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马-微信公众号 作者: 闫作雷(北京大学中文系2014届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后)

摘要

当时的青年,笼统地说,左派谈巴黎公社(借鉴对象是南斯拉夫),右派讲人权(借鉴对象是美国),共同点是呼吁民主与法制。这两类人似乎有一个青年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野。但此区分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二者有交叉,很难分清。

编者按

一般认为,七八十年代之交既不是革命世纪的延续,也不是“资本时代”的开端,而是在尾声和序幕之间的过渡阶段。此时的中国恰如放于中流,“两岸不到头”的一叶扁舟。在此历史转轨时期,青年人有着何种政治诉求和政治实践?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否随着文革的结束不再成为青年的思想资源?在新的西方想象和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下,青年们又将如何应对民主、人权、法制和现代化的思想“诱惑”呢?闫作雷老师在本文中,以民办刊物和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为中心,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为基础,为诸君讲述这段鲜被提及的历史。另,因微信篇幅所限,注释从略,敬请谅解。

本文原载于《粤海风》2015年第6期。感谢闫作雷老师的大力支持,授权保马微信推送!

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1978-80)

——以民办刊物与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为中心[1]

闫作雷

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很多以青年运动为先导,青年人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运动的走向,而且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中国“当代历史”(1949年到“新时期”初期)的特殊语境中,这一诉求和实践一般来说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左翼理论资源联系在一起,因此,青年思潮亦是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部分。从1957年“百花时期”的反官僚主义作品以及北大“5·19”学生运动[2]到“文革”“新思潮”[3],再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批判思潮,可以说,左翼革命的自反性逻辑贯穿于中国“当代历史”始终。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之交,林林总总的民办刊物以及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一暗一明,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转轨和文学的转型。

1、民办刊物及其政治诉求

民办刊物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从1978年12月大量涌现开始到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通过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决定为止,一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事实上,1979年3月违禁民刊及部分刊物主持人被整肃后,很多民刊就已停刊了。民刊的涌现是受“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最初“实践派”为了巩固对“凡是派”的胜利,曾经默许其存在,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否定历史、批判现实的声音出现时,高层的态度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形势,按胡乔木的说法,非常像1957年“反右”前夕,各种“牛鬼蛇神”都“跳了出来”。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上,防右的主张占了上风,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后,个别极端者被抓捕。

然而,民刊主办者及其立场是相当复杂的,总体上看,“左”的倾向占大多数,因而以“自由斗士”来称谓这些刊物主办者、以“人权运动”来定位这次民间思潮不仅是片面的,毋宁说是南辕北辙的。对“新时期”现实的批判,一个重要武器乃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是“文革”中那些曾经提及且初步实践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平等的原则。这些刊物被取缔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统一的“自由主义”特征,而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民刊有“极左”倾向。

民刊是此前西单民主墙大字报(1978年11月中下旬大量出现)的自然延续。然而不仅大字报这一形式是来自“文革”,即使民办刊物也有着“文革”初期红卫兵战报的痕迹。另一显示二者历史联系的是,民办刊物主办者和作者的主体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大多在“文革”时期有过造反或上山下乡的经历[4]。他们主办的刊物除极少数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政治诉求外,绝大多数是“拿原始的马列主义去对抗官方的马列主义”。这类似于当年的激进造反派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阐释权的争夺,“文革”初期提及的“巴黎公社”原则仍是青年工人们批判现实的重要依据。后者仍内在于左翼思想文化内部,是其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的一部分,绝非自由主义:

参加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有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或所谓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前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来批判现实;后者则跳出主流意识形态,从西方其他思想理论武库中寻找自己的批评武器。第二、前者与上访大潮的人们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后者则千方百计企图推动两股力量的联合。第三、前者认同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希望从中共核心层中争取支持的力量;后者不但反对党内“凡是派”,同时批评和怀疑党内“改革派”,甚至直接挑战改革派领导人,以图彻底打击现行制度。后一种人是少数,民主运动积极分子的多数并非要完全摆脱中共的领导。[5]

这个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革命派”还有极左激进派,他们“挑战改革派领导人”、“打击现行制度”的武器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即“文革”理念)。此时仍有不少以“文革”理念激烈批评邓和执政党的“变修”。

