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间二0一四年已经过去了，时光已迈入新的二0一五年。在二0一五年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媒体上出现了一则语出惊人的预言。在美国《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二0一五年一月出刊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二00一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在文中，这位美国的重量级经济学者大胆预言“中国世纪从二0一五年开始”，他说，二0一四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应正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身为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主要是通过经济数据分析时局的，他的论据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这一指标在二0一四年已经超过了美国，表明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二0一五年，并很有可能长时间地执此牛耳云云。
斯蒂格利茨的这篇文章和这份预言发表后，很快就被一些媒体加以转载，在一定范围内颇引起了一股评论的热潮。然而，这样大胆惊人的预言或许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吸引眼球，但不免有些轻率、粗糙和武断了，更难以经得起历史、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很不像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研究作风。如此预言的一大弊端是，这位学者描绘的是一幅过于简化的未来图景，而一部漫长的人类历史，有着远比某一单一指标（譬如经济数据）複杂得多的情况，不管是谈论过去的历史，还是预言未来的历史走向，仅仅凭某个指标数据就轻易地得出“某国的世纪”的结论，无疑是极其不够严谨的。
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缩写GDP）而论，中国在此数据上已于二0一0年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因此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样的经济总量成绩，却有着非常严重的弊端和负面问题，此处不赘。假设一下，中国的GDP总值在未来的某一天超过了美国，难道这就可以说从此之后世界就成了“中国世纪”了吗？这样的说法，别说其他国家的民众了，就连中国人也不以为然。根据国内某家媒体近期进行的一项民调，对于“中国世纪”论，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这么认为，认为这是一种“捧杀”，也即不切实际地过分吹捧，以至于使人骄傲自满、停滞退步甚至导致堕落和失败。
这一民调结果反映出，虽然中国经济成绩的数字亮丽，中国民众的人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富得冒油，但普通的中国民众并没有为此头脑发热，而是对中国的发展状况有着清醒的意识。这些年来，讨论有关诸如“中国崛起”、“中国世纪”之类的话题，相当多的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情绪当中，似乎指出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就是不热爱“中华民族”的言论。就大陆官方来说，对于这次美国学者提出“中国世纪”的说法，官方基本上是保持低调的，但对于某些高调“爱国人士”的亢奋言论还是默许的，因为这符合官方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也间接显示了执政党中共的“政绩”。然而，倘若硬要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强国，恐怕无论中外、东西方的许多人们都难以认同，因为这不需要多深的学术素养，而只是基本的事实和起码的常识。
必须指出，世界上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倘能够领引群伦，其引领力量一般包含着众多因素，财富或金钱有时会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不会是充分条件。纵观一部漫长的人类历史，道德、法律、宗教、思想、文化、哲学、艺术、知识、科技等因素，都曾单独或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地域）引领时代的力量，比如说，古希腊文明曾传遍整个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古罗马文明曾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帝国；基督教文明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传遍全世界；欧洲文明在十六世纪开始崛起、带来了文艺复兴、商业和科学革命；又比如亚洲的印度河文明、两河文明；欧洲的爱琴海文明；非洲的尼罗河文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等，当然还有华夏文明或儒家文明（中华文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都曾在某个历史时期引领人类走向文明进步，其中也有部分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由此可以看出，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文明的力量，是因为物质财富而引领时代的。其决定性因素要么是道德哲学或宗教，要么是思想文化或技术，再不就是艺术、知识等等。回溯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物质财富或金钱都没有居于主导的地位。无论是农业时代、古典时期，还是工业时代、知识时代，都不会说用经济数据或财富总量的指标，就据此得出某一民族或国家（帝国）成为“世界第一”、“全球强国”、“某国世纪”的结论，与之相反，历史上一些曾经物质上十分富裕的地区最终被其他民族征服的例子数不胜数，物质财富或金钱在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拥有征服性的力量。
话题回到当代中国上来。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已经不同于昔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更是引起世界瞩目，在廿一世纪初的十来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发达国家英国、德国和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大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是必须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全球人口总数的约五分之一，是日本的十倍，按照人口的规模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德国、英国是应该的；而在更能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人均GDP来看，中国的名义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上述发达国家，属于全球相对贫穷的国家。并且，中国的GDP总值是立足于粗放型经济的，并不是可持续的一种发展模式，也即所谓的“三高一低”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畸形的、破坏性的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像环境汙染、食品安全危机、民众健康品质恶化、贫富悬殊、官场贪腐成风、社会矛盾激化等等。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来说，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时至今日，当前最为迫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应迷失于甚至陶醉于所谓“崛起”、“世纪”之类的美妙词汇。依我看，作为一个尚未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尚不能充分保障国民自由权利的国家，根本谈不上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更谈不上成为所谓的崛起大国、全球强国。中国社会需要提倡民主、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信仰、人道主义、权力制衡等普世价值，需要将长期以来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转变为保障民权、以民为先，将专权、人治的治理模式转变为民主、法治的治理模式，乃因为，惟有一个开放的、富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体系，一个以保障国民自由和人权为归旨的制度模式，才能在国内焕发生机，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
写于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八日
文章来源：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