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3日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111岁生日。今日刊发景凯旋教授为此专门撰写的文章,以祝贺老先生寿辰。文章首发于高和分享,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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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活到111岁,就是个奇迹,而如果这位老人仍在读书著文,追求真知,其思想比年轻人还要敏锐,那就更是个奇迹。在周有光先生111岁华诞之际,搜狐网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了座谈会,主题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这恰恰是周老多年来的思考方向。走向世界就是开放,走向文明就是改革。当中国今天面临各种矛盾,有人想要再度拒绝世界与文明的时候,这位世纪老人的声音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与启迪。

周老生于1906年1月13日,一生而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四朝。他早年研读经济学,后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85岁退休后,周老开始转向文化学,每有著作问世,必会产生影响。这些文章与访谈涉及西方文化与制度、前苏联体制的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往往痛陈时弊,不乏睿见。比如,周老曾说:“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对于当今世态人心,可以说是一句警世之言。

有人说,周老谈论的都是常识,但中国几十年来缺乏的恰恰就是常识。黑格尔曾说:“一句哲理在年轻人嘴里说和在老年人嘴里说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说得只是这句哲理本身,尽管他可能理解得完全正确,而老年人不只是说了这句哲理,其中还包含了他的全部生活!”周老就是这样的老人。正因为他的知识有百年阅历作为背景,故尔他那些谈今论古、针砭时弊的平常话里才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周老的中西文化思考,已有许多学者谈论,这里无需赘论。在我看来,周老身上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教养,一是知识。他出身世家,受过旧式教育,又接受了新思想,但在人格上仍是旧式人物。这在我是一个褒词。说到底,现代化并没有提供任何更高尚的伦理,反而摧毁了高贵的品质。所以,当看到一个有新思想和旧道德的人,我们今天会由衷感到亲近。所谓高贵,就是知识而有教养,其读书治学与安身立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古人的传统,不是现代人的传统。

高贵的人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具有强烈的责任伦理。这样的人往往蔑视权贵,同时又谦和待人。这样的学者今天已经很罕见了。在这样的老人面前,我们心里想的是不是自己更具有新的知识体系,懂得比他们更多?我们对他们尊敬有加,是不是仅仅出于礼貌?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吗?毋宁说,我们的自负不过是出于现代学术的局限,而实际上我们掌握的只是知识的材料,文明的碎片。

周老一生崇奉科学主义、普遍主义,同时又坚持人道主义精神,这使他研读传统文化时有睿见。在《朝闻道集》中,周老指出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觉得,这不仅抓住了两千年儒家思想与人格的根本,而且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维方式。原始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具有超验性的价值世界,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大同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激励士人不懈地去改善经验世界(小康)。周老说他喜欢读《桃花源记》,其实也就是古人那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境界。

有意思的是,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西方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都具有其正当性,同时也都造成了恶果,但现代西方人又只能在理性与反理性两种思维模式之间摇摆。科拉科夫斯基有所不同,他是反社会乌托邦的,但他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应当坚持认识论的乌托邦,即一方面认识到经验世界的不可能完善性,另一方面保留对超验世界的向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强调回归“生活世界”的同时,还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正是由于此,东欧知识分子才表现出直面现实的道德勇气,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由此看来,周老既深忧于现实,又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便是有其形上意义的了。更深刻地讲,这不仅是一位世纪老人对历史的通识,而且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天人之际”的参悟。在周老108岁茶寿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发现当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以周老为代表,有一批八、九十岁的知识老人活跃在公共领域。他们年高德劭,又充满赤子之心,有学者的良知,敏锐的思维,深切关怀现实,敢于讲真话。在这个许多知识人奔走于形势之途,伺侯于公卿之门的时代,在这个贪官富人歌舞升平、草根群体求告无门的时代,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存在。

当后人指责我们这一代做得太少的时候,周老和这批老人为我们保留了一点颜面。他们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因此,尽管周老是一位无神论者,我还是愿意用《圣经》中那句话来赞美古今中外一切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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