根据研究者的考证,“北京最早的民办刊物,似乎是《四五论坛》,它的第一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贴在民主墙上。其次是《今天》,再次是《群众参考消息》”。北京地区的其他民刊还有:《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大局》、《花刺》、《月海楼》、《狂飙》、《我们》、《墙》、《时代》、《四化论坛》、《秋实》、《志新》、《学习通信》、《北京青年》等。另外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亦有几十种活跃民刊[6]。——这些刊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历史观点、政治诉求纷至沓来,一如今天的网络世界。

这些刊物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是其代表,当然内部亦有温和与激进之别;少数显示出非马克思主义特征的,以魏京生主办的《探索》为代表。民办刊物及其“自发组织”很快重蹈了“文革”中红卫兵组织的覆辙:“即使一个组织内,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有的组织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中国人权同盟’和‘启蒙社’都很快分化出两个组织。”[7]

1.较早出现的民刊《北京之春》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宗旨,批判“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争取言论、出版等自由[8]。《北京之春》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特别是《法兰西内战》这一文献中的国家消亡学说和巴黎公社原则。而这也是“文革”初期的“文革派”和后期激进造反青年们的理论武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能避免苏联变修道路的“真正社会主义”,其典范是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的南斯拉夫。北京的“民间人士”(其实是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大多初中文化水平)1978年举办的“11·25民主讨论会”的宗旨同样是:“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健全法制。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进一步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9]

这里梳理几篇《北京之春》的代表性理论文章,以从中窥见当时青年工人的主要政治诉求。吕民的《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主张:“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逐步废除‘干部委任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的民主制度。”作者依据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学说,认为社会主义新政权不仅应彻底取消常备军和官吏,而且应铲除它们赖以存在的制度:常备军制和官僚制,然后分别用巴黎公社式的民兵制(“武装起来的人民”)与民主制(干部由选举产生,人民可以监督和随时撤换,工资不高于普通工人等等)来代替。

作者虽然认识到常备军及常备军制由于现实国际环境还不能立即废除,但建议可以着手废除官僚制:“如果不废除官僚,那么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作者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打倒了旧官僚,但并没有铲除官僚制度本身,这一制度仍是“等级授职制”而非巴黎公社的普选制;“文革”的悲剧正在于只是打倒了一批官僚,而没有废除官僚制度,这样新官僚还是会不断生产,“变修”的危险仍然存在:

无产阶级不能袭用“等级授职制”,就像无产阶级不能袭用私有制一样。在这个旧体制中,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根本斗不过野心家的,因为这个体制是脱离人民的体制,是人们无法监督和撤换干部的体制,它可以改变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足点”,而把他们举到半空与人民分离,因而使他们失去任何力量,那么到最后,他们不是被整下台去,就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沦为新官僚。建国三十年来,许多干部因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蜕化变质的事例屡见不鲜。

等级授职制可以产生与人民对立的“官僚阶级”,所以现在“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危险”仍然是:“‘等级授职制’中蜕化变质的新官僚篡夺政权”[10]。——作者的观点给人这样的印象:“文革”中打倒“蜕化变质的官僚”有其合理性,“错误”只是在于:一是被“野心家”利用,二是不彻底,没有废除官僚制度并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显然这一“继续革命”立场是“文革”“新思潮”的继续,与当时官方对“文革”的“宣判”并不一致。按照这一观点,“文革”结束之后,不论是“凡是派”还是其后的改革派皆在铲除之列。此文的续篇继续以苏联为反面教材(正是官僚制导致了“新官僚特权阶层”)、以南斯拉夫为榜样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人民不是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而是委托人民的代表——各级行政干部来掌握生产资料的。而“等级授职制”恰恰使人民不能监督与掌握干部,所以如果不逐步废除这个旧体制,初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受到巨大的威胁,那么势必有一天,人民的所有制就会变为官僚所有制或帝王、君主所有制,人民也就要重新遭受剥削和奴役了。[11]

在另一篇文章中,吕民为共产党人安排了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党-消灭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应该首先从取消厂矿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开始。

