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4年,鲁迅就已经关注到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这位政治强人势力的突然爆发使这位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虑,纳粹的反犹和焚书都使他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味,但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险的气味甚至弥散到了中国。

“你可以叫我希特勒先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我‘我的元首’。”

这个56岁的半大老头站在真人秀的现场舞台上,环绕在周围的观众兴奋的目光包围下,对主持人抛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以他典型的尖利嗓音和假装受到挑衅的激愤态度做出回答,就像他当年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或是柏林的法西斯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而台下的观众也不负所望,除了没有火把游行和那个经典的伸直右臂直刺苍穹的敬礼动作外,欢呼声和掌声与当年纳粹游行时别无二致。

几天前,当他从一个杂草丛生的空场上醒过来时,头痛欲裂的脑袋里还残存着危急时刻的最后印象:当时斯大林的军队即将挺近柏林,战况的发展使他感到绝望,在那个散发着潮湿和冰冷气息的地堡里,他正和他心爱的爱娃在沙发上聊天,为了派遣寂寞还把他的老式手枪拿出来把玩,而下一刻,他却孤身一人躺在这片空场上,几位穿着俗艳运动服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但却没有像一个标准的青年团团员那样向他举右臂致礼!而且人们打招呼的方式也不再是“希特勒万岁”或是“我的元首万岁”,而是“老头儿,你瞎了吗!”

在之后的几天里,这个老头儿一直在以自己固执的方式努力适应这个社会,没错,这里还是柏林,但却和他所熟悉的柏林不同,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城市,一切是都由灰色、红色和黑色组成的,街上会有党卫队来回梭巡、维持治安,纠正每一个道德上和人种上的错误,而现在整个城市却被泡在五颜六色的光彩中,大街上到处是懒洋洋的年轻人,穿着邋遢懒惰,甚至和低下种族的男女搂搂抱抱,甚至整个国家竟然是由一个女总理当家,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头晕目眩。

但是,很快,他找到了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的新位置,那就是媒体:电视、网络、社交网站——在这个受到叙利亚难民危机冲击下的国度里,这位留着偏分头型和鬃刷小胡子的人物再一次受到瞩目,尽管这种瞩目究竟是欢迎还是厌恶尚难判断,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销声匿迹七十年后,希特勒回来了!

好吧,上面这些当然不是真的,而是根据帖木儿·魏穆斯的那本畅销小说神作《希特勒回来了》的内容再加上一点儿符合当下内容的合理想象,尽管这种挑动人们颅腔里灰质的内容纯属虚构,但引人深思的是,这种虚构有可能真的化为现实,在某些忧心忡忡的人眼中,希特勒即将回来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他不是像虚构小说中那样以活生生的肉身现身人世,但却可以以看不见的幽灵方式重返人间。

这个幽灵就是那本被认为代表希特勒思想精髓的著作《我的奋斗》,在很多人看来,这本书就像是希特勒施加了“纳粹黑魔法”的“魂器”,它的现身足以唤起那个尘封已久的幽灵。从1945年这个幽灵在纽伦堡被同盟国审判官以民主人权的符咒被封印起来以后,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它都一直蠢蠢欲动,而如今,这股黑暗的力量将被释放出来,而释放它的则是一部被名为《伯尔尼公约》的修订条款,正是这则条款规定《我的奋斗》的70年版权期即将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到期,在不少人看来,这意味着这只邪恶的魔兽将在2015年结束时破笼而出,重返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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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的第一个中文版,1934年由黎明书局刊印发行

但问题是,这种忧虑究竟是确有实据还是言过其实?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真的具有传说中那样强大到足以毁天劈地的魔性吗?

《我的奋斗》:20世纪(最)邪恶魔书的诞生

——或许没那么魔性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应该藏在91年前德国兰德斯堡监狱的那间舒适、温馨、装饰着卐字徽章和个人画像的囚室里。尽管在当时很多人眼中,关押在这间囚室里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正为践行他强大德意志的崇高理想而受难,但实际上,比起耶路撒冷骷髅地的十字架,这里简直像是度假胜地,恰如一幅描绘希特勒在1923年圣诞节站在囚室里向窗外远眺的宣传画那样,里面有圣诞树、温暖的火炉、白兰地,而窗外不仅有希特勒虚幻的第三帝国的远景,还有美丽的乡村风景。按照希特勒一位受难同志的说法:“希特勒的单人囚室看起来就像个杂货店,你可以用堆在那里的一切原料开一个花店、一个水果店和一个酒店。”

