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如何了百愿:恩师蒋培坤先生百日祭1

蒋师培坤先生寂寂仙去百日。百日之中,我常感到,人生的大悲痛无过于此:家国难归,何日拜祭灵前?天人相隔,怎能接通音问?唯有先生音容,常在耳边眼前,伴我度过一个个无眠之夜。回想先生奇崛的爱恨人生,我虽时有悲愤、悲凉之感,但更多的却是热烈的爱、高贵的单纯,使我常常在绝望中犹抱有希望,于无力中感到力量。

先生对于他的死是有准备的。他早就立好了遗嘱: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迅速火化,骨灰带回家中,与爱子捷连的骨灰相伴。但我听到他的噩耗,却感到极为突然、震惊!此前一周,我们还有通话,他最后还是习惯性地大声提醒我:“十天半个月啊。”他总是希望我时不时给他一个电话,尽管他说的很少,而且电话打过去,绝大部分是丁老师接的。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就这么突然地干干净净地走了……

一、八十竿头更望百,还看猖狂能几重

我稍感欣慰的是,我去国前一月,恰逢先生的八十寿辰。2013年12月20日,我们几位弟子在“十里桨声”简单地为他张罗了一次八十华诞的寿宴。

一死如何了百愿:恩师蒋培坤先生百日祭2

上面这张合影的背景中有一个牌匾,并不是酒店原来就有的装饰,而是我特意为蒋老师八十华诞作的,其辞曰——

巍巍蒋师吾所宗
皑皑华发绕青峰
少年负笈南复北
多难融学西入东
论纲一书真名世
宣言两卷写大同
八十竿头更望百
还看猖狂能几重?

先生对这个寿匾非常喜欢,他亲自动手,将之高挂在涧桥泊屋馆家中的客厅。他也喜欢当中的文字,说:“寥寥几句,写尽一生。”

先说最后两句:“八十竿头更望百,还看猖狂能几重?”这是我们为他祝寿时的祝福:希望他能活到100岁,再活20年,看世界潮来潮往,潮起潮落;看他宴宾客,看他起高楼,冷眼看那丧心病狂者能横行几时?!当然我们也满怀希望,盼望他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正义虽然迟到,但最终还是到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这么快就走了,让人感到突兀,感到深深的遗憾和久久不去的悲痛。

提起这次寿宴,还有一个小插曲:先生非常希望高瑜女士出席。但我当时感到高瑜老师目标太大,可能身后有一群“尾巴”,担心会因此破坏寿宴的气氛(四个月后,高瑜不幸被捕。似乎证明当时的担心并非完全多余)。我对先生说了我的担心, 他回答说:“听你的!”回想起来,先生总是这样豁达、从善如流!

二、少年负笈南复北,多难融学西入东

1934年12月21日,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北东湖塘镇大成村。先生本姓尤,生于一个“半地主式富农”家庭,其父是无锡当地知名的道教大法师。先生出生后不久,过继给蒋姓舅父,从养父姓。

先生的故里,是人文毓秀之地,乡贤中有大名鼎鼎的东林党人顾宪成等。先生从小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熏染,嗜书好学。不巧的是,他上初中的那年,恰逢“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滚滚洪流之中,先生就读的中学却不幸关了门。无奈中,他回到乡里,种了三年地。三年之后,中学复校。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完初中。先生自然格外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求学机会。他不负家人的期望,考上了当时无锡市最好的高中——市一中。上大学时家里实在无法承担他的费用,所以先生只好到上海上了免缴学费还给助学金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又被学校选中,派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学研究班的招生考试,并一举中的,成为当年凤毛麟角的研究生。先生是书虫,他在读研究班时,常常整天泡在人大铁一号的图书馆里。冬天时往往带着两个馒头,放在炉火盖上,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图书馆管理员们对先生印象极深。后来先生与丁子霖老师结缡于江西五七干校,当年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不无遗憾地对丁说:“你嫁了个书呆子!”

先生确是个书虫。无论是在上海华东师大还是人大文研班期间,还是后来那如火如荼搞政治运动的年代,他都埋头学习,以致在每次运动结束时的“总结”中总会带上个“白专道路”的名号。他总是埋头读书,不善于与人来往,更不掺合人事纠纷……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先生却“躲进小楼成一统”,用这样的方式保持人性的高贵与尊严。

1969-1972年,先生被时代的逆流所裹挟,又从北到南,赴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余江县原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不意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一则报道,居然让最高领袖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进而“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出两首《送瘟神》,使这个县惊艳全国。在去之前,人大教工心目里的余江,真的是像诗人所想象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壮丽景象;可是十几年后,一旦到了那里,想象落地,却不啻如人迹罕至、几近废墟的流放之地。那是离县城很远很远的一片红山坡,放眼望不到边际。根本没有路,即使众多人大教工涌来后,走的人多了,也成不了路,而是一片泥泞。

这期间,1970年11月,先生与丁子霖老师结为夫妻;1972年6月3日,他们的独子蒋捷连出生;72年7月,先生染上了“钩端螺旋体”的地方病,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先生几乎因此毙命。所幸的是,先生后来转到了附近的鹰潭医院。该院属地方性医院,对诊治当地的流行病有较多的经验,在那里被确诊:是一种即使在当地也已很少见的“小虫病”。于是对症下药,将先生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

一死如何了百愿:恩师蒋培坤先生百日祭3
(蒋培坤、丁子霖结婚照)