作者的忧虑在于,按照苏联“变修”的现实,如果不取消企业基层党组的行政领导权,那么“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就会把公有制变成“新式的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中国在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形势下若不取消“等级授职制”的官僚制并进而取消政党,那么:“一些革命干部也由于缺乏群众的监督,脱离群众而蜕化变质。那么长此以往野心家与官僚主义分子就会形成党内上层体制的多数,并最后篡夺最高领导权,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那么新阶级就此产生,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将随之发生,苏联变修的悲剧就将重演。”这些理论都似曾相识,几乎就是“文革”理念的翻版。只不过鉴于“文革”的惨烈,其思路开始向一劳永逸地取消阶级、政党与国家的方向发展。

解决这一“变修”危险的方法,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学习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正是适应阶级斗争的规律,适时地在厂矿基层,首先取消了党组织的行政,生产的领导权,以‘工人委员会’来代替它,所以他们能充分调动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使生产飞速发展。”[12]类似观点在当时非常普遍:

彻底废除等级授职的官僚体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块基石。……可以考虑南斯拉夫的经验,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作为企业权力机构,经理、厂长则由上级推荐、工人委员会任命,负责日常行政管理。[13]

迄今为止,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都是由上级层层任命的干部领导的,由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没有真正实现,所以人民对干部并没有真正的监督权,唯有南斯拉夫通过逐步实行劳动人民对干部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初步作到了将干部置于劳动人民监督之下,使他们难于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4]

在作者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制”才能保证共产党不脱离人民而蜕化变质。显然,这些观点内在于左翼革命内部,不能以“自由主义”视之。正如王希哲所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持相同政见者’,是‘科学社会主义派’。”“李一哲”[15]的另一名成员李正天表达的也是“人民在实际上管理生产资料”以及改革干部制度以使人民能够直接选举、监督和罢免的诉求——这些都是巴黎公社原则。[16]要求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必然会联系到“文革”的动机,一篇分析“文革”成因的文章显然看到了“文革”爆发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是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另一方面)我党在国际上开展了“反修斗争”,老百姓虽然对苏联的情况不甚了解,却很熟悉中国自己的社会现状:饱经“路线斗争”风霜的干部队伍革命意志衰退,日趋老化,群众利益无人过问,按劳分配受到破坏,特权决定一切。不明真相的青年一代把几年来的灾难统统归罪于身旁的官僚主义者,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高于一切的“绝对权威”。他们追求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纯洁性,他们力求砸碎官僚主义的枷锁以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此,他们赞成把国际“反修斗争”转变为国内“反修斗争”。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就是他们的代表。

作者不仅非常切实地解释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且指出最高领袖联合青年学生打倒各级官僚的实质:“总而言之,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人民普遍对十七年,尤其是后九年感到某种厌烦甚至是唾弃,人民向往更加美好的东西。它是什么呢?还不清楚。……历史上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国王曾和市民联合,剥夺了威胁王位的法国大贵族阶层的权力,‘文革小组’则借助红卫兵捣毁了各级组织。”[17]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的现实政治意义:毛泽东联合青年人打倒日渐脱离人民的由“官僚老爷”组成的新贵族,正类似于秦国国君借助法家、联合平民摧毁“封建”贵族势力——后者正是“复辟”力量。

也正因为这一政治视野,一些青年激烈反对在“新时期”复辟“贵族政体”。一位作者评论道,“今天,绝大多数人不满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反对的理由各有不同”,在他看来,“少数特权者”反对“文革”是为了维护特权和此前的“贵族政体”;而“人民”反对“文革”则是因为“文革”手段存在问题,而不是完全否定其合理性:“人民不会允许全盘‘复辟’文革前的旧体制,不会允许在‘安定团结’的幌子下扶植‘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特权阶级的萌芽。”[18]

而打倒各级官僚的目的在这些青年工人看来也正是为了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公有制”而非“国有制”,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生产管理,而后者则是由国家委任的干部来管理。“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时社会主义才算真正实现了”。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官僚体制则使官僚“异化”为“社会主人”和“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修订选举法恢复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在企业一级彻底贯彻巴黎公社原则[19]。只有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社会主义”:“如果逐步废除‘等级授职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那么人民就可以直接掌握干部,也就能掌握生产资料,实行巴黎公社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真正的人民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这样做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20]。