1923年11月8日发生在慕尼黑贝格伯劳啤酒罐的那场轻率的暴动,尽管在后人看来是一场穷凶极恶的夺权暴力犯罪,但在时人看来,这场暴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起义一样,都属于一场革命。正是这场缺乏谋划的暴动将34岁的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位万众敬仰的革命者,希特勒在法庭上演讲中的那句“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女神将微笑着撕毁原告的起诉书和法庭的判决书,因为她将宣告我无罪”很快就被被简化为更经典、更耳熟能详的台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被后世一代代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吟诵和传唱。

希特勒藉此在法庭上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民众的广泛同情,或许正是他起身离开法庭使身后响起的阵阵掌声,加上他对党内那些背信弃义的叛徒的愤恨,使他作出了写一本自传的决定,而兰德斯堡监狱优裕的物质条件和闲适的环境则为他写这本书提供了保证,为了方便他写书,监狱晚上的灯火管制专门为希特勒的个人囚室取消了。“在夜中的那些孤寂时刻,希特勒都伏在书桌前,秉烛夜读,他正为德国的复兴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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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他完成了那部被后世看做“邪恶之书”的个人传记《我的奋斗》

希特勒正式向外界透露他决定写这本回忆录的时间是1924年5月5日,他原本的打算是“写一本旧账,谈一谈11月9日热烈欢呼的那些绅士”,以及随后他们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冲动”,但很快,他自己的热情和冲动就开始鞭挞着他的创作热情向前推进。不过,更现实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也就是钱。为了打赢那场使他暴得革命者大名的官司,希特勒濒于破产,一想到需要支付的律师费,就“让我头皮发麻”,于是他迫切地想要写一本书能“大量印刷,希望借此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很私人的原因,他看上了一辆奔驰跑车,售价是2.6万马克,这辆车让他魂牵梦绕,以至于他还没有完成书稿时就托人帮忙预定,还挑选了自己中意的款式,最令他兴奋的是,还享受了折扣。

希特勒深信自己的传奇经历应当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写出的书定然大卖,从而获得不菲的版税和稿费收益。因此,他拒绝了给他版权费“低得可怜”的出版商波艾普列,将其让给弗朗茨·埃耶出版社的马克斯·阿曼,后者相信这部回忆录“印制精装收藏版,并标注编号,签上希特勒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卖出500马克”——后来的事情很快证明,这将是个错误的判断。

于是,在1924年6月初,埃耶出版社宣布即将印行一本由希特勒先生撰写的个人自传《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斗的四年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冗长的书名都更像是今天颇为流行的励志读物的名字,而不像一份符合希特勒职业革命家气质的宣言。《我的奋斗》这个更简短、更大众、后来被证明更具魔性的书名是阿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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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斗的四年半》,直到真正发行时才改为这个为后世所知的更简洁的名字《我的奋斗》

但就像所有“著名作家”的通病那样,希特勒也罹患有严重的拖稿症,本来预定在1924年7月出版的自传一直迟迟未出,直到12月20日他离开监狱时,才完成了书稿,也就是《我的奋斗》的第一卷。但这部书的最终出版却要等到1925年7月18日,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写得太烂了。

为了编辑这本书,出版社动用了7名编辑,一位叫汉夫施丹格尔的编辑将希特勒这本书的编辑过程称为“一场挣扎”,书里到处都是“糟糕透顶的形容词”、“滥用的最高格”还有大言不惭的“谎言”,这些“谎言”从第一页就开始了,希特勒将自己的父亲说成是“高级公务员”,但其实他不过是小官,而且脾气暴躁,好酒使性,但希特勒却将自己的家庭描写得让人感觉融洽和睦。之后撒谎的地方更多,但比起谎言和自吹自擂来,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拼写错误和语病,一位文学批评家从中发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的错误,这还是编辑努力一番的结果,按照希特勒的口述记录者赫斯的妻子的说法,整部书稿看起来就像是不可名状的口头韵文。

希特勒这本书的内容当然相当“邪恶”的,即使在当时,其激进的态度和近乎谩骂的语言也让很多人退避三舍,整本书与其说是一部自传,毋宁说是一本厚达400多页的宣传,充满了毁灭、毒化这些骇人听闻的字眼,希特勒试图使人相信,德国的困局乃至世界的困境,都是因为罪恶的犹太人力量玷污了高贵的雅利安人血统,这些低劣的种族把控经济,支配社会,甚至处心积虑挑动高贵种族的人自相残杀,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希特勒的这些思想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很多观点直接剽窃自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国际犹太势力:世界首要问题》,这本书里大量引用当时已经被判定为是沙皇俄国为了鼓吹反犹浪潮而杜撰的《锡安山长老会议记录原稿》内容,详尽地论述了所谓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阴谋,书中提到的德国的经济命脉已经被犹太人“坚如磐石”地“控制”住的说法深得希特勒之心。而这本书的作者福特,正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的创始人,被当时世界看作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其影响力之大使小说家扎米亚京创造了“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宏图大业如果最终得遂,那也一定是《我们》式的而非《1984》式的。