一死如何了百愿:恩师蒋培坤先生百日祭4

文革中后期(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从江西干校返京后,全校教职员工按系、所分配至北京其他高校。先生从南返北,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1973-1978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后任该院学报编辑。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先生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于中文系,1985年越级提升评为教授。1986年,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兼任该校美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升任所长。

三、论纲一书真名世,宣言两卷写大同

文革结束之后的10年,是先生自认为一生中“最为舒心的10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回归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洪流,他们从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和人道主义出发,发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通常统称为“理论务虚派”。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依靠自己在马列文论的精深造诣,学术精进,发表了大量美学文章和著作,声誉日隆。他所领导的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当时已经成为美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他是一个清高的学者。作为非党人士,能担任研究所所长,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党组织为了拉拢他入党,与他谈心,希望他能改掉“清高”的毛病。他本人却认为“清高”是一个人的优点。一个组织不能容忍“清高”,其龌龊程度,可想而知!

1988年,先生出版个人新专著《审美活动论纲》,该书自成一派,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底色,佐以西方人类学美学的历史研究,融汇中国文化的美学传统,系统研究了人类审美活动如何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侧面,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至今仍被引用不衰,成为美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学界因此有人将先生与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等人同列为“当代中国六大美学家”。

先生是知行合一的学者。他生性淡泊,但热爱生活,唯美是瞻。他有一双文人中难得一见的巧手。无论是侍弄花草、树木、石头,还是做木工、打家具,都自成一格。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人与书具老,书法与雕刻也自成一体。他的学术,更是自成一派。只是,今天的学者论述当代中国美学的演进,涉及先生处,常常还不忘补上一句:“1989年后,淡出美学界”。

在这里,“淡出”一词显得何其突兀和轻率!哪里是淡出呢,其实是何其严重的伤害、打压、消声的结果!

先生是一位儒雅而豁达的学者,“六四”前正处于学术爆发期,声誉日隆,但“六四”的枪声,他儿子的死,使他彻底地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不再去追求那学术上的虚名,而是“以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以失去的一切为代价”,获得进一步的觉醒,成为思想、人格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活在真话与真实之中”,不断地追寻中国的自由之路。

压迫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们的打压,同时由于海内外的良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雾霾之中的中国崛起了一座丰碑:天安门母亲群体。直到今天,血泊中崛起的这座丰碑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历史、人性和良知!

先生无疑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灵魂人物。20余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布的大量的寻访录、公开信,以及纪录片《天安门母亲之路》的脚本等等,几乎全部出自他的手笔。特别是1995年,由他主笔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公开发表,他一方面坚信“人类自由的曙光必将照亮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照亮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另一方面警惕“特权者权力的无限扩张,这种权力的迅速资源化,导致社会分配向两极中有权有势者一极大幅度倾斜,社会的公平、正义随之遭受到无情的践踏”。先生是中国公民运动的率先倡导者之一。“宣言两卷写大同”,这两个宣言正面地表达了他的思考和家国情怀,是研究蒋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

四、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在先生乡间的卜居里,先生刻有这样的一块木匾——

一死如何了百愿:恩师蒋培坤先生百日祭5

木匾上刻的是当年胡适给丁文江(丁子霖老师的伯父)的赠诗: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也是先生晚年心境的写照。正如先生所言,1989年以后,支撑他们活下来的不是恨,而是爱。是对他们儿子的爱,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后辈、学生的大爱。他的人生追求变得更为简单、质朴:“活在真话与真实之中。”

1992年6月,我本人因为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被捕。先生为我极力奔走,给监狱中的我送衣物和书籍。我至今难忘的是,在监狱里穿着他的一件宽大的毛衣时那种温暖的感受。丁老师说:“我给小廖拆洗翻晒被子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当初他要是听从我的劝告,汲取小连血的教训,是可以不付出如此代价的。由他又想起九泉之下的小连,我竟连给他送个衣被的机会都没有。”

先生还为我请律师,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京城的律所(那时,北京的律所不多)。他愤懑的是偌大京城,竟然没有一家律所愿意接案。有的律师本人虽愿接,但所在的事务所领导不准,不开具介绍信就无法接案。先生再一打听,才知市司法局早在内部打过招呼——凡此类案件都不准接。无奈,先生只好通知法院,请院方指定律师。法院还假惺惺地说:“怎么会请不到呀?北京这么多律师事务所……”

如同我一样,26年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人数不胜数。先生生前的最后时刻,心中最为惦念的是刘晓波、高瑜、浦志强等当时还在监狱中的晚辈。先生过世后,我在网上浏览到,即使在气氛如此紧张的大陆,依然有不少的朋友在网上纪念他,感念他的恩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官方网站竟然也一反常态,为先生发了讣告。

这些,让我想起26年前,先生之子蒋捷连罹难之时,他在人大附中的小同学们叠出一朵朵小白花,挂满了人大附中斑驳的院墙。那一墙的小花,代表着一颗颗心,无言地为他们曾经的伙伴送行……

26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北京居民送给先生一块上好的香樟木木材。先生亲手为儿子制作了一个样子像纪念碑的立柜,用来盛放儿子的骨灰。在柜子的正面,先生刻下了这样一行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如今先生也走了,他走得突然,走得平静。他依然是那个清高的学者,清清白白,人格高尚。他同样将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深处;他的遗教“活在真话与真实之中”,也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想说的是:“吾爱真理,更加倍地爱吾师,因为吾师如此爱真理。”

最后,借用当年胡适悼念丁文江的话:“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远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蒋培坤先生千古!

2016年1月4日于波士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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