《四五论坛》上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连篇累牍[21]。一篇文章更是看到了因“社会分工”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内在悖论。现实中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现代”社会的分工来运转的,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官僚、企业管理者、技术专家等“中间阶层”;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人民实际上无从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作者提到的“必须发挥劳动者的政治本能”,其实仍是意欲打破各种“差别”与对立[22]。这是“文革”问题的延续。但是,悖论在于,如果让普通劳动者参与或加入国家的政治、经济管理,势必要冲击官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的权威地位,导致政治失序、生产混乱、外行压制内行等现象,这又会产生恢复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内在诉求。“文革”的实践就陷入了这一困境之中。

2.魏京生[23]主办的《探索》杂志,尽管也保留了些许“文革”时期激进思潮的痕迹,但更多显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探索》与其他主要进行理论探索的民办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猛烈攻击社会制度和当时许多人寄予厚望的邓小平。可以说,不遗余力全盘否定现行政治秩序。

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一文中,魏京生提出在“四个现代化”之外还应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人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魏认为这是实现“四化”的前提。他心目中“真正的民主”有两种:一是南斯拉夫权力由劳动者掌握的民主,一是欧美式民主。他坚信:“在人民的管理下,生产将更加发达——因为这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生活将更加美好——因为一切将以劳动者的生活为目的;社会将更加合理——因为社会的一切权力将以民主的方式归于劳动者全体。”因此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把权力从“老爷们”手里夺过来,“文化革命是他们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动势力都在它面前瑟瑟发抖了”[24]。如果说,这些观点显示了作为曾经的红卫兵的魏仍与“文革”“新思潮”和激进左翼有历史关联的话,那么真正使他与当时主流青年的思考区别开来的是比这更有挑衅性的姿态:完全拥抱欧美式民主与物质生活方式,以“人权”、“自由”等曾让很多人忌惮的口号去激烈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派的代表邓小平(尤其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

应该说,《探索》、《启蒙》、《中国人权》等民办刊物的主要诉求之一正是“人权”。这些刊物最常用来与“封建社会主义”作对比的就是欧美、日本等国家,贫穷落后、“专制独裁”的中国与物质发达、“政治民主”的欧美国家一比较,立刻让这些刊物的作者们从一个极端走另一个极端,“东方专制主义”观念被他们普遍接受:

西方人民在“社会空谈家”们的欺骗下,人权有保障,思想有自由,物质生活远远超过“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另一个结果是:东方的人在专政下丧失了一切人权的保障,只留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物质生活远远落后于遭到危机和通货膨胀打击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农民们,而且比较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来说,他们与许多生活在“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同志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从现代历史所表现的现象上看,凡是民主政治上正轨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加快,并以持续的快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关于这一点,美国和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甚至克服了本国资源匮乏的困难而达到经济发展高水平。[25]

这种观点今天依然常见。这些“愤怒青年”的自暴自弃当然有现实原因,即两个世界(“冷战”结构下的对立双方)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这一“震惊体验”使他们丧失了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民主“实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乐此不疲地在一种非历史的时空模型中通过美化另一方来想象另一条道路[26]。然而他们对另一条道路的设想又是极其模糊的,他们只是大呼“我们要挣脱思维的捆绑,让自由的理性冲向一切生活领域”,“公开反对公民要有‘拥护共产党’这样践踏自由信仰的义务”,而对于“中国究竟该走哪条路才能保证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能力回答,他们一再重复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的信条,最终只能得出“哪条路能够得到幸福,我就走哪条路”的结论[27]。

《中国人权》的政治主张大体也是“真正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经验、巴黎公社原则)[28],这一点是其与《探索》不同之处,二者的共同点则是呼吁“人权”。《中国人权》亦认为“人权”是现代化的前提:“我们要继承资产阶级人权运动中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因为,这种运动产生了经济革命,使生产惊人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从几百年到今天也是所有社会主义无法相比的。忽视人权和政治民主现代化的人,要想实现四化,不大可能。不信,可以走着瞧,过二十年再看。”[29]不知这位作者二十年后的观感如何。“人权”突然成为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旗帜,他们将“人权”与“人性”(主要是自然权利)联系起来,呼吁将“人”从“封建社会主义”(被比喻为西方中世纪)中解放出来[30]。

