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2015年12月12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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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20世纪匈牙利人”摄影展参展作品

说到中欧小国匈牙利的文学,大多数中国读者或许只熟悉裴多菲·山多尔(Petofi Sándor),那个写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人,那个在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诗人。此外就是凯尔泰斯·伊姆雷,曾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至于与裴多菲同名的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我们就完全不熟悉了。世界文坛也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知道这位作家,或者说重新发现这位作家,把他誉为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比肩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

在这个意义上,马洛伊是一位“落伍”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在匈牙利国内长期遭禁,在流亡国外时他又一直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无人翻译出版,所以他去世后才被世人所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却似乎与那个世纪的主流文学疏离,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他生于1900年,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都与时代有关。1918年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独立,他不久就离开祖国,前往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求学、结婚和写作。此后他回到匈牙利,居住了二十年,写出了许多重要作品。二战后期,他的六万册藏书在苏军空袭中全部被毁。1948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再度选择离开,经意大利移居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去。1989年2月,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饮弹自尽。同年10月,匈牙利恢复二战前的国名,转型民主制度。

马洛伊憎恶纳粹政权,但对二战后的新制度同样没有好感,拒绝其授予的职位与荣誉。在1972年出版的《土地,土地……》中,马洛伊解释了他再度离开匈牙利的原因,“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他在本质上属于从前的作家,那时的作家只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觉。就我读到的几部作品,他不像凯尔泰斯,既没有直接描写纳粹占领的恶行,也没有直接描写斯大林制度的暴政。他的生命似乎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停留在奥匈帝国瓦解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因此,他的创作不属于政治地理划分的东欧文学,而是属于中欧文学。当然,他也不属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一类作家,尽管他是第一个卡夫卡作品的匈牙利语译者。他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既不现代,更不后现代。对读者来说,那是一个昨日的世界,一曲传统贵族社会消亡的挽歌。

“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

他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这个城镇在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祖先是奥匈帝国的贵族,曾参加过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家族原姓格罗斯施米德,“马洛伊”是十八世纪时国王赐予的贵族称谓。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律师和公证员,担任过布拉格的市议会议员,属于新兴的上层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多年的欧洲漫游,马洛伊在1928年回返匈牙利,内心充满创作冲动,意识到:“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请注意“小世界”、“个体生命”的措词,这是理解马洛伊作品的关键。在他的印象中,他的一生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出于贵族文化培养出的一种文明的孤独感,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在写于1935年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马洛依详细刻画了上世纪初家乡考绍的身份社会,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城市在迅速资本主义化,到处是银行、教堂和楼房。他家租住在现代化的公寓,有电灯、暖气,同时保留了煤气灯和壁炉。“那栋楼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贵族、银行家与无产者比邻而居。马洛伊的家庭既保留了贵族传统,又恪守布尔乔亚的社会伦理。这个时期,社会阶级意识已经在匈牙利流行,阶级地位仍然重要,但贵族社会正处在瓦解之中,从前那种高贵、仁慈、忠诚以及尊重知识的贵族品格正在消失,让位于进步的自由平等观念。这使得马洛伊从小过着豪奢的生活,却又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各种社会阶层,尤其是家庭女佣人。在他眼里,她们不属于“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主人对她们比贵族更坏。在从前的贵族社会,家庭女佣人虽然地位低下,但却终身被看作是家庭成员,而在新兴市民家庭,她们却随时会遭到歧视和开除。“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当时的匈牙利还属于农业社会,有文化的上层阶级向往西方文化,平等观念已成为必要的社会教养。在学校和家庭,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善待穷人,但“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恪守布尔乔亚的伦理与同情底层社会的心理结合在一起,使得少年的作者融入不了任何阶层,感觉生活中缺少统一的道德规范。

马洛伊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式教育,读完左拉、法朗士、莫泊桑、波德莱尔的作品。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是从德国开始的,他在那里发现,西方人的“市民”概念与匈牙利人不同,没有明显的阶级含义,甚至连昔日的贵族也成为高谈阔论的革命家。这些人同情穷人,带着怀旧情绪憎恨自己的阶级。那是一个自由主义与通货膨胀的时代,工人、贵族、作家与革命者在一起聚会,谈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马洛伊本人也曾生活在工人中间,参加工人集会和贵族沙龙,讨论的话题都是政治与文学,就像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平等的思想是在贵族沙龙中产生的。在德国,马洛伊开始崭露头角,他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与托马斯·曼、茨威格、霍普特曼等名作家的专栏列在一起。

