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在“文革”中的人来说,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的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梦想逐渐被击碎的过程。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偶然的命运,这是国家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1966-1976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之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毛泽东以巩固红色江山、实现均平世界为理想发动的,在野心家和投机者争权逐利、推波助澜下进行的,被广大怀揣崇高理想和神圣使命的群众所积极响应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景观,在此期间,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激情抑制了理性,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压制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党内的争权逐利局面和国家社会的混乱失序状态交织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因其对知识的践踏、对人的戕害、对道德和法制的蔑视,对这个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极权主义的梦想和悲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之下,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思想控制体制,革命的话语成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和神圣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具有了充分的条件——“革命”的合法性、道德优越性和组织动员能力,群众作为革命的主体,响应“革命”号召,怀揣着革命的炽热理想和创造历史的崇高使命感走上街头。文化大革命以共产主义和创造新世界的崇高理想为始因,却以国家的衰败和文明的倒退为悲剧而收尾,这值得后人深刻的警醒和反思。下面我将对文革的发生发展及运作逻辑做一个粗疏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自建国以来所建立的政党-国家结构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这种体制下,国家——社会的关系极为失衡,是一种“整体化”国家,执政党的触手伸到了乡村的每个生产小组,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在寡头统治铁律的作用下,执政党将权力集中于领袖一人之手,领袖个人意志即可转化为国家意志。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强有力的领袖意志之下推动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反思“文革”的历史错误时,也认识到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不可推卸的责任,于199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这样一段认识:“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经过反思,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定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认为毛泽东看到了党内的积弊和国家阶级的分化和固化,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捍卫者,出于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防范,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认为,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他将这视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调节手段。社会阶级常翻常新,人民可能生活在匮乏之中,但这是平均平等的匮乏,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这是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幅宏伟的蓝图,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坚信自己是捍卫革命理想和革命道路的信念下,毛泽东运用他在党内的权力自革命时期以来在积累的个人威望,逐步剪除、打压党内的反对派和他所认定的“走资派”,提拔和任用认同他的理论和权威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干部,利用他的个人神话和领袖魅力鼓舞和动员群众,在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文革”的发生,仅凭借一个克里斯玛型的魅力领袖和他的理想是远远不够的,自上而下的网状管理控制体制的保障是其能够发动的根基所在。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从经济入手,实现了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对个人经济资源的配给,进而实现了对人们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地位的控制,通过政治宣传、动员和强制,又进一步实现了思想的国有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全面地挤压了个体的自由空间,建立了全方位的极权控制体制。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最根本的体制性基础。这种极权体制对于群众运动的生成而言,实际上起了两大作用。第一,资源上的支撑与保障作用。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校长的决定性因素是运动的组织者“能够获取的资源总量的多少,或政治机会的消长。一个社会中能为社会运动所利用的资源或政治机会越多,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该社会运动的规模也就越大。”[1] 其二,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实现了人民群众对的严密控制,在城镇,市民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单位”中,在农村人们生活在类似于“单位”的村社或“人民公社”中。国家通过“单位”不仅垄断和控制了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还控制了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如就业、权利、机会、社会声望、社会身份等。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资源实行严密的控制与分配,从而形成了对“单位”成员的全面支配关系。

在领袖伟岸的形象及其崇高的道德使命的感召下,在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之下,群众被唤起了热忱和激情,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革命”。“群众”是谁,他们为什么参加“革命”?群众作为运动的主体,他们的特性是运动能够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按着哈耶克的定义,贬义的“群众”是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有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他们由社会中最坏的分子建立组成。首先,他们有较低的道德和知识标准,他们的见解和趣味维持在较为一致的低水平,具有着及其相似的、简单的和原始的本能。第二,这些人没有自己的信念,易于在鼓吹和灌输之下接受现成的价值体系。第三,这些人天性中的嫉妒、憎恨的情绪同消极的、煽动性的纲领更容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动的破坏力量。[2]群众接受了自上而下的崇高革命目标体系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革命道德体系,在他们之中便产生了宗教运动一般的强大道德情感,这种革命的道德成为他们的最高价值标准和价值准则,压倒了作为人最基本道德和良知,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常态由和谐、友善转为乖戾、对抗性。此外,在群众这个集团内,人们把自己设想是道德的,将不道德转嫁给集团,这样就将人们从作为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的行为的许多道德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这就解释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砸烂公检法的夺权运动、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批判等等一系列的行为,这些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文革”中,往往被最“道德”的人的所作所为。在群众性暴力中,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难的,但那些仍按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还说道:“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而且他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愿和努力。”[3]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起教育者被迫害身亡的卞仲耘事件中,只有一位女教师给死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写了一封信,向死者表示沉重哀悼,认为死者无罪,而杀人者需要被谴责。然而,这样的一封令人感到宽慰的信只能通过匿名的形式发出,少数清醒的头脑在一片喧嚣声中只能保持沉默。

对于处在“文革”中的人来说,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的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梦想逐渐被击碎的过程。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偶然的命运,这是国家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历史悲剧。奥克肖特曾说,政治应该是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政治家是船长,唯一的工作就是努力地使船平稳地航行。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袖的伟岸形象过于突出,设计了航行的目标和路线,船员随着船长的指挥左右摇摆,本来平静无波的海面上掀起风浪和波涛,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的巨轮被海浪掀翻、吞没,船长、舵手、船员,无一不葬身鱼腹。

[1] 赵鼎新著:《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更新和中国经验》,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版,216页。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54页——第155页。

[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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