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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外，偶然看到央视，主持人在汇总2015年网络热词，诸如“脑洞”、“剁手党”等，唯独不见年底爆红网络的“赵家”及其系列。当时恰好接到外媒采访的电话，话题正是关于“赵家”这个词。原来中宣部发文将这个词列入了官媒禁用词。
此次“赵家”一词横空出世，与其说创造，不如说是新的发现与运用，如同语言的淘金者——诗人对词语的创造性运用：一旦赋予新的内涵与意象，一个最平凡的词语就能产生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效果。据说此次“赵家”一词的发掘者、首倡者是北外的乔木老师（“赵三篇”的作者），但“赵家”一词爆红网络，靠的是民间的传播与发挥，也证明社情民意广泛基础的重要性。“赵家”系列新词之所以产生巨大反响，引发官方恐慌，是由于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再创造的空间。它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使人清醒，当下社会与鲁迅时代并无本质区别，“赵太爷”与“阿Q”并未消失；“赵国”一词，揭露了党国体制进一步堕落为家（族）国体制的新特征；“赵家人”突出了官民身份及其对立，而且凸显并孤立了一小撮特权集团，将核心的红后代“赵家人”与非嫡系的官后代“赵家狗”分化开来，揭穿了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权争本质；“玩币归赵”表达了新年伊始股市大跌后股民愤怒的心情；同时，“姓赵”与否成为表达和判断一个人政治身份或立场的重要标志。另外，网民不断创新，制作的图片——脚下被掏空、摇摇欲坠的“赵家楼”，以及根据表现辛亥革命的油画《武昌起义》修改制作的虚拟电影海报《2016年最值得期待的史诗大片——火烧赵家楼》，表达了对中共帝国崩溃的期待，显示出由于中共倒行逆施，社会心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告别革命”向如今“呼唤革命”的转变。还有根据歌曲《大中国》改变的歌词《大赵国》：“他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赵国，吃的喝的都不错美色也很多，台上皓首醉死梦生没一个廉颇，叠被军营纸上谈兵尽是小赵括。他们的大赵国啊，都说是亲妈妈，刀枪那个棍棒都往家里砸，他们的大赵国啊，有钱就往外撒，美刀那个欧币那个世界笑哈哈。”……
“赵家”系列新词的影响，远远超过以往的热词，将成为经典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操控语言即可操控思维，进而操控行为。作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唯意志论与东方专制主义杂交的恶之果——中共，彻底否定传统，自诩“开天辟地”之神，从产生之始，不仅把政治权力而且把文化当作“革命”的目标。从国中之国苏区简单粗浅的政治口号，到延安小朝廷时期以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开创的系统性党文化，再到建政后的文革，伴随军事和政治活动的是逐步创造一种意识形态的党化语言，对民众进行系统化洗脑，在政治、经济、文化国有化（党有化）的同时，将思想国有化（党有化）。就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远在英国的奥威尔出版了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绘了国家恐怖主义及其对语言的改造和利用，把这种被权力扭曲的语言命名为“新话”。在“新话”中，旧词语也被赋予新的或与原意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新话”从概念到逻辑完全是非理性的，与真实相分裂，成为专制肌体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操控民众思维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及中共意识形态语言，就是奥威尔虚构的“新话”的现实版，其毒害之深，不仅今天一般中年以上的人，从思维到语言，难以完全摆脱，就连异议人士也难免，如一分为二的简单极端思维，“解放前”、“解放后”等“党话”词汇。
后毛时代，由于社会危机，中共不得不有限开放，中共意识形态有所调整，但政教合一的专制本质不变。在官方话语表达上，一方面更新意识形态话语包装，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另一方面针对形势变化，抢占事物命名权，如“失业”即“下岗”，“下降”即“负增长”，“告状”即“上访”，“群体抗议”即“群体事件”，“苏联”即“前苏联”，“苏东民主化”即“苏东剧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官方对舆论的垄断被打破，官民舆论场域开始分离，民间舆论空间开始独立并不断扩大，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中共及官媒面对不断缩小的舆论影响，一方面，限制和封杀一些民间新词和流行语，官媒在总结年度网络热词时，有意剔除被限制或禁用的词语，试图操控网络语言；另一方面，不得不向民间语言靠拢，借用一些民间词汇和流行语，包装官方宣传，就连习近平也在讲话中用过“点赞”、“蛮拼的”等词语。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官媒和收买的五毛党，扩大官方制造或看中的词语，“正能量”一词就是恶俗的例子。尽管如此，其僵化思维和党八股语言特质并无根本改变，不仅表现在官场文件和讲话中，而且体现在官媒新闻中。
由于民间社会的分散化，民间话语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社会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个体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活力和潜力。互联网为民间社会的主体意识觉醒与民间话语的自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二者彼此促进。上世纪八十年代，民间对官方意识形态及其语言的叛逆是以民间诗人开始的，但其语言是艺术性、精英化的，依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例如食指的一些诗），除了在文艺爱好者中，并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王朔等人的小说及电影《顽主》等，以及《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对官方语言的颠覆，是通过对官方语言的调侃、戏谑运用完成的。直到互联网时代，即使有限的空间就激发出民间无限的活力，民间众多高手通过段子、帖子和文章，开始脱离官方语言的影响，在独立思想、自由表达的同时，共同自发地构建独立的话语体系，不但接地气，而且能及时地表现真实、表达真实。如今，在官民话语的较量中，民间力量明显占据主动，官方十分被动，疲于奔命，只能有限地封杀那些涉及政治的词语。
由于官方对网络的操控，网络文字狱的迫害，网络舆论环境的险恶，也使民间写作者（在此指思想而非身份）不得不采取各种灵活的表达方式，这固然有利于突破官方的舆论钳制，但也增加了当下汉语的复杂性、分裂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社会转型期，伴随着急剧变化，汉语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活力与混乱，许多国人对新词和流行语应接不暇，也难为了那些学汉语的老外们。
中国官民话语的较量还将继续，并将继续伴随行动的较量，这两种话语的对立只有随着实现宪政民主和政教分立才能消除，汉语语言的正常表达与正常发展有赖于回归正常社会。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语言现象，留给后人一个巨大的研究与实践课题。正如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针对纳粹的余毒所言：“到达那一天还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纳粹的思维习惯及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第2页，[德]维克多•克莱普勒，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
2016年1月11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