此后,他去了法国,那里的政治气氛更加浓厚。法国的作家已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他们只是在不断采用新的技巧。社会没有安全感,传统文明的根基正在动摇,人们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身上,文学运动也被纳入政治范畴。他意识到,这个世界正面临乌合之众横行的危险,而他出生的阶级和伦理却在最后坠落。“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他反感市民阶层的庸俗,只想见证过去的时代,那时的人始终保持对道德的忠诚,“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与许多东欧作家相比,他的视野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个世纪。在这个中欧的年轻人眼中,世纪初的西欧社会正陷入不安,它所流行的绝对平等观念注定要影响匈牙利的命运。

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会意识到,马洛伊的观点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他痛感浪漫主义价值观颠覆了传统道德,质疑人类是否可以抛开从前的理想而存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保守主义一直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出声音,但却归于徒劳。卡林内斯库曾概括五种现代艺术流派: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主义、刻奇(Kitsch,又译为媚俗,编者注)与后现代主义。这些艺术流派反映或批判了现代性问题。然而,现代艺术崇尚的仍然是时代而不是传统,是激情而不是责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所批判的价值沦丧。马洛伊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派,没有任何现代意味,但却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派作家不会触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

这种平民化过程表现出社会平等的观念,也表现出阶层之间的融合与矛盾,它打破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甚至影响到家庭内部。在那部描写婚姻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马洛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贵族两次婚姻的失败。小说分为《真爱》与《尤迪特……和尾声》两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真正的两个部分,《真爱》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一对已经分手的市民夫妻分别讲述失败的婚姻。《尤迪特……和尾声》则写于八十年代,以一对情人分别叙述四十年前的故事。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世上不存在真爱,所有婚姻都是不完美的,但实际上,失败的婚姻背后却有着社会的阶级原因。正如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独白》中所言:“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

男主人公彼得属于贵族市民阶层,在当时的匈牙利,“市民”概念既包括贵族、资本家、艺术家,也包括一般的小市民。尽管小说属于虚构,马洛伊一生的婚姻也很美满,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作者本人心态的折射。马洛伊的母亲出身小市民,虽然家庭较为富裕,但仍被父亲的贵族家庭看不起,而母亲的家族成员始终不能忍受这种等级森严的生活,马洛伊的大舅公因此信仰社会主义,试图用博爱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并且把财产都捐给了工人运动。直到上了大学,马洛伊接受了平等观念,才摆脱这种对于母亲家族的歧视与羞愧。

彼得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便是为了追求社会平等,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则是由于阶层矛盾。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属于市民阶层,但却是小市民,这个阶层更想要维护市民的生活方式,而她的丈夫却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的无聊和虚伪。受到人道主义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他爱上了家庭的女佣人尤迪特,以为这是他的真爱。尤迪特出身乡村穷人家庭,从小住在地窖里。她充满野心,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同时她又憎恨丈夫的贵族阶层,憎恨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内裤上织下自己的名字,身上有浓厚的甘草气味,不用手擤鼻涕,而是用手帕。在她眼里,他们整天百无聊赖,个个都患上偏头痛、消化不良和神经官能症,即使失去了一切,仍然要保持贵族的风度。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社会平等的观念会促成不同阶层的婚姻,但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会导致家庭矛盾。尤迪特憎恨丈夫身上的贵族气质,憎恨他从不强迫她,而是想要爱她。因为她知道,他是出于贵族的人道主义而爱下层人,所以她从未爱过丈夫。为了报复,她欺骗丈夫,拼命挥霍丈夫的钱。她永远不会谅解丈夫的阶级出身,这一点她是对的,爱情不可能出于追求社会平等的原因,何况在她眼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公平正义:

我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金钱、宫殿、宝石而痛恨他们。我不是一个造反的无产者,也不是带着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来自更底层,所以比起蛊惑人心的那些说法,我更清楚其他的东西。我知道,在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曾也不会存在公正。一种不公正消失,会有其他的不公正取而代之。

