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财经》发了一篇专稿,题目是《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为治霾算笔账》。文章说,“北京再次陷入重度‘霾伏’,首次启动了红色预警。红色预警代表着政府启动了一种极高等级的应急状态,全社会都要随之进入应急状态应对灾难。……按《大气防治投融资需求》,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从中央财政投入规模来看,尽管有稳定增长,但是与实际需求相比仍落差较大。”说这麽多,其实就是两个字:没钱。就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

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不是早有规定,“谁污染,谁治理”吗?既然大气污染主要来自于官吏们以高污染GDP猎取权、钱、色,以至于钱多得花不了藏在夹壁牆、水池裡霉烂,何不去找贪官污吏去呀!去找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呀!肖扬创了个世界纪录:以最高法院院长之身贪污1500个亿!

人们在网上争论:1500亿能干什麽?

——起码相当于750万中国人一年的平均工资。按照每家3口计算,至少可以养活2000多万个老百姓;

——可以买一座空荡荡的城市了,然后请一堆的小姐服侍自己;

——可以去非洲买大半个国家自己当总统;

——可以买若干架战斗机,或者造七艘航空母舰……

以我之见,当然首先应当用于治理首都雾霾。据专家测算,北京天津河北这一块“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治理雾霾,总投资大约需要3450亿。这点钱,肖扬一人就能出一半。再找一个肖扬,中国首善之区的呼吸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一个法官竟能贪污受贿1500个亿,匪夷所思。但并非孤例,他的上司周永康不是也查出来900多亿资产吗?一个主管政法的党官,又不是大毒枭、抢银行的劫匪,从何而来如此巨资?再去找几个法官和政法书记,光是司法系统的赃款就足以解决京津冀地区的雾霾了。
那麽全国治霾呢?

环保专家测算,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政法系统可能出不起,但全国的事全国办:外逃贪官10几万,卷逃款逾2万亿——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指称,中国非法资金转移全球首屈一指,从2000至2008年,自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不是人民币,是美元。随便算一算,就是全国治霾所需投资的10倍。“都说治霾,钱从何而来?”——这2万亿美元不是钱吗?自然,这钱是卷逃走了,大约难要回来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抓住他们的手不许再贪了不行吗?不行,打死不行!这就点了人家命门了。

看看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曾经连续6年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桉,皆如泥牛入海无消息。2012年,韩德云先生第7次提出了这个议桉,这回幸运地列入表决,结果遭到无情否决。记者对这一场面有一则震撼性描述:议桉一提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代表们在无声中按下否决按钮,否决率高达99.99%。查那一届代表人数为2987,也就是说,赞成票加上弃权票是3票。我怀疑这个百分比搞错了,小数点后面是不是多写了一个9?就算是加上10倍,30个人赞成,那也太可怕了。

谁说是“橡皮图章”?多麽快速、准确的本质性的选择啊!

他们都是什麽人?他们代表谁?他们代表腐烂、掠夺、专横、野蛮,不知羞耻,他们代表肖扬、周永康,他们代表癌症村、雾霾!
既便他们一齐按下否决按钮,不许追讨赃款,但他们手裡仍然有钱,有很多钱。中共如今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英国之总合,更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这些钱哪儿来的?是从盗卖土地以及由此而拉动的房地产、钢铁、水泥、製造、能源、运输等等产业。其源头是土地——卖地收入高达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数字是佔年财政收入的71.68%。
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

2012年2.7万亿;
2013年4.1万亿;
2014年4.2万亿;
2015年官方预计近4万亿。
这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18万亿,怎麽还说治霾无钱?

富于中国特色的高速崛起,其核心秘密就在于压榨资源环境与压榨底层百姓。稍有一点良心,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返还这泼天暴利的来源——环境与人民。这是最温和的要求了。有论者说:“土地出让收入增加……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腾挪的空间更加宽松。”——文人的想当然尔!“腾挪的空间更加宽松”吗?连呼吸一口清洁空气的钱还不知到哪儿去“腾挪”呢!我们能看见的,是把不义之财“腾挪”到外国的“空间更加宽鬆”了。
让我再次引述专家的估算:“全国大气污染防治直接投资共需1.84万亿元”。近5年来卖地收入年均3.6万亿,是这个1.84万亿的2倍。如果分5年投入,每年治霾投资,只占到年均卖地收入的十分之一。

由此观之,治霾没钱是一个伪问题。不是没钱,是不愿意出钱。99.9%的“人民代表”都在那儿毫不犹豫地按否定键,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说白了:他们的心思在伺机卷款潜逃,谁在乎你中国雾霾不雾霾!

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

来源: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