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九月三日大阅兵落幕,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五次大型阅兵活动,却是中共建政后首次以阅兵方式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前的十四次阅兵均是在十·一国庆期间进行的。此次阅兵活动也是习近平自二0一二年十一月就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活动。作为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活动,此次阅兵引发了国内外的讨论和争议.

在国际社会,这次阅兵予人的观感有所争议,有声音认为,这是为了缅怀先烈、纪念历史和呼唤和平,因此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有声音认为,北京的阅兵乃是为了“秀肌肉”,想借机威慑邻国,炫耀武力,甚至是为了巩固中共政权。事与愿违的是,这次阅兵展示了中共军队的强大,以及中共的领导能力,可国内环境却与此不符。

年初或更早时候,中共高层决定举办阅兵活动时,肯定不会想到,就在阅兵前夕股市暴跌、当局救市吃力,中国经济放慢速度,所谓的“中国模式”被质疑已走到尽头.而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市,竟然发生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死伤惨重,这起“人祸”暴露出体制的严重缺陷,迄今事故真相不明。

今年是二战胜利七十周年,这是今年全球的一件大事情。在西方国家,这样的庆祝活动展现出的,是一种既庄严又活泼的气氛,带有点嘉年华的味道,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领导人齐聚一堂,重温历史并祈祷和平。哪怕是举办一场盛大的阅兵活动,也让人感觉比较轻松,当地的民众也能够参与进来,比如参加游行、提供志愿者服务等。总之在西方,无论是阅兵或其他纪念活动,都不会有令人惊惧、紧张的气氛,有的只是对历史的回顾,对生命的感恩,对和平的祈愿。

但这次北京“九?三”阅兵庆典,却给人以甚为严肃、紧张的气氛,在阅兵前夕,北京市的保安不断提升,海陆空戒备深严,封闭街道,商店歇业,工厂停工,限制汽车上路,限制市民出入自由,窗户不能打开,甚至传出上餐馆吃饭也须实名的事情。相比较来看,巴黎举办的阅兵仪式,既是一场纪念活动,也是一次娱乐联欢活动,甚至还是旅游推介,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再来看莫斯科的阅兵仪式,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邀请了战败国德国的总理前来,展现出纪念活动乃是反法西斯而不是反德国。可北京的阅兵活动,令人感觉反日本比反法西斯更加突出,从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批评,到阅兵前后当局安排的反日活动,都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

在这次北京高调大阅兵的影响下,包括全球华人在内的国际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抗战真相和历史问题的争论。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日抗战中扮演的角色和贡献,北京已经无法一手垄断话语权,以至于北京已承认“主战场由国民党主导,敌后战场由中共主导”,尽管仍与抗战真相相距甚远,但也应肯定属于一定的退让,或者说对历史观阐释的些许进步。至于这是北京为当今时代潮流和现实政治所逼,而改变以往的定调,还是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尚待观察。

此次北京阅兵最大的争议是,当年领导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日的,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诞生,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至今仍拥有一套完整的政府、军队和人民;当年赢得抗战胜利的,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下的国军,而不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共产党延安政权。可如今,北京却以抗战的主角姿态攫取了纪念抗战胜利的舞台,一直并仍将共产党军队认定为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将游击战宣传成“抗击日军的主要形式”,今年某电影宣传甚至将毛泽东描绘成事实上是蒋中正参加的“开罗会议”的主角。北京这种扭曲史实的做法,让多名具有抗日经验的退役将领拒绝出席阅兵。

然而,稍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领导对日抗战的是中华民国,参战的是国民革命军(国军),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华民国当时的领袖是蒋中正。最近,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史教授、英国历史学家芮纳?米德批驳了北京官方的说法,他指出:“绝大部分对日战役都是在蒋介石将军指挥下进行的。”抗战老兵、前台湾军事首长郝柏村最近指出:“国军领导的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从比例上说,占百分之九十五的因素。”他又指出:“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占百分之五的因素,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事实上,对此中共高层也是心知肚明,只是碍于统治合法性等考量而不敢承认、进而扭曲史实罢了。最近,毛泽东的前秘书、现年九十八岁高龄的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阳女士向法新社声明说:“根据我父亲的亲述,很明确,抗日战争并非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当时在哪里?在毛泽东领导下躲在中国北方山大沟深的延安积蓄夺权的实力。”李楠阳女士指出,当时他的父亲也在延安,“他没有直接参与过任何打击日军的战争”。

另外,此次阅兵引人瞩目的是,在阅兵队伍出现了国民革命军旗帜,在阅兵方队中出现了国民党抗战老兵代表,这打破了中共历来抗战纪念活动的惯例,可说是稍许的进步,但必须指出,就一个现代国家政府来说,尤其是国际社会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是远远不够的。

回顾一九四九年中国建政后的大陆历史,曾经在国军中服役参加抗战、四九年后遗留大陆的上百万国民党官兵,此后被当局打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反共反人民”等,受尽了逼迫、折磨和打压,连带家属子女遭殃。既然北京业已承认国民党政府和国军的抗战贡献,那么,后续的国民党老兵的冤案平反、恢复名誉和国家赔偿,就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北京当局应尽的政府责任;再进一步,已逝的曾早冤案的国民党官兵的平反、恢复名誉和对子女后代的抚恤赔偿,也应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写于二零一五年九月六日

文章来源: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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