尽管希特勒得意于自己的飞扬神采,也借这本书倾泻了自己的激愤的反犹主义和复兴德意志的满腔热血。但1925年7月最终发行后的反馈却令他始料未及。《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希特勒的终结”,另一份报纸则评论说“作者不知道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即使是希特勒的同道人,《祖国巴伐利亚》这样的激进反犹刊物也揶揄地说这本书应该改名为《他的抽风》,在纳粹党内部的圈子里,这本书也被暗地里称为“我的痉挛”。在纳粹党的一次非正式集会上,党的一位领导人奥托·斯特拉瑟故意在会上援引了一段《我的奋斗》,引起的台下的一片震惊,大家还一致同意要让第一个进来说自己读了《我的奋斗》的人请客,结果第一个进来的是斯特拉瑟的哥哥格雷格尔,他“响亮地”回答说:“没看过!”

如果一本书在自己的圈子里都受到如此嘲笑,那么在外界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我的奋斗》第一卷在开始时的热销多少还倚靠的是一年前慕尼黑啤酒罐暴动的余热,而当第二卷在1926年12月11日出版,收获的一片可以预料到的冷落,甚至连批评家的兴趣也难以点燃了,问世一年,只卖出700本,截至1927年,《我的奋斗》第一卷卖出不到5000册,第二册则只卖出了1200册,尽管希特勒还颇有兴致的打算写第三册,但失望已极的出版商已经不愿拿希特勒的新著去打水漂了。面对现实,希特勒开始羡慕他的前辈,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谈话录都能如此畅销,而他自己“就不是当作家的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符合人们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真实看法,它确实是一本逻辑混乱、充满叫嚣式口号和奋激情绪的大杂烩,如果你想从里面读到一些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和细节描述的话,那也是相当徒劳的,也难怪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本书时都摇头不置,将其判定为一本不堪卒读、混乱乏味的书,甚至对其的揶揄大过批判。但如果我们循着这些历史学家政治正确的思路一直延伸下去的话,那么很容易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样一本荒谬乏味、让人开卷即烦的书,把它扔进垃圾堆还唯恐不及,怎么可能会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成魔之路:从“我的奋斗”到“我们的奋斗”

1935年12月31日子夜,或者说是1936年1月1日凌晨,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浓黑的夜晚,在中国上海大陆新村9号一间亮着台灯的房间里,一位瘦削的中年人正在翻看申报,当他看到第三面的广告时,一声嘲讽地哼笑声从一丛浓黑的胡子下传了出来。几天后,一篇名为《小大奇迹》的文章被刊登在《海燕》月刊的第一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一个署名叫何干的人对《申报》第三面上的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的图书广告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这则广告上,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代崛起的青年领袖,同时也是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推荐了一本名为《我之奋斗》的书,,按照罗家伦的推荐序所称,这本书的作者“希特拉”,“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

何干在文章中嘲讽说,针对罗家伦的这种“大奇迹”,还应当发现三种“小奇迹”:

“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

在文章的最末,何干发生一声尖锐的慨叹:“真是奇杀人哉!”

这个所谓的“何干”,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另一个笔名,而“希特拉”也就是希特勒刚刚进入中国时的诸多译名之一,早在1934年,鲁迅就已经关注到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这位政治强人势力的突然爆发使这位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虑,纳粹的反犹和焚书都使他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味,但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险的气味甚至弥散到了中国。早在20年代,就有很多类似希特勒纳粹组织的准法西斯社团在中国崛起,“醒狮社”、“国魂社”、“大江会”、“大神州会”、“少年自强会”等等,这些社团鼓吹通过严密的组织和近乎独裁的强权领导的方式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到了1934年,这种思潮突然变得兴盛起来。大量出版物开始介绍或是宣传法西斯主义,《中国晨报》、《中国日报》、《文化建设》、《青年与战争》、《社会主义月刊》等等超过200种报刊都在拥抱这一强劲的风潮,一位叫张锡龄的作者在《法西斯的意义和译名》的文章中将法西斯看作是大势所趋:“时代的车轮,既然踏入法西斯阶段,那么你就是任何人,亦不能螳臂挡车”。另一篇名为《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的文章则主张将国民党的政治组织和运动方式与法西斯结合在一起:“只有努力于法西斯蒂运动,只有法西斯蒂是拯救中国民族命运的法宝”。

甚至最初对法西斯主义隔阂颇深的蒋介石,从1933年开始,也逐渐接纳法西斯主义作为强国之道,尽管蒋声称“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但在军队的演讲中,蒋也同样希望能建立一种绝对信仰服从的体制:

“大家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做了统帅,就要大家信仰我,就是政府叫任何人来做统帅,大家也要一样信仰他!总之,我们全体士兵和各级官长,对于自己的上官,尤其是统帅必须绝对的服从!”

