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平
对马永平的同情,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对当下社会秩序的不满乃至绝望的上升。

2015年1月5日,银川发生公交纵火案,共造成17人死亡、33人受伤,很快,犯罪嫌疑人马永平被抓获,与此同时,其所谓「遗书」也浮出了水面。这一悲剧的背后,是长达三年的追讨欠薪,其数目不过30万元,其家属也曾两次因为其「遗书」而报警,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在网络上,许多人依旧在谴责马永平,但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将反思指向了比马永平本人更深入的地方,甚至对马永平本人,也不无同情。

类似的评价不一,或观念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2008年8月,针对杨佳袭警事件,刘晓波先生曾发表题为「杨佳式暴力复仇是原始正义」的文章,在对杨佳个人遭遇表示同情的同时,坚决反对以暴力的方式维权。这一观点,在当时即引起了相当的争论。而近年来,围绕杨佳、钱明奇、直到这次的马永平,都有相似争论。不仅如此,从杨佳(2008)、钱明奇(2011)、陈水总(2013)、到马永平(2016),事件的性质是越来越严重:受攻击目标与体制尤其是暴力的距离越来越远,由警察局、政府大门到公交车,受害者也由警察、官员再到路人,与受害者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弱,按理,针对加害者的谴责应该越来越高,同情会越来越少,但事实却似乎相反,杨佳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英雄,如今,马永平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

逝者已矣,对于悲剧事件的评价,指向的是生者,以及生者所在的世界。从生者的角度,没有任何理由不谴责这样的加害,想想马永平给18个家庭带来的悲剧,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对他同情,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彻底绝望,连自己的生命也加以放弃的人来说,生者的理由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杨佳、钱明奇到马永平的悲剧中,显示的是他们价值世界的最终崩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崩塌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何以这样的崩塌会引来人们的同情。

何种行为为正当?这样的价值观,可以建立在绝对的诫命之上,但更多的是与一种可欲的、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相联系。一个人内化某一种价值观,并服从随之而来的道德约束,包含了从相应的社会秩序中获得安全、发展、乃至幸福的指望,可是,一旦某个个体意识到,在该社会秩序中,并不能获得想要的安全、发展和幸福,其内化的价值观和道德服从,就可能在特定的危机时刻轰然崩塌。杨佳、钱明奇和马永平在事前、事后的表现正是如此,马永平本人因讨薪被行政拘留,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这构成了其危机时刻,他在「遗书」里如此写道: 「你们看着我死。我也不叫你们好活,欺骗和压迫的农民工兄弟们,我呼吁你们站起来,采取任何手段,为我们的生存下去的权力而斗争。」

不可否认,社会并不是均质的存在,即使在所谓较好的社会秩序里,也总有人会在内心体会到崩塌。反过来,不同的个体对于相似的遭遇,也会有不同的处理,看上去相似的绝望遭遇,也会有人选择积极应对,而不是走上马永平这样的道路,也因此,并不能从杨佳、钱明奇、马永平这一系列个案,直接推论出当下社会秩序的状况,但是,对这一列个案的评价的变化,或者同情的上升,却能折射出相当的社会心理变化,这是因为,杨佳、钱明奇、马永平所造成的悲剧,在萌芽、酝酿到最后实施中,都与现行制度和权力关系有着深度的交集,对其评价或同情,其实都与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思考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秩序的评价越负面,对于这些看上去罪不可赦的人士的同情乃至评价,也就随之调高。也因此,对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等人的更多同情,其背后所折射的,是对当下社会秩序的不满乃至绝望的上升。

当下社会秩序,形成于66年前,简单而言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利被普遍剥夺,二是利益被系统地攫取,并在前30年达到过灾难性后果的顶点,近30多年来,人身经济文化权利有所改善,但公民和政治权利被压制,新的利益格局重新形成,上述两个特点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因此,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处于权利被剥夺,利益受损害的状况之中,而在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的悲剧性道路上,都有利益剥夺,进而求告无门的经历,这当然会唤起某种感同身受之情。

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样的状况始终在提醒许多人,这需要去抗争进而加以改变,但是,在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之下,捍卫自身权益的手段总是匮乏的,在网格化维稳的刚性压制之下,人们更习惯了隐忍、习惯了利益被剥夺的现实,内心的不满,更多化作了各种段子和调侃,从而,对于杨佳、钱明奇、马永平等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冲决,有某种感同身受的快感,尽管并不正确——别忘记了哭泣中的受难者家人,却往往突如其来,直上心头。

近些年来,围绕类似的个案,公众评价的变化曲线其实相当明显。一方面,在我看来,钱明奇、陈水总、马永平等事件,类似723动车事故和北京大雨淹死人,给人一种随机死的震惊,部分中产阶层(或和菜头所说有点产阶层)对类似事件的谴责,其实和点蜡烛类似,都是试图从心理上恢复对既存社会秩序的信念,通过将类似事件个人化特殊化,维持岁月静好的确幸,这样的谴责也因此越来越苍白无力。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当下秩序的不满乃至绝望,表现为对马永平们更多的同情,这来自于权利被普遍剥夺、利益被系统输送的当下现实,而在新极权体制的强力维稳之下,这样的情绪并没有可供逃逸的出口,只会继续加强,而不可能得到克服。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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