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一生仇恨知识分子
毛泽东一生仇视知识分子，为什么？海内外学者专家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始终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被教授和大学生们所忽视或岐视，因此在掌权之后便大举报复。是耶非耶？张献忠并没有见过北大的教授和大学生，他为什么也仇视知识分子呢？
又有人说，毛泽东的反右是受了罗隆基“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句话的刺激（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这当然也不是主要原因，爱新觉罗．雍祯曾对臣下夸口说：“你们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了；你们没读过的书，我也读过了。”那他是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可正是这个最大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有一股强烈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欲，而大兴文字狱。
毛泽东在多次通读廿四史中，早已领悟了古今中外独裁者的共同心得，精通了帝王术：“统治无知百姓易，领导知识分子难。”（马沛文：《鱼雁集》，新风出版社，2003年，香港）这才是要害之所在。
1941-1942年所谓“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军内霸主地位，而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迫害、折磨、甚至肉体消灭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不断围剿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的序幕和总演习。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在整风运动中，毛在理论方面首先为自己构筑了四大批判的武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p304-305，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
一，“实用第一”的观点。抛弃一切无助中共夺权的理论，把包括马列原典在内的一切书本知识通通斥为“教条”；把尊重知识、崇尚马列原典的知识分子，无论留苏的也无论受过西方或国内正统教育的，都贬得一文不值。造成一种“无知光荣、有知可耻”的风尚。其经典表述，就是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讥讽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斥责教十七八岁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是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是“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途呢？”（《红》p299-300）
毛的邪说，发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贬低知识，割裂马列，无非造成一种愚昧的氛围，以便兜售他专制、独裁的货色。以至今日被马克思所肯定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还政于民，都变成了危险的禁区。“五．四”所残留下来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经过几十年的批判、围剿、打压，早已溃不成军。
其次，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中。让知识分子在这个“主力军”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而永远夹着尾巴接受改造。只是，可怜的“革命主力军”也并不因此受惠，他们除了在中共夺权中为之卖命、夺权后受其剥削和奴役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文盲、贫困和备受屈辱的“主力军”。
十年浩劫中，毛共把一千多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提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下中农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都不过是毛泽东“无知改造有知，愚昧扼杀科学”的故伎重演。
三，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
四，把宋明新儒学“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制造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交替的手段呢？统观延安整风的全过程，就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确实是个出色的阴阳家和权术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苏派等红色教授、理论家骂个狗血淋头，用“废物”、“比狗屎不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侮辱性词汇剥夺他们的尊严，并不足够。使知识分子永远成为他恭顺的奴仆，还要济以武器的批判，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才能达到目的。这次歼灭战就是从王实味身上找到突破口的。
王实味成“坏人样板”
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暗面，批评“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他深情缅怀为信仰真理而牺牲的烈士，热情歌颂青年“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唤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期盼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渐渐丧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实味却不知道他鼓吹的平等、博爱的理念正触犯了毛的大忌。因为毛此时正在打造“领袖至上”、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就是毛的驯服工具的“宏伟工程”。抨击等级差序，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一大批干部的既得利益。因为等级差序正是历代农民造反领袖用以论功行赏的激励机制，所以王的言论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夺天下的大计。
王实味在劫难逃，成了坏人的样板。在精密的策划下，在有条不紊的佈局中，王的罪名不断地被升级；帽子越戴越多，越戴越大，从“反列宁主义”、“反领导”到“反党分子、托匪”，再到“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不管王如何申辩、检讨、甚至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无济于事。毛泽东一定要把他放上祭台，作为警吓众猴的必宰的鸡。王实味的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王实味1942年2月发表文章后，经过几个月的批判斗争，当年十一月即被隔离；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在1947年的一次集体屠杀中，被砍了头。丁玲因为名气比王实味大，毛顾反影响不好而暂时放过了她。但始终余恨难消，1957年终于把她打成了右派、流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她的《三八节有感》供批判。1958年，毛仍不肯放过他们，亲自改写《编者按语》，再把丁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登在《文艺报》和《新华半月刊》上，作“再批判”，发动各地口诛笔伐。