另外诉诸“人权”的民办刊物还有《解冻》及“李家华派”的《启蒙》。《启蒙》是贵州启蒙社(代表人物是黄翔和李家华)主办的刊物,像当时的民主运动分为马克思主义改良派(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派一样,启蒙社成立不久即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分裂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黄翔派与倾向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李家华派,他们都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批判,但立足点截然相反。后来李家华从启蒙社中退出,成立了解冻社,出版刊物《解冻》,声称:“‘解冻社’是从‘启蒙社’脱颖而出的新生组织,它将肩负起‘启蒙社’不愿或不能肩负的历史责任。”[31]

李家华派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解冻》及《启蒙》第二、三期。《启蒙》第三期刊出了《致卡特总统》和《论人权》两篇文章。其中,在当时异常扎眼的《致卡特总统》曾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致卡特总统》在“冷战”未终结的情境下向卡特公开表白:“长久以来,我们向往着您们美丽的国家和美丽的人民——我们的蓝眼睛的兄弟。”接着向其倾诉中国的人权状况以便引起其“关注”:“这里(中国)何见人权和民主的影子”,有的只是“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最后是对美国的向往和赞颂:

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高度的社会文明必然与高度的社会民主相适应,因此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美国,人的价值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受到重视和正常的探索,并且正在揭示它可能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美国人民享有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享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更多的精神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一个普通美国公民决不惧怕另一个公民,不管这一个人握有多大的权势。……人权在今天的美国人民中受到普遍的珍视和尊重,美国的文化普及程度很高,美国人民是很有教养的人民,他们不缺乏高度的民主素养。我们深信,他们自己享有的东西,他们同样希望他们地球上的其他兄弟也能够享有。[32]

美国从曾经的“美帝”和“罪恶的渊薮”一跃而成为理想国和人间天堂,其一厢情愿色彩和美好想象,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已无需辨析。当时还有一篇《致卡特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作者是贵州的一名大学生,作者恳求卡特这个“说话算话的正直美国人”邀请他去美国访问;信的结尾说,为了给卡特寄这封信花掉了他一百大元,所以请求卡特总统“用您的速读法瞟上一眼吧”。此信的核心意思是用人性、爱来取消阶级、国家、民族的隔阂,大呼“和解吧,人类”![33]针对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的大字报《美国是民主的乐园吗?》[34]对美国民主的质疑,启蒙社北京分社主办的《启蒙》则发表《美国是民主的乐园》一文与之针锋相对[35]。当然,对“民主”与“人权”问题也有比较理性的分析,如溧希的《社会主义“民主”与“人权”》[36];更多的青年工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人权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口号”[37],是有其阶级性的,人权并不等于人民民主[38]。

3.其实当时亦有肯定晚年毛泽东和“文革”的文章。一篇维护“毛泽东旗帜”的大字报对“文革”的定位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为了在党内和国内造成一种民主风气,群众敢于批评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才发动的。”[39]另一篇大字报则指出:“毛主席的思想永远是我们事业的伟大旗帜”,“‘非毛化’运动是不得人心的”;“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寻找探索一条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反对官僚主义阶层,反修防修的道路的一次政治大革命,是一次开创性的伟大尝试”,“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价值并不能立即从直接的物质成果下结论,更不能由某些人的恩怨所左右,只能‘经过很长时间’,有待后代人来作评价。但就它有亿万人民参加的探索历程来说,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在这一点上,它的原则是永存的。”

说“文革”的原则是永存的,事实上已将“文革”提到了和巴黎公社相同的高度。而这一观点在“新时期”无疑是新的“政治不正确”、新的“禁区”了。作者呼吁不能以发展手段的“权宜之计”而牺牲掉社会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

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我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根本不意味着要改换门庭转而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大民主不等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这些问题上的是非不容混淆。冲开旧有的“禁区”,又要防止新的“禁区”出现。现在谁要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好像犯了什么禁,立刻冠以“帮味”帽子,似乎马列主义都已经过时了。……为了搞权宜之计而牺牲革命理想,只能自食其果;而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又会给革命带来何等损失,也是不乏前例的。[40]

