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党统治中国大陆的五十二年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毛泽东的绝对专制时期和邓小平的相对专制的时期。
绝对专制的时期，人民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任何国民在最高统治者那里都不过是一个奴隶的符号而已，任何异己的声音随时都会找来灭顶之灾，就连那些中共的开国元勋也常常因为意见和最高的统治着相左而横遭迫害甚至是杀戮，国民在黑暗和恐惧中煎熬，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容易成为追求民主自由的积极的倡导者的知识阶层和有产阶级遭到了暴酷的压制，直到有产阶级被消灭，知识阶层除了零星的异议人士坚持己见之外，整体上沦为驯服的哑巴为止；官僚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垄断把持了国计民生，反经济规律的反生产效率的计划经济摧残了民族的经济和国民的生计，赤贫，落后，野蛮，暴虐笼罩了大陆，压得国民只有受难和喘息的日月，非理性的力量主宰了大陆的沉浮。
相对专制时期，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的确在改变历史，他及其后任的统治，在一定的动机上和一定程度上容忍了不同的声音，在一定范围里恢复了私有制，改变了绝对专制时期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有限地打开了国门，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乘机获得了走向多元化的方向，获得了一点生存发展的空间。与毛相比，邓的确有一定的进步性。他的改革在前期为国民恢复大陆的经济提供了政策空间，在后期客观上为中国社会下一步的社会转型做了过度性的铺垫，因为，没有邓领导下的改革，中国社会想一下子从毛式的绝对专制的状态跨入民主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邓及其后人的改革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后，遇到了体制瓶颈，无数项改革政策由于官僚的权利不受民权的制约而停留为纸上空谈，甚至沦为不法官僚鲸吞国民财富的招牌和幌子。当今的大陆社会，凡有良知良能的人都明白由于民众对官僚，下级对上级，整个社会对中央政府，不享有民符其实的民主权利，因此贪污腐败已如脱缰野马，愈来愈加凶猛，挥霍浪费毫无节制，官僚阶级对民众的侵权行为有增无减，统治阶级中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知识阶层中的犬儒主义，很多国民灵魂深处的奴隶主义，普遍的道德滑坡，普遍的麻木不仁，不符合均富精神的两极分化等等，象汪洋大海一样，淹没着大陆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的生机。
中共的当权派应该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负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
手握巨大权利的中共的当权派，在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巨任面前，害怕困难，甚至坚持反对的态度，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罪过！
我，杨天水，一个卑微的基督徒，一个曾因一点不同的政见就被你们关押十年的大陆居民，真诚地敦劝你们，认真考虑并实行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
你们的党史上曾经写道：“中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既然如此，你们在五十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军政时期的任务，早就或最最起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由训政转入宪政了。
可是你们做了自私，狭隘，胆怯（害怕困难，害怕失去特权）的观念的奴隶，没有适时地顺应历史潮流，拒绝了历史的和国民的功臣的荣耀，一直没有向国民承诺考虑训政和宪政的实现。然而，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以当今国民普遍的同情理解渴望民主，以民运的主流是和平理性并一直寻求和你们的和解与合作，以和平的如果你们大胆进行民主改革就会获得民主世界的大力支持的国际环境，总之以如此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国际环境为前提，你们应该与国民一道先花二三年时间完成训政，然后花二三年时间完成宪政的实现。目前你们应该考虑指定并公布一个训政宪政的实施计划，然后与各党各派全体国民以及国际的监督力量一道去实施这样的民主改革计划。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
你们总是说：我们的国家底子薄，人口多，民众的素质低下。可是，二战后的日本国是一片废墟，底子比中国的还薄，日本按国土和人口的比例，人口比中国的还多，何况它还是个没有什么自然资源的弹丸岛国！而它的国民刚从军国主义的迷梦中走来，素质不比中国国民的好。可是日本因战后迅速接受民主世界的制度援助，确立了民主制度而成为民主列强之一。再说，人口多，如果制度得法本可以带动消费，刺激生产，促进生产，交换，服务和流通的繁荣。只有在不良的制度下，人口才是问题和负担。“底子薄人口多”，是多么无法令人信服的借口！这种借口的背后，我以为是你们的懒惰，畏惧民主改革的重任和失去特权的胆怯的心理。