到1933年9月,蒋在江西对一批国民党干部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指出“我们才能第一次真正地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而到了1935年在蓝衣社成员的集会上,蒋已经近乎于法西斯的信徒:“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也正是在1934年4月15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一次以中文方块字的形式与中国读者见面,才满一个月就告再版,这种迅猛发展的速度让当时的书业观察者,著名作家茅盾也感到吃惊。

但实际上,《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热潮,只不过是《我的奋斗》在世界掀起热浪中的一朵浪花而已。1933年,美国霍顿-米福林出版社在波士顿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的《我的奋斗》,同年,赫斯特-布莱克顿公司在伦敦出版了同一个版本的《我的奋斗》,这两个译本的出版很快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在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这些地方都有版本发行,日本也在1934年推出了第一个日文译本,而在德国,仅仅1933年这一年,这本书就狂销了100万册,这本已经发行了10年的书,直到此刻才爆发出其强烈的魔性,像瘟疫一样传染整个世界,这一切确实像罗家伦所说的那样,“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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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的《我的奋斗》

但这个“奇迹”的原因却值得思考,我们对一本畅销书往往只看到它的热销和加印,却很少想到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人因书而出名,还是书因人而出名。

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问题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无聊,但对《我的奋斗》这本书来说,提出这个问题却饶富意义,就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希特勒的党内同志都不堪卒读,但在8年后,它却未加任何编辑修饰地行销世界,书本身在里面起到的作用肯定可以排除了,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发生的变化——1933年的希特勒不再是1924年那个关押在舒适牢房里的职业革命家,而是一跃成为德国总理,在很多人看来,1933年是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在经济危机肆虐的世界中,希特勒通过法西斯手段使德国迅速走上复兴,由一个战败国成为西方世界不可小觑的绝对强权,这种爆发的力量和速度令人吃惊,也让人嫉妒和艳羡,精明的出版商当然也从中发现了商机,他们急忙出版这本8年前被人骂得一文不值的荒谬著作,将其鼓吹成希特勒掌握大权,推动德国复兴的思想动力和力量源泉,《我的奋斗》就在出版商的商业利益推动下变成“我们的奋斗”的集体合唱。

但就像一本畅销书一样,有多少人真正读过这本书始终是个问题,编辑和译者也许出于工作职责通读了甚至是细读了这本书,但很少有证据证明他们从此变成了纳粹分子,真正成为纳粹分子的人,包括1936年在美国高举纳粹旗帜的那帮人实际上也只是从中挑出些断章残句,为这本书写书评的人则延续了8年前德国评论人的意见:这本书糟糕透顶,而且很危险。著名书评人奥托·托里斯克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称这本书“只有10%是自传,其他90%是在宣扬纳粹思想,100%都是宣传。每一个字都被用来加强宣传效果”,詹姆斯·杰拉德在《纽约书评》称这本书是一本“复仇之歌”,杰拉德特别提到希特勒的反犹倾向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希特勒所仇恨的种族,曾经诞生提升人类境界的重要人物,为科学、医药、外科、音乐、艺术以及文学增光,我们阅读希特勒的仇恨之歌时,悲哀中夹杂着对世界未来的恐惧”。当时在野的温斯顿·邱吉尔则从中窥出了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他认为《我的奋斗》中一字一句都明显透露出希特勒追求的目标:“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废弃《凡尔赛和约》……我已经写过上千次了,世上还有谁比我更愿意将自己的意愿公布记录得如此频繁?”