2、北京高校学生竞选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例

北京高校学生的竞选运动指的是北京各高校学生于1980年10月开始积极参与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的北大、北师大、北京师范学校(后并入首师)、人大、清华、中央民院等高校都掀起了学生竞选运动。竞选学生纷纷贴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言(通过大字报这种形式,尽管此时“四大”已被取消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举行各式各样的答辩会,接受选民质询。尽管在竞选过程中出现了激进与稳健、“务虚”与“务实”之争,竞选者为争夺选票,进行人身攻击等情况,但总体上说秩序良好,各选区基本上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北京大学的竞选者有胡平、王军涛、张炜、房志远、杨百揆、杨利川、夏申、张曼菱、刘娟等人。“12月13日,公布选举结果,学生选区共计选民6084人,投票率91.2%,胡平得3467票,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王军涛得2964票,张炜得2052票,均未过半数。”[41]补选二人亦未过半数,最终只有胡平一人当选。这里就以北京大学为例,通过对竞选者政治主张的回顾,大体可以了解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1.与民办刊物呈现的政治倾向相似,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竞选者在北大所有竞选者中也是极少数。胡平是一个典型。胡平的竞选目标是“推进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主要体现为“人民的批评权与监督权”),认为“舆论要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42]胡平要求“真正的言论自由”,认为只要没付诸行动,任何言论都是合法的——显然,这样的言论自由即使西方国家也不曾达到;“当权者没有权力惩罚不同意见的人”;“允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民主先于经济进步等[43]。政治上要求权力的“分离”:“党的领导机构与监督机关的分立”、“党政分离”、“政府中三权分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国家化。在经济改革方面,批判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社会主义”[44]。

一些竞选者思想资源比较复杂,呈现出一种“混搭”特征。比如夏申,在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同时,不忘借鉴南斯拉夫的经验[45]。王军涛在竞选中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革观”,即政治、经济改革需同时进行:政治上呼吁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制;保证司法的独立;舆论、群众团体独立于政府:“学习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制度的优点,一切企业、事业、团体都应成为独立的法人,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自己进行经营和管理”。在经济上,强调党政分开,“首先,应当在经济组织中取消党委领导制,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董事会作为权力机关,党委则起一种监督和保证作用”,以“建立一个新的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46]。在给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的建议中,王军涛提出鉴于“苏维埃民主制”造成了“特权等级制”,应该借鉴“三权分立”原则”[47]。这一建议连同“两个共产党轮流执政”的观点立即遭到了一些北大学生的批驳。[48]不过,这些竞选者激进主张的共同前提是都不反对公有制。

2.另外大部分竞选者可归入马克思主义改良派或“真正社会主义派”。比较明显的激进左派参选者是房志远,他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民主制”:

(除南斯拉夫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所有制,生产资料是少数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集中管理支配的。当然我们不反对这种形式,我们不反对权威,社会化的大生产中,千百万人都必须服从少数权威的意志,否则生产就无法进行,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可是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权威的化身是否能真正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现在看来,我们不能认为苏联的政治体制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争夺分配是在少数人的密谋中进行的,官吏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人民既没有能力撤换,也没有能力罢免,甚至连批评也很危险,这使当权者完全有可能不按人民的意志行使分配权。尽管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当权者没有任何剥削,廉洁如水。然而如果生产资料、生产、产品仍是被少数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话,我们怎么能称这种占有方式叫“公有制”?又怎么把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区别呢?[49]

显然,如前述青年工人一样,房区分了“国有制”与“公有制”,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管理层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差不大。这一理论无疑显示了与“文革”激进造反派理论的历史联系。

对于公有制与民主制的关系,房志远的论述是:“公有制取决于民主制,一个有民主制的国家,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另一方面,“民主制也需要公有制来保证。没有这一保证,民主制只能是虚伪的,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毫无价值。一个国家仅仅有民主的形式(不是实质),也不能称为人民的国家”。因此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是没有真正的民主的[50]。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杨利川。杨的基本主张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根本扭转”,而是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实现“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是劳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联合。”“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资本主义民主基础,在于资产者的资本所有权;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基础在于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直接占有和直接管理。”[51]实际上针对的仍然是脱离群众且易官僚化的中间阶层(管理层)。