中国民众的整体素质比欧美民众的确有悬殊，可是他们的良知，既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力，与欧美国民的应该是相差无几，尤其是在判断谁是好公仆，谁是贪官污吏方面，他们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否认我们国民的理性能力，说他们不适合运作民主制度，是统治者脱离民众的凭空想象的结论，是对民众的才智和能力的轻视和低估。我们的国民日臻成熟，他们完全能够遵循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民主操作程序。八九六四时的和平请愿，九九年十万法轮功信徒在中南海门前的有序的静坐，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胡闹骚乱，没有留下任何污染环境的垃圾，只是心平静气地要求和政府对话。这些难道不是中国国民和平理性有序的素养已经日臻成熟的众所周知的例证么？
只要我们的国民享有民权，我们就一定能选出好的公仆好的政府，并以各种合法的机制与力量迫使民选的公仆和政府为我们全体国民服务。你们总是说：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
可是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是官僚阶级的权利由于不受民权的制约，已经滥用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对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国民精神的摧残破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多数国民对旧体制失望痛恨快达到绝望边缘的地步；是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在哪里都能立刻找到知音和朋友；是中共的当权派如果继续拒绝民主改革，中共就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变动中，遭到历史无情的淘汰。
难道只有官僚阶级的深度的普遍的腐败，才符合国情？难道只有少数人享受，多数人受苦才符合中国的国情？难道只有继续的贫困，落后，愚昧，人民听随官府的摆布，工人阶级因没有民主权利而失去生活的依赖，等等，才符合中国的国情？
难道有脱离人性的国情么？民主自由是人性的天然需要。尤其是现代民智已开的时代，没有人会拒绝民主，除非他是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裙带帮手；没有人会拒绝自由，除非它是个白痴或那些自命不凡的以歌功颂德为饭碗的有知识有职称的愚民。国民普遍地渴望有权利限制官权和官府。于此国情之下，却说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是何等浅陋的不近情理的谬见！你们总是说：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难道初级阶段就不要民主么？社会主义的最初意图是要谋求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既然如此，没有民主，如何可能达到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呢？然而，自苏俄赤色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在所有的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沦为官僚阶级谋求特权的招牌。现在，应该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性质——社会的平等，公正，均富。要实现这些原则，离开民主作为制度前提，岂非完全是缘木求鱼么？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所谓的初级阶段，如果不实行民主，就不必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曾讲过，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实行普选制，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公仆来管理人民的事务。可是你们一谈社会主义就抛开民主时，你们就将马克思的仅有的一点人道民主的思想割弃干净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只有你们赞成并带头实行此制，才能挽救贵党免于历史的无情的淘汰！你们总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
这句话，几百年来很多科学家经常申明。而我们的一个思想先哲墨子早就申明过这样的观点。我要说，实践，不只是个人的党派的阶级的实践，而是全人类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全人类的历史，尤其是近三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样的真理：专制是腐败的温床，残忍的助产士，民生的摧残者，民权的践踏者，自由的牢笼，平等均富的破坏者，总之，专制是人性的公敌！它会将所有人包括专制者自身沦为牺牲品；而，民主是民权民生，自由平等，博爱均富的慈母，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的巨大的保护伞，它在精神上孕育仁慈宽容礼让节俭公正的品格并能使之持久化，在物质上促进科技，生产，流通，服务的发达繁荣。
总之，人类的实践表明，民主制度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在保护人类的美德和智慧的成长壮大的同时，有力地遏制并削弱人性中的负面倾向——贪婪和自私的规模及其对人类的损害。它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它比以往任何制度更符合公正的原则，更符合人性的普遍需要，更符合社会成员的乃至于人类成员的普遍利益。
既然你们反复申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什么在人类的实践和良知都认可的标准上，持反对的排斥的态度呢？