尤迪特对于社会平等的认识在小说中的一位作家身上也得到体现,他是彼得的朋友,是故事的旁观者,也是马洛伊本人的化身。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尤迪特与这位作家曾在一起度过,他不相信任何革命能改变人类的天性,告诫她在未来的世界里,美丽将被视为挑衅,才华是一种煽动,个性则是恐怖活动,统治这个世界的将是丑陋、无能和没有个性的人。这也是彼得的看法,当尤迪特与彼得在苏军轰炸期间偶然相逢时,对于眼前的战争惨象,他似乎无动于衷,她问他:“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回答:“恐怕,人太多了。”这句话实际上饱含深义,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马洛伊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派,没有任何现代意味,但却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派作家不会触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

马洛伊将逝去的世界看作是最好的时代,他的情感已经渗透到过去的岁月中,这使得流亡的作家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

认同平等价值,留恋贵族伦理

匈牙利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的专制时期,一直处于欧洲文化的边缘,但却同样融入了现代的平等化趋势。自从裴多菲的诗歌诞生,民族与阶级的平等便成为匈牙利文学的主题。上层阶级的特权使社会越来越感到无法忍耐,将人们推向生而平等的思想。尤其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一切特权都应当受到理性的抨击。然而,由于没有政治自由,知识分子缺乏这方面的具体知识,只是热衷于普遍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往往脱离实际,这种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政治使他们更倾向于受法国的激进主义影响,而不是受英国的经验主义影响。他们急于彻底改变社会,打破阶层的分界,但却不知道平等社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在马洛伊的思想与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困惑来。

然而,马洛伊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最终还是救了他。他认同平等价值,但同时又留恋贵族伦理,这使得他能够很早就察觉到,伴随着平等口号而来的将是自由的丧失。当马洛伊在1948年离开祖国时,匈牙利驻瑞士使馆的人员对他说:“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他回答:“为了那5%。”也许在他心里,这个5%就是那些恪守贵族伦理的少数人。在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切尔纳克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贵族气质。后来的历史证明,匈牙利人曾为社会平等的思想所鼓舞,陷入相互斗争。社会平等所导致的结果是道德的平民化与粗俗化,它对于自由的认知往往是谬误的。就像托克维尔曾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所总结的:“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下降。”最终,人们连曾经拥有的自由也丧失了。

显而易见,马洛伊的伦理主题离我们十分遥远和陌生,他所迷恋的那种注重尊严、忠诚和同情的贵族伦理早已不复存在。在历经一战、二战及后来的“平等”社会后,那些道德价值与他曾经熟悉的匈牙利一起消失了。马洛伊仍然关注着故乡,当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裴多菲的自由声音再度响彻街头。他在国外报纸发表文章,支持匈牙利人的反抗。在他看来,官方宣扬的社会平等从来都是一个谎言,他后来写道:“谎言,还从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这句话在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中也曾被引用,看来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体验了。马洛伊的洞察不过证明了,被一个世纪所忽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坚持传统道德,并视其为自由的先在前提,因而往往比那些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更懂得自由的真髓。

没有自由的平等是虚假的,这样的平等有着比尤迪特更多的仇恨和贪婪。即使是憎恶等级社会的尤迪特,也不相信会有真正的平等。当新制度随着苏联军队的到来而建立起来时,身处下层阶级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了。从前的贵族对佣人偷东西睁只眼闭只眼,如今的新政权却拿走一切,还不许人们吭一声。就像她后来的一位艺术家情人所说,穷人现在属于人民,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他们。这是一个既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而是属于“人民”的社会。最后,尤迪特与她的贵族前夫、那个作家以及她的艺术家情人一样,离开祖国,流亡他乡。

马洛伊将逝去的世界看作是最好的时代,他的情感已经渗透到过去的岁月中,这使得流亡的作家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西方社会对他来说同样格格不入,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结尾,尤迪特的艺术家情人在纽约遇到落魄的彼得,两个匈牙利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那位艺术家对彼得说,阶级矛盾在西方已经有了新的形式,有钱人绞尽脑汁,说服穷人分期付款购买商品,极力要把穷人变成富人。但是,他们之间精神上的对立依然存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阶层从来没有形成过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马洛伊的作品还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就现代人的价值而言,作者通过那些充满怀旧情绪的作品,说出了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事实: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平等的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曾经主导社会秩序的贵族道德消亡了,它已经不再可能成为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随之兴起的平民价值观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尚的地方,让人们能有尊严地活着。它太崇尚粗野、愤恨和激情,而不是优雅、宽容和智慧。马洛伊最终得到世人的认可,他作品的价值被重新发现,这或许表明,他所揭示的主题触到了现代人的痛点,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蔑视人道主义的世界。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