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同意也可不同意,甚或批评。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70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谓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来源:读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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