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老右派”，也几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一直以来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
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
戴煌和老伴潘雪援合影。
访谈实录如下：
“我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
《大师》：先从您的名字聊起吧，什么时候改成“戴煌”的？
戴煌：抗日战争1943年呢，苏北日本鬼子大扫荡，就扫荡到我们家乡沟墩那儿，沟墩西南四五华里一个叫陈桥镇，我们就躲到那里去了。鬼子扫荡来了呢，我就跟着乡亲们向北跑，鬼子就在后面打枪，没打到我们。
后来鬼子据点里面的太君就叫人出来秘密侦探，谁家有人参加新四军，参加共产党，就要把他们全家死啦死啦地。后来果然就来一个女的来调查，被我们民兵抓到了，就开了公审大会，就把她枪毙了。
枪毙的地方离我家100多米，我们都看到了。这样家里就很紧张。第二年春天，我16岁，我就参加新四军了，很快又入了党了。发下了新四军的军装，我就穿回去，本来我想叫家里高兴高兴。
这样家里就很紧张，假如有人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参加了新四军、共产党，到沟墩据点去汇报，向日本鬼子太君汇报。我们家里那时候已经有20多口人了，我在家最小，是老六。
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生孩子了，我的侄儿、侄女最大的都已经七岁了，都已经上学了。假如日本鬼子来杀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把名字改了。我们一家的人弟兄姊妹几个最后一个字都是“霖”，从水啊。
这样正好文工团里面有一个还比我小一点，叫夏皇，皇帝的皇。我就改成了火字旁的煌，从火，水火不相容啊，所以我就改成戴煌了。由戴澍霖改成戴煌。
《大师》：从文工团到新华社，您是怎么被新华社发现的呢？
戴煌：入了党以后就看到苏北的报纸上讲到“党中央号召全党办报”，我一想我现在既然是个共产党员，我一方面唱歌演戏，一方面又要响应党的号召，我也参加写稿子。
虽然我读书的时间也就八、九年，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
1944年的冬天，1945年的春天，我就成了《盐阜大众》、《苏北日报》模范通讯员，这样子我就不断地写东西，也不耽误唱歌、演戏。
鬼子投降了我们就去打淮阴，那时候才17岁，原来是汉奸的一个师，突然就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了，当时我们还看他是汉奸，我们坚决打，那时候黄克诚已经带着新四军的七旅、八旅都到淮南了，准备打南京了。
留下来的一个旅呢，负责人就叫谢振华，听说过吗？以这个旅为主力，加上八个县的总队，由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来指挥，就把这个城打下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碰到什么事都及时记下来，所以淮阴解放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战士和群众》，登在1945年9月6号的《盐阜日报》第一版，还成为当年的九一记者节的好稿。
这样子到了1946年，我们都到淮阴了，那时候淮阴叫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是李一氓，华中区的负责人是邓子恢，张鼎丞。
华中区的宣传部长就叫冯定，后来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了。华中新华日报建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另外著名的作家阿英、黄源在1946年的春天就开华中宣教会议。
他们和我们都坐在台下，大会司仪叫谁上去讲话了，就在台阶上面的小梯子，爬上台讲话。讲完了话又下来和大家坐在一起。
当年不是有个“四八烈士”嘛，就是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几个人被美国飞机在黑茶山掉下来摔死了嘛，是1946年4月8号，所以叫“四八烈士”。
就是开“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时候，他们也和大家一样胸口戴着白花，右膀上套着黑布，都在台下。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党和军队都是这个口号。
就是我们将来要成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台上来个主席团啊什么的，高人一等的，没有这样。
真正的民主。这也鼓动我们，虽然文化不高，但就是尽我的能力来写。开完了这个会以后，阿英的女婿到苏北文工团当团长。这样把我们几十个男女就分成四个组，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写作组，我就是写作组组长。
那年春天，要选举盐阜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理事。就是阿英的儿子钱毅，提议我也当一个理事，那时候我才18岁。所以这样子到了1947年成立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人家就把我调出来当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当的。
“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
第一仗就是华东野战军陈丕显为政委的第十一中队建苏中军区，你们如皋就在苏中军区。以曹荻秋为政委的第十二中队建苏北军区，准备联合攻打盐城。
盐城的这个守敌是由郝鹏举，原来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他投降了日本强盗，成了伪军了。但是在鬼子快要投降以后呢，他就突然挂起一个解放军的旗子，后来他起义了。
这样就在陈毅的领导之下，后来看到蒋介石又来打共产党、解放军了，他马上又摇身一变又打共产党，还把在他那个部队里面的联络部长杀了。这样子新四军就拼命地打，把他打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师。
司令部就放在扬州，最北方的一个师就在盐城。郝鹏举残部，除了他这个师，还有八个县的保安队和还乡团都在盐城守着，加在一起有7000多人。
我们两个中队要打他，打他呢，陈丕显苏中中队就主攻东门和南门，曹荻秋的中队就主攻西门和北门。
我们三个记者，年纪最大的叫胡捷。他当过连、排的指挥员，当时二十五六岁。接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叫陈清伦，过去也在文工团工作，出文工团比我早一点。我最小，19岁。