在所有竞选者中比较务实的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他提出的观点没有空谈家的各种主义。他的基本主张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应是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官僚主义,加速民主制度的建立,经济改革的核心应是向地区和企业分权。”[52]这一观点基本与当时政府的改革方向一致。与当时一些青年认为民主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不同,张炜注意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并以印度为例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同时,强调执政党的重要作用:

是的,许多年来,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中国人民对此很不满意,有不少人感到伤了心,意见是很大的。但有人如果据此以为人民要抛弃这个党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坚信,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不能靠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轻浮的人们,还是要靠顶天立地的共产党。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一点已经被中华民族从列强铁蹄下的解放所证实,这一点还将被中华民族的强大所证实。[53]

在张看来,经济民主显然比政治民主更为重要,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而不是仅仅实现空洞的口号:“我们的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否则,那种‘民主’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充其量不过是在各级领导岗位和‘人民代表’的席位上换上了一批能说会道的新贵族。”

最重要的是,张炜看到那些极左、极右的狂热青年脱离国情、脱离人民的弊病,所以特别强调实践及与人民结合的重要性:“我仍想重申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正确观点:青年知识分子如不与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54]“要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不会办事也不肯办事的人是不能当人民代表的”。[55]

另一稳健派的代表是杨百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和铁路工人的经历使其对底层有比较真切的了解,明显不同于激进空谈家。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即主张“社会主义商品化”,在“大公有制”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因素[56]。

3.另外能折射当时青年的所思所想的是“选民提问条”中的问题。这里选录几条:

如果将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作比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我国是否存在被剥削现象?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是否与工人阶级相异化?

对一些高干子弟违法乱纪怎么看?

你是否认为今后的阶级对立将产生于官僚主义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

在日本、美国你骂总统,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自由的,可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这不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由、民主吗?

现在普通中国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是钱还是民主?

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的方式难道不是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却酿成了一场大灾难?

你对校内两尊主席像至今不拆有何看法?

有消息说一些中央高干生活很腐化,你是如何看待的?

有人说,林贼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你意如何?

毛主席为什么批孔?是批封建主义吗?

你只讲文革是场浩劫,没有看到正是这剂苦药使人民觉醒,导致了“四五”运动和民主墙,以及今天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吗?

你对目前农村中的包产到户怎么看?随着经济改革出现的一系列过去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看?

女生宿舍楼为什么迟迟不装电视机?

你认为大学生应上政治课吗?党史课吗?如果应该,为什么学生都讨厌它?

性自由是青年中很敏感的问题,你认为西方目前的性解放是人类进步还是堕落?你认为中国人性道德在向何处去?

你怎么看待潘晓所提出的问题?你认为不少青年人“看破红尘”是由何所致,如何解决?

你认为“男性雌化”在中国不普遍。你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吗?实际上宋代男性雌化就开始了。《杨门女将》就是这种表现。

你说现在把女同志登上广告,做商标,是男性对女性美的欣赏力的提高。这是对女同志的极大侮辱。

所谓爱情就是双方都得到满足,精神有所寄托感到幸福,如果两个同性之间也有这种感情,你对此如何看法?宪法是否应使同性恋合法化?

三十年代我国曾发生性道德的争论,两个女性爱上一个男性,或相反,如果他们自己认为合适就生活在一起(周建人主张),对此你怎么看?

你对遇罗锦离婚案有何看法?这就是你讲的女性解放吗?

我们是八〇级新生,希望你以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怎样生活得更美好。请送给我们一些警句、格言。

你恋爱未能结婚,有何资格大谈为人妻母?你毒害青年由来已久。(指张曼菱)

你是否想在选举中出嫁?你找上对象了吗?(指张曼菱)

你这雄化的女人是否找上了一个雌化了的男人?(指张曼菱)[57]

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一次人生意义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自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要自私,不要无私”等口号,你认为怎样?

