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一生仇恨知识分子

毛泽东一生仇视知识分子,为什么?海内外学者专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始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被教授和大学生们所忽视或岐视,因此在掌权之后便大举报复。是耶非耶?张献忠并没有见过北大的教授和大学生,他为什么也仇视知识分子呢?

又有人说,毛泽东的反右是受了罗隆基“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句话的刺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这当然也不是主要原因,爱新觉罗.雍祯曾对臣下夸口说:“你们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了;你们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了。”那他是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可正是这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有一股强烈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欲,而大兴文字狱。

毛泽东在多次通读廿四史中,早已领悟了古今中外独裁者的共同心得,精通了帝王术:“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难。”(马沛文:《鱼雁集》,新风出版社,2003年,香港)这才是要害之所在。

1941-1942年所谓“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军内霸主地位,而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迫害、折磨、甚至肉体消灭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不断围剿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的序幕和总演习。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在整风运动中,毛在理论方面首先为自己构筑了四大批判的武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p304-305,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

一,“实用第一”的观点。抛弃一切无助中共夺权的理论,把包括马列原典在内的一切书本知识通通斥为“教条”;把尊重知识、崇尚马列原典的知识分子,无论留苏的也无论受过西方或国内正统教育的,都贬得一文不值。造成一种“无知光荣、有知可耻”的风尚。其经典表述,就是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讥讽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斥责教十七八岁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是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途呢?”(《红》p299-300)

毛的邪说,发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贬低知识,割裂马列,无非造成一种愚昧的氛围,以便兜售他专制、独裁的货色。以至今日被马克思所肯定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还政于民,都变成了危险的禁区。“五.四”所残留下来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经过几十年的批判、围剿、打压,早已溃不成军。

其次,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中。让知识分子在这个“主力军”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而永远夹着尾巴接受改造。只是,可怜的“革命主力军”也并不因此受惠,他们除了在中共夺权中为之卖命、夺权后受其剥削和奴役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盲、贫困和备受屈辱的“主力军”。

十年浩劫中,毛共把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都不过是毛泽东“无知改造有知,愚昧扼杀科学”的故伎重演。

三,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

四,把宋明新儒学“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制造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交替的手段呢?统观延安整风的全过程,就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确实是个出色的阴阳家和权术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苏派等红色教授、理论家骂个狗血淋头,用“废物”、“比狗屎不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侮辱性词汇剥夺他们的尊严,并不足够。使知识分子永远成为他恭顺的奴仆,还要济以武器的批判,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才能达到目的。这次歼灭战就是从王实味身上找到突破口的。

王实味成“坏人样板”

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暗面,批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他深情缅怀为信仰真理而牺牲的烈士,热情歌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唤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期盼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实味却不知道他鼓吹的平等、博爱的理念正触犯了毛的大忌。因为毛此时正在打造“领袖至上”、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就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工程”。抨击等级差序,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一大批干部的既得利益。因为等级差序正是历代农民造反领袖用以论功行赏的激励机制,所以王的言论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夺天下的大计。

王实味在劫难逃,成了坏人的样板。在精密的策划下,在有条不紊的佈局中,王的罪名不断地被升级;帽子越戴越多,越戴越大,从“反列宁主义”、“反领导”到“反党分子、托匪”,再到“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不管王如何申辩、检讨、甚至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一定要把他放上祭台,作为警吓众猴的必宰的鸡。王实味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王实味1942年2月发表文章后,经过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当年十一月即被隔离;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在1947年的一次集体屠杀中,被砍了头。丁玲因为名气比王实味大,毛顾反影响不好而暂时放过了她。但始终余恨难消,1957年终于把她打成了右派、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她的《三八节有感》供批判。1958年,毛仍不肯放过他们,亲自改写《编者按语》,再把丁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登在《文艺报》和《新华半月刊》上,作“再批判”,发动各地口诛笔伐。