镇压了王实味犯上作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毛立即宣佈所有中下层干部和高级干部同属整风对像。强造学习指定的文件，并且规定要写反省笔记，再从检查各人笔记本中，抓各种各样的小辫子。红色教授王思华、范文澜、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自乾的、自我丑化式的检查，高级干部王若飞、曹里怀，甚至元老谢觉哉，也被迫写反省、做检讨。接着把“整风运动”转成了“审查干部运动”，毛诬陷王实味“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的，并说：“中直、军直、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要发现敌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红》p415）
毛对知识分子的阶级绝灭
为什么有一半以上是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去“发现坏人”、要去“发现三种坏人”呢？毛并未说出其中奥妙。但这几句话却完全暴露了毛泽东怀疑知识分子、不相信知识分子、岐视知识分子、仇恨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这种心理就是毛几十年一贯制的打击、迫害、杀戮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实现阶级绝灭的根本出发点。
果然，在逼供和罗织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成全、潘芳等四人，将之网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以及中央党校揪出李国华、吴奚如等“国民党特务”。消息传开，延安全城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毛泽东复连下上谕严旨切责：“我们各个机关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查。”“过去我们对这些是採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红》p417）
在毛泽东、康生精心导演下，一场审干——肃奸的浩劫，已降临在延安所有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从写“学习笔记”、“反省心得”到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好像进入“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谢觉哉诗）的思想高压炉。和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作家刘白羽自陈，“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在“个人历史自传”中，康生认定十九岁的青年张克勤是“特务”，于是派汪东兴、吴德等对张克勤搞了三天三夜车轮战，不但逼张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让他一口气咬出了几十个“同伙”。
为了深挖“反革命、特务”，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潮流，造成群众压力，“抢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讯。例如撰写《庐山会议实录》的李锐，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最长者有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在各种酷刑，甚至假枪毙、活埋的逼供讯，大会斗，小会劝和张克勤示范作用下，至1943年7月9日，延安己有450人坦白。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六十余人，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有95％的工作人员被“抢救”成了特务。中央医院受到怀疑的达90％，美国的马海德医生夫妇也曾被“抢救”过。军委三局电讯学校的二百人中，有170人被扣押、遭斗争。抗大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炮兵团，因为知识分子多，就有9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
西北局民运部共十几人，因都是知识分子，便全部成了“特务、叛徒”。绥德师范连开九天控诉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最小的一个是十四岁的女学生。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重灾区之一，某山沟的六七个窑洞关着上百人，他们都是“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西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150名“抢救”出来的干部。叶剑英前妻危拱之被戴上“特务”帽子后，不堪迫害，悲愤难禁而自杀。（《红》p530－531）
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艺和后来的延安大学，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也是重灾区。鲁艺等单位还不时传出有人自杀的消息。“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根据地，无不特务遍地、叛徒如毛，都变成了一座座人间炼狱。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透露，“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有五六万，被捕过的更无法统计。可是毛及其一夥竟谎称“延安整风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和残杀知识分子，“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权威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红》p580）例如当年被抢救过的柯庆施，在他当上奴氪罂偣芤葬幔@样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所以他对待知识分子，就颇得毛的真传，他1957年对当时《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徐铸成：《阳谋——1957》）
无声的中国
所以，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是以剷除文化、剷除知识、剷除民主和科学为目的，对知识分子实行阶级绝灭，直使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如今中共当局乘承毛的遗志，仍不肯增加教育经费，仍在继续制造大量的文盲，仍在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拘押不肯同他们“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士，如蒋彦永医生。也无非觉得这无声的中国、愚昧的人民，才是他们永远有“三个代表”可当的真确保証.
遥想当年，张奚若先生可以拍案而起，叫蒋介石“滚蛋”。如今即使在香港特区叫一声“董建华下台”，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几只叭儿狗开口“中央”、闭口“对抗”，竟不知“主权在民”为何物。毛泽东大大小小的接班人真该焚香跪拜，感谢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余泽无远弗届，知识分子缺失的“无声的中国”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大的好处！
《争鸣》2004年第7期（原署名“武夷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