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如果发生盐城战斗，我们都要到最前线去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是如何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
结果8月10号夜里就打盐城了，胡捷就随着谢振华那个旅，在西城墙上打碉堡群，猛打猛冲，他的左右背和胸膛中了一排子弹，虽然被及时地抢到担架上，但是还没有抬到前线包扎所，就流血过多牺牲在担架上。
陈清伦和我跟着廖成美三十四旅就打城墙东北角的碉堡群，和这个守北门的也参加了激烈战斗，我还参加了拼刺刀，侥幸生还。
以后枪林弹雨，包括在朝鲜、在越南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一直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眼前看到的死去的同志那可多了。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当新华社的记者。从十九岁到现在八十多岁了，在新华社也待了六十多年了。
“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大师》：您被派到越南是待了几年？
戴煌：待了一年。1954年过了春节以后我到越南去的，就是要采访越南人民军攻打奠边府，要消灭这个法国殖民军，我就去采访这个。
到了奠边府，当时也会说中国话的越南人民军的总司令武元甲大将，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也到延安去过，因为他会讲中国话。
所以到了奠边府前线，他们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罐头，也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弄了一些菜来接待我。最后消灭法国军队，我也在前线观察所看，炮弹、机枪子弹在观察所上面穿过，在两边穿过，多了，但是我还好，很安全，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打了奠边府以后，越法双方谈判怎么停战，在这个谈判的会场上，我也去采访了。站在越南这方面的外国记者就我一个人，站在法国那方面的外国记者，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他们的，几十个。
谈判会场上当然不打仗，但是有两个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谈判的人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这些记者休息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那我就和他们打仗了。英国、法国的一些女记者很想和我谈话，都被美国的女记者破坏了。
德国原来希特勒的一个少校，后来他也成了记者了，也来同我胡扯八扯，但是都说不过我。后来，和胡志明有多次接触。
《大师》：他好像特别欣赏你。
戴煌：后来1955年，越南也过春节了，朝鲜也过春节，春节的第一天他不回老家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因为战后恢复建设很紧张，很多工农兵在大年初一都不休息。他就带我出去访问这些工农兵，中午就在路边上小林子里面吃饭，有警卫员拿出来一张席子铺在草地上，上面盖上白布，有几个小菜，还加上通化葡萄酒。
因为他就像广东人讲北方话一样啊，所以我也听得懂，就边吃边谈，在这个谈话过程中他就反对喊万岁。他说，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逼迫人喊万岁啊，这还是共产主义革命吗？这不是和封建皇帝一样嘛。
我说，也许大家心情是心情，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汇，只好用老一套的口号来喊。他说，那不行，那要实事求是。因为他举起杯来叫我们喝酒，我们祝他健康长寿。他说，这个很好，我接受，这个比喊万岁好。是这样谈起来的。
接着他又和我说，解放这些年来我还没有到中国去过，但是我们越南的同志有不少人已经去过北京了，听他们回来讲。说他们每个人到北京去，你们那里都是大盘大碗的招待，海参、鱼皮，上来几碗已经吃得齐脖子了，还一碗一碗地往上端，一盘一盘地往上端，吃不了了又整盆整碗地往下端，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很浪费嘛，我说了一句，我说礼仪之乡，宾至如归啊。他说，那不行，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如果要自己掏腰包会怎么样？
所以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后来听到他去世了，我在劳改队里面就双目流泪，（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
《大师》：其实他的这些话对于你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
戴煌：对我影响很大了。
《大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这种个人崇拜？
戴煌：有了他给我的启示，后来第二年，1955年春天我就回国了。第二年春天又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了胡志明的启示，有了赫鲁晓夫的冲击波，所以那次开会呢，毛泽东他们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开会的人呢。我就不愿意去，后来很多老同志劝我，老戴，你怎么也要去，你不去不好。
我去，别的人去都换了新的衣服，西装革履的。我不，我原来穿什么还是什么，头也不梳。而且到了中南海接见台阶的地方，我尽量往上面跑了好几层，就是离毛主席准备坐的椅子越远越好，离他远一点，我就这个脾气。
后来也照了相了。《人民日报》用那个相的时候，把两边的人都去掉了，正好把我也去掉了，我也很高兴。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
“我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
《大师》：把你们安排到外交学院学习，是有什么样的培养计划？
戴煌：1956年的秋天呢，新的学期开始了。新华社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派了几十个人到外交学院学习或者复习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有好多种语言吧。
我们军事记者呢，说将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打台湾，一定要和美国军队打了。那你不懂外文怎么行呢，我们军事记者也去复习英文，这样子把军事记者弄了两个人也到了外交学院了，是这样去的。
去了以后，外交学院因为中央各个机关都有人，我又住在外交学院的宿舍里面，不愿意跟着大汽车下午去晚上再回来，怕来回麻烦，我就住在外交学院。
这样子中央机关有很多单位的人都住在外交学院，要成立党支部啊。一看又是我历史最老，就叫我当党支部书记。