镇压了王实味犯上作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毛立即宣佈所有中下层干部和高级干部同属整风对像。强造学习指定的文件,并且规定要写反省笔记,再从检查各人笔记本中,抓各种各样的小辫子。红色教授王思华、范文澜、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自乾的、自我丑化式的检查,高级干部王若飞、曹里怀,甚至元老谢觉哉,也被迫写反省、做检讨。接着把“整风运动”转成了“审查干部运动”,毛诬陷王实味“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的,并说:“中直、军直、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敌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红》p415)

毛对知识分子的阶级绝灭

为什么有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去“发现坏人”、要去“发现三种坏人”呢?毛并未说出其中奥妙。但这几句话却完全暴露了毛泽东怀疑知识分子、不相信知识分子、岐视知识分子、仇恨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这种心理就是毛几十年一贯制的打击、迫害、杀戮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现阶级绝灭的根本出发点。

果然,在逼供和罗织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成全、潘芳等四人,将之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以及中央党校揪出李国华、吴奚如等“国民党特务”。消息传开,延安全城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毛泽东复连下上谕严旨切责:“我们各个机关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查。”“过去我们对这些是採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红》p417)

在毛泽东、康生精心导演下,一场审干——肃奸的浩劫,已降临在延安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从写“学习笔记”、“反省心得”到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好像进入“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谢觉哉诗)的思想高压炉。和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作家刘白羽自陈,“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在“个人历史自传”中,康生认定十九岁的青年张克勤是“特务”,于是派汪东兴、吴德等对张克勤搞了三天三夜车轮战,不但逼张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让他一口气咬出了几十个“同伙”。

为了深挖“反革命、特务”,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潮流,造成群众压力,“抢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讯。例如撰写《庐山会议实录》的李锐,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最长者有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在各种酷刑,甚至假枪毙、活埋的逼供讯,大会斗,小会劝和张克勤示范作用下,至1943年7月9日,延安己有450人坦白。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六十余人,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有95%的工作人员被“抢救”成了特务。中央医院受到怀疑的达90%,美国的马海德医生夫妇也曾被“抢救”过。军委三局电讯学校的二百人中,有170人被扣押、遭斗争。抗大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炮兵团,因为知识分子多,就有9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

西北局民运部共十几人,因都是知识分子,便全部成了“特务、叛徒”。绥德师范连开九天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最小的一个是十四岁的女学生。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重灾区之一,某山沟的六七个窑洞关着上百人,他们都是“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西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150名“抢救”出来的干部。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戴上“特务”帽子后,不堪迫害,悲愤难禁而自杀。(《红》p530-531)

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艺和后来的延安大学,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也是重灾区。鲁艺等单位还不时传出有人自杀的消息。“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根据地,无不特务遍地、叛徒如毛,都变成了一座座人间炼狱。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透露,“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有五六万,被捕过的更无法统计。可是毛及其一夥竟谎称“延安整风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和残杀知识分子,“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权威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红》p580)例如当年被抢救过的柯庆施,在他当上奴氪罂偣芤葬幔@样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所以他对待知识分子,就颇得毛的真传,他1957年对当时《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徐铸成:《阳谋——1957》)

无声的中国

所以,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是以剷除文化、剷除知识、剷除民主和科学为目的,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直使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如今中共当局乘承毛的遗志,仍不肯增加教育经费,仍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文盲,仍在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拘押不肯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士,如蒋彦永医生。也无非觉得这无声的中国、愚昧的人民,才是他们永远有“三个代表”可当的真确保証.

遥想当年,张奚若先生可以拍案而起,叫蒋介石“滚蛋”。如今即使在香港特区叫一声“董建华下台”,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几只叭儿狗开口“中央”、闭口“对抗”,竟不知“主权在民”为何物。毛泽东大大小小的接班人真该焚香跪拜,感谢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余泽无远弗届,知识分子缺失的“无声的中国”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大的好处!

《争鸣》2004年第7期(原署名“武夷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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