你们总是说：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中共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了，就等于解决了基本的人权。这是何等的荒谬！生存权的确是人权的基本，但决非它的全部！而且，生存权仅仅是吃饭的权利么？人性的天然的自由，信仰，免于恐惧等权利难道不是生存权的重要部分么？主权如何才能高于人权？当一个国家的主权不用来保护国民的基本人权和民权民生，而是用来压迫之摧残之，并极力保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时，这样的主权不是邪恶的主权么？人权，进而言之，民权高于一切，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个人，政党或政权，都将因和真理作对而遭到国民和历史的遗弃。
我真诚地敦劝你们勇敢地转入民主改革的轨道，减少和避免国民的痛苦以及贵党的不幸。你们最近总是说三个代表。
中共当权派真的要想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就必须实行民主改革，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生产力才能获得健康的有效的持续的发展，国有财产才不会在官僚阶级的疯狂的侵占掠夺中化为少数人的财富，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和增进国民的普遍利益保持同步，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有效的坚实的而非粗放的浮夸的甚至是捏造的积累和增长。
中共的当权派真要想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实行民主制度，以便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结社，请愿，信仰等等自由，以便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公仆和政府并监督之，以便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呢？拒绝民主制度而大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岂非是南辕北辙么和弥天大谎么？
中共当权派真要想代表先进的历史文化，除了大胆抛弃陈旧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与国民一道实践民主制度并改弦易辙，抛弃传统专制型文化，信奉民主型文化外，哪里还什么先进的历史文化呢？
专制型文化，只助长人的拜权意识，官本位思想，残忍冷酷的心肠，蔑视人权和民权的观念，最终造成人的精神家园日益沦入阴暗的缺少仁爱的境地。而民主型文化，促进仁爱，宽容，平等，礼让，尊重人权和民权的思想意识的普遍化，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任何社会成员的自由，安康，富足，平等生活的制度依赖。
我真诚地敦劝中共的当权派，与国民一道，建设民主文化，摈弃专制文化。我和我的道友，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要提醒你们当中的精英，是你们奋起的时代了。是你们与国民一道建设民主制度的时代了，错过了当今的大好良机，等待我们的至多是牢狱和死亡，而等待你们的却是国民唾弃，历史的论断，和后人永久的谴责！
我和我的道友们，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任何政见持异者和教见持异者的异议权利都受到高度的尊重和保护，就是共产党人，只要他们坚持和平理性的参政议政的道路，同样受到宪法的高度尊重和保护。那时，如果有这样的共产党人遭到政治迫害，我将同样挺身为他们辩护。
我深知，我的敦劝在你们的眼里轻如鸿毛，你们对待我不会象缅甸军政府对待昂山素计那样，因为她举足轻重，也不会想对待民运的领袖那样，将他们作为和西方社会做交易的砝码，我深知你们随时可以将漫长的刑期加到我的头上，将沉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压力加到我的亲友的头上，我深知你们的力量在目前可以粉碎任何一次民运的活动。但是，我不畏惧。
我没有权利畏惧，因为我是孔孟的后人，基督的信徒，中山的崇拜者，民主自由热切的追求者。
我没有权利畏惧。当我看到被名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整体上失业无助，因生存危机已经觉醒，到处传来他们的抗争呐喊时，我在内心警告自己：抛弃你的胆怯。
我没有权利畏惧，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大陆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只要能增进同胞的利益，我宁愿付出我的所有。
我没有权利畏惧，因为人类的所有先哲的教诲和我生而固有的良知告诉我——为民服务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道路。
你们暂时可以逮捕关押任何一个身在大陆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国民，可以粉碎我们每一次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政治抗争，但是你们无法粉碎我们灵魂深处的民主热望，更无法粉碎举世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
最后，我再次真诚地敦劝并提醒中共的当权派，以你们手中巨大的权力，完全应制定一个五年左右的宪政改革计划并认真地和国民一道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社会避免巨大震荡的，国家避免分崩离析的，减少国民继续蒙受巨大痛苦的佳径！
杨天水于大陆，二00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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