结果1957年反右已经开始了，广安门外有个叫白纸坊，那个地方有一个印钞票的地方，对外讲叫印刷厂，实际上是印钞票的。彭真代表中央就在那个工厂礼堂召开北京各个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千多人，讲话。
那时候“章罗联盟”都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讲什么呢？他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还是照样提。我代表中央保证就是提错了，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一听这个话，回来就提吧。回来以后外交学院好几个语言的党支部书记、委员十几个人都在一起开座谈会，我就在这个会上发言了，《反对神话和特权》。
当然就是对着毛泽东同志了，接着新华社绝大部分还住在社里面，只有我们几个人住在外交学院，把我们召集回来和这几十个人一起又开座谈会，我又把这个意见重复一遍。
好，说是保证什么事也没有，马上在新华社内部报纸叫《前进报》，就把我攻击神话和特权登出来了，接着我就是右派，而且是新华社里面最大的右派。
别的右派虽然开除党籍了，还是六类处分，工资不降，有的稍微降了一两级叫五类处分，有的是撤去记者职务了，贬去职务了是三类处分降四级、五级吧。
我是二类处分，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这个时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
“体重由196斤降到82斤，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
结果到了北大荒受死了罪。你们这里面问到大饥荒三年是怎么过的，苦不堪言呢。我就穿着一个裤衩，光着身子，鞋袜都不穿，196斤，降到最后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如果我把这些服装粗算一下，就算10斤，我实际重量只有82斤，由196斤降到82斤，就去了一半多，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
我亲眼看到死去的有几十个，就是从北大荒回来在火车上坐在那里的，还死了一个。死了一个，火车长说，不能带进关内。但是我们要求要把他带回北京，他是银行的。
后来带了天津了，火车长又说，不能把死人带回北京。我们又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就放在天津的一个地方，他的家属、子女到天津去把他接回来。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新华社发了两次消息，第二次发的比较长，有3000多字，说了我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说我在越南对人家是大国主义的架势。
后来胡志明告诉我，胡志明都给北京来信了，为我鸣不平呢。说戴煌在国内怎么样，说我在越南怎么样。我声明没有那些事，胡志明。胡老同志对我是很心疼。
越南为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来北京拍了四个人。
所以1995年，我已经离休了5年了，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越南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导演，带了七八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到北京来拍与胡志明有关的人和事。
第一个拍的是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因为在越南抗法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国顾问团的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和胡志明非常好。这个时候韦国清已经去见马克思了，人家越南的同志就拍他健在的老夫人，谈韦国清当年在越南的时候和胡志明的关系。
第二个呢，是陈赓大将。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啊，陈赓大将领着部队打到广西越南的边界线，受到越南胡志明、武元甲的邀请，陈赓带着部队打到越南去了。
广西边境向南越南的一个大城市叫谅山，解放了谅山，谅山以西的农村、县城打了很多个，消灭了很多法国军队。越南人民军在这个地区发展壮大，在这期间陈赓和胡志明他们也是非常要好。
这个时候人家来了，陈赓大将也不在了，也是和他老伴谈当年的情况。第三个，刘少奇，因为胡志明历次到中国来，和刘少奇也谈过很多话，也碰过好多杯。而且他当共和国主席的时候，有带着王光美到河内去，和胡志明也是非常友好，这个时候虽然 刘少奇已经在文化大革命里面被迫害死了，但是王光美还健在。人家就和王光美谈刘少奇当年和胡志明的友好关系。
第四个就是我这个小记者，呵呵，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很多照片，我写的书、文章，人家拍。我谈我当年和胡志明的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在我们原来食堂三楼上也办了两桌饭，招待这些越南同志，还有陪同他们一起来的广播电视部的一个女同志，带他们来的。还有当年陈赓大将身边的越南语的翻译，我又请了新华社的一些人，与越南有关系的人，1956年当过河内分社社长的王唯真，以及他的女儿，当时他的女儿很小，胡志明都抱过。
还有解力夫的女婿，当时是河内分社的首席记者，也把他们请来，挺好的，人家就没有再访问毛泽东的后代，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啊。
“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
《大师》：在《反对神话和特权》的稿子里，您还谈到新闻自由的问题，当时基于怎样的现实考察？
戴煌：不仅谈到新闻自由，也反对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我都认为这个不对。你这个统购统销，农民自己生的鸡蛋都不能吃了，都得统购统销啊，这还叫社会主义啊。这些我也反对。
《大师》：但是新闻自由这个观点提的比较前卫一点吧？
戴煌：因为很多干记者的讲话都要看上面的眼色，明明应该要写的看上面的眼色就不敢写，当然就牵扯到新闻自由了。因为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
要看到别人不敢写，我就想到“一言堂”了，这哪像革命呢。反封建、反专制，反来反去，打着一个人民的旗号还是要人家来喊万岁，这不是和封建帝王一样吗。
中国几千年都是喊万岁，我们共产党要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也要人家喊万岁，这还叫共产党，这还叫革命？完全是欺骗嘛。
