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旅美作家程宝林思想随笔集《中国的异端》

《中国的异端》一书,是旅美作家程宝林最新的一本思想随笔文集,当我通读完这本书之后,从心底涌出来一种惊喜的感觉。就我的阅读视野来看,思想性随笔(或称“人文随笔”)这一文体,在华文世界因为言论自由的差异,唯中国大陆较为蓬勃,佳作较多,港澳台较为稀少,欧美海外则更是凤毛麟角,原因在于,从事思想性随笔的写作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一是要对社会科学领域及现实政治保持一份兴趣和热情,二是作者应首先是一个批判者、独立思想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当我看到一位海外华文界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写作者用文学的笔法,如此集中地去关注探讨中国大陆的政情社情、人文环境和人文理念,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在此之前,程宝林的文字作品以抒情诗和唯美散文居多,如今他以一个抒情诗人和唯美散文家的身份,转而成为一个犀利言说的独立批判者,一个勇敢直面专权体制的呐喊者,这一点殊为难能可贵。

生于一个专权的国度,生处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一个清醒的批判者是令人钦佩的,正如美国思想家、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异议是最高的爱国形式”。无疑,用《中国的异端》一书发声言说的程宝林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批判者,拿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要作舞台上最后的那盏灯,虽然光线微弱,但毕竟还有灯。有灯在,人就不会去掐人的脖子,因为有灯在,眼睛能够看到眼睛。被掐的人,眼睛里有恐惧和哀告;掐人的热,眼睛里也有畏惧。”

在《诗人之死与诗人之骂》一文中,程宝林通过一个具有诗人身份的空军军官被一群凶徒活活打死的惨剧,进而批判大陆“行为暴戾”这一社会现象,以及其思维源头“仇恨教育”、“语言暴戾”和“政治暴戾”。讲到“政治暴戾”时,作者特别提到,1970年发生的遇罗克事件正是“政治暴戾的铁证”,在文革期间,二十多岁的、爱好读书和思考的遇罗克质疑“血统论”等社会流弊,因而撰写《出身论》等系列文章,最后被以“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除以死刑。作者还举了公路旁的标语的例子,比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车匪路霸当场枪毙,群众打死有奖”等,最后作者感叹道:“我们都是暴戾之乳喂养的孩子。我们从小在仇恨教育下长大,从骨子里,我们是绝不宽容的。”

文集中有篇文章题为《又见包公》,作者从1970年代末安徽17个农民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集体签署私自承包土地的“生死协议书”、以及安徽一位农民因做烟花爆竹被判监11年的事件,进而评论道:“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制程度与人权状况,可以有无数的标准,但其中有一个标准,却是不可忽略的:法制健全、人权完整的国家,在司法过程中,一定是‘执法从严、量刑从宽’的。”对照这一法治和人权的标准,作者认为司法当局对这位农民的刑罚是“苛刑、峻法、以法欺民”甚至是“草菅人命”。幸运的是,该农民遇到了一位人大代表为其呼吁,最终改判缓刑,作者同时批判司法领域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法官听命于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听命于党委书记的咄咄怪事”。事实上,作者在本文中批判的是大陆司法中的“重刑主义”现象,它与现代刑罚潮流“轻刑主义”相背离,同时批判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错案冤案纠错机制,及案件审理制度。

程宝林本科系新闻专业出身,毕业后从事记者职业,他以一个媒体人的敏锐,时常关注一些较有代表意义的新闻事件。譬如在《私刑的传统》一文中,他通过报载的一则新闻加以评论,事发地是陕西的一个村子,该村数百村民集体打死一名向来被视为地方恶霸的村民,作者对这一“民间司法”现象进行剖析和质疑。作者认为此乃典型的“私法”,并联想到自己曾经读到和看到的诸多此类现象,进而探讨“民愤”这一议题,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私刑是“最大的恶行”。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公民都绝无司法权,逾越了这一点,就是反文明、反人道、反法制的野蛮和残忍。”通过对这类新闻事件的剖析,作者发出呼吁,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可剥夺的获得公平审判权、充分辩护权、生命权。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为程宝林的对故国的拳拳热心感动,他的笔下写了很多发生在大陆的故事,以及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生存境遇。在《对生命视若无睹》一文中,他从南方卫视的一个节目谈起,这是一起离奇的车祸,他进而批判数十年来中国主政者发动的作践个体生命的种种运动和宣传。此外,他还撰文批评“引产”、“屠杀活婴”的社会现象,批评大陆的“奴才教育”,也即他痛斥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这个,要爱那个,不是党,就是主义”,他批评当局鼓动孩子们为所谓国家、集体的利益献身,他批评这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民族”,他最后痛声呐喊道:“我们是喝人奶长大的,我们要有人味。”

古老的中华文化欠缺批判的思维和传统,在漫长悠久的古典中国历史中,帝制统治下的历朝历代发展出悠久绵长的歌颂和媚上的文化传统,而缺乏批判和批评的传统,虽然也不能说在那么长的历史隧道中没有一丁点的批判的思想火花,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的稀有。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迁往东南一隅,后国府时代延续至今的新党国体制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涵盖了社会各个角落、让每个社会成员均无从逃遁的歌功颂德的文化传统,并且,因为现代传媒、热兵器暴力体制和乌托邦理想的支撑,使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批判和批评的空间空前地挤压缩紧。在此意义上,程宝林的评判意识、批判意识和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令人钦敬的。

程宝林在本书的后记中这样自白:“我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渐渐获得了一点思想上的觉醒;1994年初闯美国,眼界和视野才略为开阔。对于尊严怀有渴望,对于自由怀有信仰,使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笔,探入了思想随笔的领域。这本书,就是我在自己的海滩上,晒出的第一粒思想之盐。”今捧读程宝林的思想成果,我在敬佩和感动之余,也在心中为他祝福和鼓励,希望他今后在自己的文学海滩上,能晒出第二粒、第三粒、以至于更多粒的思想之盐。

写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文章来源: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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