邱吉尔为希特勒的明目张胆的野心感到忧虑,但他无力回天,因为当时世界不是沉浸在绥靖的虚假和平的幻梦中,就是已经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脚下,英、美虽然有自己的民主传统不可动摇,但却无法遏制法西斯的苗头愈演愈烈,而在日本、中国这样的国家,则对希特勒的纳粹思想各取所需。日本军部不仅对希特勒对整个国家的严密控制和个人的威权魅力艳羡不已,更对其中高唱的纯粹种族的赞歌倍感狂喜,日本一直以来在西方强势文明的阴影下有一种自卑心态,认为黄种人在世界上备受歧视,而希特勒的书恰好为摆脱这种歧视的阴影提供了一种力量的支持,因此日文译本的《我的奋斗》为了满足这一理念,特别删去了希特勒关于日本的论述,因为在这些论述中,希特勒称日本引以为豪的文化其实不过是雅利安人带过去的文化。

而对中国人,特别是执政的国民党而言,他们对种族观念不感冒,却对希特勒军事化的领导手段和领袖的个人威权颇感兴趣,认为只要仿效得当(比如儒教+三民主义+法西斯),完全可以在中国复制纳粹德国的崛起神话。

但在纳粹德国内部,对那些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已经司空见惯了,到1945年希特勒败亡之际,这本书在德国发行量累计超过1000万,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一部,甚至是几部。纳粹党控制的教育部分将这本书强制作为推荐读物分发到各级学校和图书馆,但比起真正的极权国家而言,纳粹对《我的奋斗》的渗透力仍然很小,在纳粹的典礼上,这本书几乎不会出现——1930年以后发行的单卷本有780多页,太沉了,根本挥舞不起来,而且绝大多数人对这本书的态度是但知书名,不看内容,学校里也没有将其选入课文要求学生背诵记忆,它只是供奉在书架上的一件可以被忽视的圣物。庞大的印刷量也只是给希特勒提供一笔源源不断的版税而已。以至于1945年那个终结的日子到来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真正的读过这本书。

希特勒回来了?

那么,这本书究竟有多大的魔性呢?1945年12月的纽伦堡审判上,这本书被盟国的法官们判定为一本犯下了严重罪行的邪恶之书,根据英国助理起诉人弗雷德里克·艾尔文·琼斯少校的公诉词,这本书是那些纳粹被告“信仰的文件”,足以作为“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被告们——从他们夺取的政权的最初时刻起,而且实际上在此以前很久就已经在计划和准备一场进攻战争”的罪证。《我的奋斗》成为一本邪恶的禁忌之书的罪名也由之确定。德国也因此颁布法律,禁止在德国出版发行这本书,仅有的几本1945年之前的存书以及复制品,也仅限学术使用。盟军将这本书的版权交给巴伐利亚州政府,直到今年12月31日,这本书版权期到期,这本禁书才被释放出来。

这样看起来,仿佛这本魔书真的具有如此魔力,需要被封存起来,不然一旦释放,就会毒害人性,再次掀起波澜。但实际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的内容既荒谬无趣,不堪卒读,而且它又是因为作者的出名而畅销的,本身不值一提,所以它究竟有多大力量,仍然值得深思。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禁止了这部书,但在德国之外的世界里,这本书却没有被禁止,有不少老纳粹藏身的南美洲国家,这本书的其它语种就被半公开的发行,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这本书也跻身经久不衰的常销书行列,英国哈金森出版社在1969年就出版过《我的奋斗》的英文全译本,自此以后,一直不断再版,本来书商打出的广告是“这本邪恶(Evil)之书”,但最后在编辑部的抗议下变成了“这本无耻(Vile)之书”,这部书每年再版大约可销售3000部,数量不低。在美国,这本书则一直由1933年就拿到版权的霍顿-米福林出版社出版,现在研究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学者手里最常用的《我的奋斗》的版本就是该出版社1977年版,在波兰,索哈出版社印刷了两万多册《我的奋斗》投放市场,很快就销售一空,黑市价甚至由每本5万5千兹罗提涨到每本15万。最令人惊讶的是,这本充斥着反犹主义思想的书竟然还推出了希伯来文版本,由73岁的以色列学者丹雅龙翻译,也盛极一时。而在中国,这本书更是有数个版本,最常能得到的三个版本是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1996年版和北京现代出版社2001年版,当然,其翻译程度之糟糕,足令1930年代的中译本相见失色。而在台湾,陈式先生于1984年翻译的《我的奋斗》已经成为经典译本,而国立编译馆的版本,则颇合那些雅好半文半白者的口味。

有了这么多先见的版本,所以2015年的解禁即使带来一股热潮,也肯定不是因为这本书的魔性,更可能是因为人们对禁忌之物的好奇之心。尽管《我的奋斗》一直不断再版发行,但它是一本糟糕的书的判断似乎并没有随时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多少人真正因为读到它才受到感染成为纳粹分子将永远是个迷,就像小说里希特勒回来时的遭遇一样,当他继续按照70年前的思维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那些问题时,观众都大笑起来——秘密才是魔性的来源,而公开的笑声则会打败一切虚幻的偶像。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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