打天下的时候挂羊头，坐天下就卖狗肉，这不是骗子嘛。而且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也只是到了朝廷上，那些臣子跪下来喊万岁，也没有叫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整天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这个超过秦始皇啊。
那我看不惯。讲的是为人民，我就想到历代皇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奉天承运”，好像是为了天皇老子来打天下的。
“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
《大师》：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搞右派甄别，您当时给社里写10万字的材料，又谈了哪些情况？
戴煌：从北大荒死里逃生回来，不再叫我当记者，叫我在国内部资料组当一个资料员。整理资料有时候也写写资料的小文章，新华社也广播。但是广播不能是我的名字，只能是资料员。
七千人大会之后，不是要对右派进行甄别，有好消息喽。新华社这头也开了好多座谈会，当然这些座谈会我不能去参加，但是参加座谈会的很多人都是我的熟人、朋友，他们就谈座谈会上大家发牢骚。对一言堂不满意，很多人到我宿舍里面劝我，老戴，你也写一点材料，争取甄别。甚至还有支部书记这样的一些人到我宿舍里面和我谈话，动员我写材料让组织上甄别。
这样子我就开始写了，写了什么东西呢？叫《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因为白天工作很忙，只有晚上下了班了，吃了晚饭了，我在宿舍里面写个几百字。这样写了两三个月才写起来将近十万字，因为我这个书上引用了一段，我简单地念给你听一听。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洞达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于一般人，对于广大群众，尤其对待持有异议的人，部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
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对相对减弱了。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
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
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
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做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
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朋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
稍有不慎，触怒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
就这样的话，我写了将近十万字，领导从支部到总支到社单位、社党组，一级一级地看，最后又派了一个社党组成员，也是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谈话，说我写得很好，要对我进行甄别。
不仅如此，很快1962年的国庆节到了，把我这个还没有甄别，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在新华社游行队伍前面打一个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广场。本来五一节、十一节我都是有那个观礼票，可以站在天安门前面那个观礼台上的。这个时候当然右派分子不能再到观礼台上去了，但是表示对我恢复了信任，叫我打着大红旗在游行队伍前面领着大家通过天安门广场。
那不是很好吗？不到一个月，突然又转变了，还是同样的一个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
“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
这个再批斗，就和1957年不一样了。1957年说批斗就批斗，他们准备了半年，在1963的五一节过后才开批斗会。
这个时候，我和我的老伴（当时叫小潘）已经认识了，后来我们就想看这个样子在新华社待不下去了，我们就赶快成家吧，这样我们就结了婚。
到了1964年4月23号，正是我参加新四军20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保卫处把我叫了去宣布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我的爱人已经怀着大肚子了，再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正在家里休息呢。
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她怀着大肚子到劳教所给我送行李。第五天就早产了一个月，本来是要隔一个月才生产的，这个时候把我送去劳教，只隔了五天她就生了个孩子。
而且生孩子之前，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说她怎么非要跟我这个大右派，很反动的大右派成家。
本来她是工厂的会计、出纳，和厂长都是一个办公室，后来她怀着肚子，就把她从那个办公室里赶到喷漆车间。原来这个车间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要赶快调出来，把这个孩子胎儿受到苯中毒。
偏偏把她这个会计、出纳，怀着肚子，硬放到那个车间去，不怕孩子苯中毒。结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世以后身体很不好。
这就是新华社的法西斯。所以这会儿新华社建社80周年，要很多老同志，离退休的同志100个人照一张照片，我就不去。和这些把我们往死里整的法西斯，我还和他一起照照片，那不是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照照片一样嘛。
新华社里面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非常卑鄙、恶毒的人，豺狼虎豹一类的人，这一类人也很多，我忘也忘不了。1957年打成右派，我的老婆、孩子跟我也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了。这个我能忘了嘛，忘不了。
“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我看到一个资料，当然中央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1958年5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定为右派分子的共计是3178470，列为中右分子的是1437562人，共计是4616032人。但是正式公布的大右派是55万多人，这个数字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别人告诉我的，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谁送给我的，我也忘了。
