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再次成为国际热点人物,是因为他近日断然否定了自己亲手推动的苏联政治改革。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此番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与他当年推动苏联政改的胆识和勇气一样令人震惊。

戈尔巴乔夫刚上任苏共总书记时,面对的是一片被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烧焦了的土地:长期的经济凋敝和社会萧条,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知识界万马齐喑,整个国家暮气沉沉,完全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戈尔巴乔夫目光如烛,深刻地洞察到体制上的弊端,他主政后,石破天惊,对苏联旧政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惊人胆识和巨大勇气令几个碌碌无为的前任暗然失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改革者,为何今日竟说出了“不要搞民主化”这一有悖世界文明主流的谬论?其实,我们只要将审视的触须深延到戈尔巴乔夫当年推动政改的真正动机和目的,答案就会昭然若揭。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除了他自己前后矛盾的自我定位,不论政治界还是学术界也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走向文明社会的引路人;另一种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颠覆社会主义、葬送苏共和苏联的叛徒。持后一种观点的以前苏联高官及其利益代言人为代表。如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改革已成为大大小小背叛行为的历史。克留奇科夫更是在《个人档案》中指出,是戈尔巴乔夫从内部瓦解了党。事实上,改革就是“党的领导人在反对党,苏联总统要搞跨苏联”。

一些人否定苏联改革的主要根据是,改革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失去了政权,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失败。对改革的褒贬往往是基于不同的政治逻辑和价值立场。从苏共失去了政权而得出苏联改革失败的结论,依凭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这一套传统政治逻辑。认为苏联是苏共打下的“江山”,理应由苏共坐享万年。任何改革只要危及苏共的政治垄断,便是十足的背叛。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某一个政党、某一个阶层的利害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有利于增进全民的福祉。在“江山理论”这一与现代民主政治完全背离的强权逻辑的背后,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赤裸裸的利害计算。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丧失了革命时代所具有的先进性和民众利益的广泛代表性,堕落成了唯利是图的特权阶层。所谓苏共的“江山”——苏联,不过是这些特权阶层享受腐化生活的“自由王国”。苏共失去“江山”,一些人失去了享受特权的制度保障,骂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也就不足为奇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反悔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也是所谓的“江山理论”,这与他当年推动改革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一脉相承的。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改革应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而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说穿了就是为了维护苏共的一党专制。虽然他的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失去了政权,与他挽救苏共的初衷背道而驰,但这是他推行政治公开化的必然的逻辑结果,而不是他的主观意愿。除政治公开化是戈尔巴乔夫主动推行的外,后来的放开言论和放开党禁等,大多是迫于政治公开化而形成的各方压力特别是民间压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一步步推行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国家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贫富悬殊,官员腐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也自然成了一些人责难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反悔的最“有力”的现实依据。然而,国家的根本是政治制度,衡量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一时之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具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历经改革的阵痛,目前俄罗斯等大多数原苏联加盟国家已经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对改革带来的暂时困难紧咬不放,而对民主制度的建设成就却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这要么是出于对世界文明主流和历史大势的无知和短视,要么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别有用心。

(2006年5月写于长沙)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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