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3日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111岁生日。今日刊发景凯旋教授为此专门撰写的文章，以祝贺老先生寿辰。文章首发于高和分享，转载请注明。
一个人活到111岁，就是个奇迹，而如果这位老人仍在读书著文，追求真知，其思想比年轻人还要敏锐，那就更是个奇迹。在周有光先生111岁华诞之际，搜狐网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了座谈会，主题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这恰恰是周老多年来的思考方向。走向世界就是开放，走向文明就是改革。当中国今天面临各种矛盾，有人想要再度拒绝世界与文明的时候，这位世纪老人的声音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与启迪。
周老生于1906年1月13日，一生而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四朝。他早年研读经济学，后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85岁退休后，周老开始转向文化学，每有著作问世，必会产生影响。这些文章与访谈涉及西方文化与制度、前苏联体制的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往往痛陈时弊，不乏睿见。比如，周老曾说：“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对于当今世态人心，可以说是一句警世之言。
有人说，周老谈论的都是常识，但中国几十年来缺乏的恰恰就是常识。黑格尔曾说：“一句哲理在年轻人嘴里说和在老年人嘴里说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说得只是这句哲理本身，尽管他可能理解得完全正确，而老年人不只是说了这句哲理，其中还包含了他的全部生活!”周老就是这样的老人。正因为他的知识有百年阅历作为背景，故尔他那些谈今论古、针砭时弊的平常话里才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周老的中西文化思考，已有许多学者谈论，这里无需赘论。在我看来，周老身上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教养，一是知识。他出身世家，受过旧式教育，又接受了新思想，但在人格上仍是旧式人物。这在我是一个褒词。说到底，现代化并没有提供任何更高尚的伦理，反而摧毁了高贵的品质。所以，当看到一个有新思想和旧道德的人，我们今天会由衷感到亲近。所谓高贵，就是知识而有教养，其读书治学与安身立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古人的传统，不是现代人的传统。
高贵的人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具有强烈的责任伦理。这样的人往往蔑视权贵，同时又谦和待人。这样的学者今天已经很罕见了。在这样的老人面前，我们心里想的是不是自己更具有新的知识体系，懂得比他们更多?我们对他们尊敬有加，是不是仅仅出于礼貌?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吗?毋宁说，我们的自负不过是出于现代学术的局限，而实际上我们掌握的只是知识的材料，文明的碎片。
周老一生崇奉科学主义、普遍主义，同时又坚持人道主义精神，这使他研读传统文化时有睿见。在《朝闻道集》中，周老指出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我觉得，这不仅抓住了两千年儒家思想与人格的根本，而且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思维方式。原始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从来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具有超验性的价值世界，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大同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激励士人不懈地去改善经验世界(小康)。周老说他喜欢读《桃花源记》，其实也就是古人那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境界。
有意思的是，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西方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都具有其正当性，同时也都造成了恶果，但现代西方人又只能在理性与反理性两种思维模式之间摇摆。科拉科夫斯基有所不同，他是反社会乌托邦的，但他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应当坚持认识论的乌托邦，即一方面认识到经验世界的不可能完善性，另一方面保留对超验世界的向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强调回归“生活世界”的同时，还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正是由于此，东欧知识分子才表现出直面现实的道德勇气，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责任。
由此看来，周老既深忧于现实，又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便是有其形上意义的了。更深刻地讲，这不仅是一位世纪老人对历史的通识，而且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天人之际”的参悟。在周老108岁茶寿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发现当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以周老为代表，有一批八、九十岁的知识老人活跃在公共领域。他们年高德劭，又充满赤子之心，有学者的良知，敏锐的思维，深切关怀现实，敢于讲真话。在这个许多知识人奔走于形势之途，伺侯于公卿之门的时代，在这个贪官富人歌舞升平、草根群体求告无门的时代，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存在。
当后人指责我们这一代做得太少的时候，周老和这批老人为我们保留了一点颜面。他们的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因此，尽管周老是一位无神论者，我还是愿意用《圣经》中那句话来赞美古今中外一切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