这里面说什么呢？还打了一个12岁的右派，小学五年级，上面有省、市、地、县，都有名称，我记不清了，小学五年级也不去参加鸣放会啊，他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右派啊，对不对啊。
但是他喜欢画画。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请他去画了一个画，画了一个什么东西？反对一言堂。好，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他叫“右童分子”，不叫右派分子，儿童的童。
当然他的材料上讲了，劳改了七年，我想他可能写错了。因为在我们社会的制度叫少管，不叫劳改，少年管教了。就是少管七年出来了，已经19岁了，他这一生会怎么样啊？
现在来算，1957年是12岁，54年了，66岁了，现在已经66岁了，这一生怎么过来的，12岁的右派。
这个材料上面还讲了，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儿子，他不愿意跟他爸爸到台湾去，就在大陆上参加工作了。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说他是反动家庭的右派。
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你叫人家说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多漂亮啊。结果大家出来提意见、讲话了，马上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一个革命领导人可以来骗人的，居然到现在还不改正，甚至1957年以后，到了1978年，把我们弄回来了，叫改正，不是平反了，一个子儿也不补发了。
“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
其实我对毛泽东，我原来还是非常佩服他，1947年春天，胡宗南派军队占领了延安。我在驻地的草屋后面，面向着西北，向着延安方向还留眼泪呢。
我还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呢，那时候的毛泽东，我还是非常佩服的。回到屋子里面以后，我自己写词作曲还写了一首歌，叫《歌唱领袖毛泽东》。“夏天朝霞满天红，阵阵凉风渡轻松，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唱领袖毛泽东。歌唱领袖毛泽东，一唱领袖计谋广，领导我们把日抗，八年抗战多艰苦，逼得日寇来投降。”
就是这样子，我还写过这样的歌词，另外音乐组的同志要我作词，还写了这么《慰劳歌》、《刺刀歌》、《钢铁的兵万年亲》。这是我作词，别人写的曲。我作词又写曲，就是《歌唱领袖毛泽东》，苏北文工团印的歌本子还给我寄来了一本。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呢。
后来在胡志明的启示下，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震动下，我就对毛泽东有了不同的看法了。这些歌、歌词都是在19岁以前写的。
至于重回新华社，当然能够重操旧业，我还来讲真话，很高兴。但是别人对我怎么看，我不在话下，还是按我记者的本色去过人生。
《大师》：在社里，您算不算一个另类？
戴煌：也可以这样说吧。这一回八十周年有一个社史展览社，别人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在社史展览社里面展览。我在淮海战役写的东西，在朝鲜写的罗盛教，这样的作品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社史展览里面没有，这不是另类嘛。但是我不管，我还是写我的，我该讲什么我还是讲什么。
当然，我也讲了很多好人好事，像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曾经的好朋友，在延安表扬他，都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遗像挂在主席台上的，我采访他的事迹，走了很多省市，采访了几百人。
最后感动了他，他又和我谈，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像薄一波他们的“六十一人大案”，也采访得很费劲，我把他写出来。还采访中国语言研究所的老教授丁声树，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
还有像协和医院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周恩来总理最后医疗的时候，他是医疗组长，叫方圻，现在90岁了，还在。
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所以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
“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大师》：为什么要写《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一本书？
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本书后面414页开始，有一段叫“文后补言”，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胡耀邦。“那是1979年6月，大约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做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上送送审的。
6月13号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第二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谈什么呢？是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
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下讲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里面去。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在家里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耀邦并没有这样的内容。说新华社某人乱加进去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
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外放一篇他刚才在家里面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来回在那个破地毯上来回考虑、散步。
