精英统治论”者,那才叫奇怪呢。
帕累托1848年出生于巴黎,是热那亚的贵族后代,他的爷爷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帕累托当过工程师,做过总经理,在洛桑大学任教多年。他热衷过自由主义,支持过社会主义,到了晚年居然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帕累托写过一本很薄很薄的小书,叫《精英的兴衰》。他在这本书里写到:

“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之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

精英有好的,有坏的;有新的,有旧的。

新的精英想要从旧的精英手中夺取特权,但他们不好意思明说,就说自己是为了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但仔细地看,就会发现政治的轮回,旧精英衰落,新精英崛起,都是有迹可寻的。

这种精英的更迭大致表现为三个阶段:

1.危机上升;

2.旧精英衰落;

3.新精英兴起。

危机上升时期,宗教情绪日益浓厚。帕累托所说的宗教情绪非常宽泛,他不仅是说基督教、佛教这些人们习知的宗教,他把当时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归为宗教情绪,爱国主义、禁酒运动、素食主义、禁欲主义,在他看来都是宗教情绪,象征着某种狂热。

为什么宗教情绪泛滥是危机出现的先兆呢?帕累托讲到,如果不是在危机时期,这种狂热绝不会超过一小圈人,而且只能有微小的影响,但到了危机时期,这些狂热分子的活动就扩大了,而且可能会变成普遍的社会现象。你想跟这些人讲理,没人跟你讲理。

旧精英的衰落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而新精英的兴起表现为卑微的大众对强大权威的报复。

当旧精英衰落时,我们能观察到两个同时出现的迹象:

第一,衰落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温良恭谦,更有人情味;

第二,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攫取利益。

这里面的矛盾在于,你要么强横,要么退让,但不能既软弱又想占便宜——没有实力的统治不可能持久。

旧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加软弱,这也是宗教情绪弥漫的一个原因。“魔鬼在年迈力衰之时会立地成佛。”我们可能会突然看到统治阶层变得多愁善感,优柔寡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流血的恐惧弥漫在上流阶层。帕累托抱怨,政府为了安抚暴民和刁民主动退让。一位感情用事的绅士为了“拯救”一个妓女而娶了她。他觉得她是《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她不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绅士无奈地请求和她离婚。于是她杀了他。陪审团宣告她无罪,新闻界觉得她有理。

但旧的精英并没有停止邪恶的生活。他们只是不想冒武装抢劫的危险,只想悄悄地盗窃。统治阶层会给自己的企业更多的补贴,频繁地征税,变着法子用各种迂回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私利。

帕累托感慨,这真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少一点“人道主义”,多一点对别人的财产的尊重就好了。这种贪婪往往是软弱的表现。胆小者是最残忍狂暴的。图拉真强大但不暴戾,尼禄暴戾但不强大。

新精英来自哪里?

有意思的是,新精英很可能来自旧精英的内部。

想想看,有多少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旧精英的道德日益腐败,这使得他们中的更优秀者改变立场,转为投靠自己的对手。统治阶级失去了最强有力、最有道德的正派人士。

新精英强调对大众的教育。大众能够被教育出来吗?良好的教育能把弱智变成天才,把懦夫变成勇士,把荡妇变成烈女,让鼠目寸光者变得目光远大吗?至少帕累托是不相信的。但他不得不承认新精英在动员大众方面的巨大成就。

当然,他也注意到,新精英在草创阶段非常灵活、开放,到了胜利之后就变得僵化、排外。佛教宣传人人平等,最后却产生了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门为穷人和贱人创立的,谁能想到以后会有等级森严、金碧辉煌的梵蒂冈?

不管是旧的精英,还是新的精英,主导社会变革的,永远是他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来源:何帆研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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