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校园生活、婚姻情感等不同领域,这些五花八门的问题反映了思想解放氛围中北大学生的思想非常之活跃。在所有2620个提问条中,除了关于“竞选者个人情况”的问题之外,关注度最高的是“民主与法制”,283条,占10.8%;其次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262条,占10%。[58]另一份关于竞选者的民意测验中,希望“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的人”当选的占到了41.5%,而希望“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的人”和“稳健派”当选的分别是18.9%和24.5%[59],后二者加起来与前者大体持平。青年知识分子的怀疑、挑战说明他们开始接受一些新的思想资源,比如开始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向前者倾斜,比如性自由、同性恋、自私的合理性等新的思想意识。这说明,“1980年代”的启蒙所塑造的“新人”(其实是旧人),自然通向后来的“精致利己主义”。只不过这种意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还不是特别明确,此时的他们或多或少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比如关心工人阶级命运,从社会主义信仰的角度反对官僚主义),还没有彻底“去政治化”(或者说完全拥抱另一种新意识形态)。

4.学生竞选运动中另一引人注目的高校是“北京师范学校”,原因是该校历史系七七级学生刘源(刘少奇之子)的参选导致了“贵族代表”与“草民代表”之争。刘源的竞争对手是平民出身的张中天。二者各有支持者:“在选民中,刘源的支持者有二:一是干部子弟,二是同情者;张中天的支持者也有二:一是来自京郊的学生,他们认为张中天是从农村来的,懂得人民疾苦。二是持激进观点的学生。”[60]有意思的是,刘源与张中天政治立场的差异基本上是“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与其后造反派红卫兵之分歧的再现。二人对“特权”的认识显然不同:刘源认为特权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党没有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入批判,而发动“消灭特权”的运动则造成了社会混乱;张中天则为运动的合理部分辩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迅猛异常,动员了几亿人参加,除崇神以外,还有就是人民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积虑已久,可以一触即发,不能不说明人民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其意是说特权的泛滥有制度的保障[61]。显然,张的政治立场更激进,更多显示了和“文革”激进造反派的历史联系。刘源表明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张中天则暗示他是特权的受益者。

刘源的竞选文章首先回顾了自己过山车式的人生遭遇:“文革”开始后成为“黑崽子”,然而现在又成了“‘最高’的高干子弟”:

而今,一种无形的东西却非要把我与人民隔开,我愿与大家一样做一个普通人都不行。……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自己来打破。……只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只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

因此,我出来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路。现在开始往上爬?我想,我确实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选择。如果我想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好吃,好穿,好工作,做点学问,建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是容易的。如果我有野心,想往上爬,也不是没有投机的条件。但是我不能走这条路,我不能忘了人民,人民才是我的基础。因此,我谢绝了要给我的职务,甚至放弃了摆在眼前的出国学习的机会,选定了一条艰苦、漫长的路。

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愿意打这个冲锋,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62]

刘源所说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当时的激进青年并不相同。刘的观点应该代表了相当多高干子弟的想法。由于“文革”的经历,他们与“改革派”基本保持一致,也都坚定支持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刘在竞选中所表现的真诚为其赢得了不少选票。

12月25日竞选结果揭晓:投票选民4320人,张中天获票1294,刘源获票1219,二人都没有过半数,被学生戏称为“刘公子”和“张壮士”的两位参选人最终均未当选。

小结

当时的青年,笼统地说,左派谈巴黎公社(借鉴对象是南斯拉夫),右派讲人权(借鉴对象是美国),共同点是呼吁民主与法制。这两类人似乎有一个青年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野。但此区分只是大体而言,实际上二者有交叉,很难分清。前者可称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要对社会主义这个“大房子”进行大修补(尽管他们基本上都否定“文革”,其思路仍是“文革”的延续),后者可以称之为非马克思主义派,他们并没有成熟的理论,然而擅长将中国和美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政治制度、人权等方面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原先中国和欧美冷战条件下的地缘政治空间关系,悄悄变成了“封建/现代”(还可以生发出专制/民主、野蛮/文明等对立项)相对立的时间关系。他们认为这个“大房子”应该推到重建。但是,不管占主流的左派还是所谓“一小撮”右派,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批判,都没有碰触这个“大房子”之地基,也即当时的青年工人和竞选学生皆没有私有化的经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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