我们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领导的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甚至把个人的尊严和权威凌驾于党和人民命运之上。
后来我们就发觉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默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的很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以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是我一时来不及说，请你们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他为什么来不及说呢？因为当时华国锋是中央的总书记，每个礼拜都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的同志的星期例会，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来查查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办的事，所以他急着要到中南海去参加华国锋这样的会议。
说完了，他就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就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讲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种特定范畴里，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但是他在身居高位的时候，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一写值得流传后世的文字。
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又一年10个月，有人约我写胡耀邦。就是《炎黄春秋》负责人杜导正，他原来也是新华社的，也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后来跟着赵紫阳一起不干了。
他要我写胡耀邦，我也仅仅写了一个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在标题下面加了这样的几句话，“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意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突然去世了，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一口答应。
“我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
这时已有不少结论，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走访和电话访谈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或者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
例如原来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会科学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和原来在过中组部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少白、高奇等等很多人。《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来去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还有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等等很多人。
一共有几十个人，所以我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越来越觉得当年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地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是他一生当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的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
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或者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流传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就这样，我写出来的。在1995年9月初，完成了一些初稿，就在《炎黄春秋》上开始发表了。
但是在大陆上要出这个书，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人参加制造冤假错案，现在还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的人。所以新华出版社早就想出这种书，出不来。
1997年春天，开两会的时候，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是全国政协的常委（徐泗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一直保持秘密的身份，他到北京来开全国政协会，听说我有这样一部书稿，就到北京饭店的贵宾楼。请我到他那里去，我把这个书稿带了去。他说，开会完了我带回香港，帮助你出。
1997年的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香港版的。1998年的2月份，又出了第二版，这样子大陆沉不住气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在叫文联出版社）来人要出这本书，他说我们大陆也要出。后来我说我们新华社早就要出，一直没有出来，你是不是和新华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他同意。
这样子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1998年5月份，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就联合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下就出15万册。于是他们要在新华社的大楼里面，要开一个出版座谈会。可是新华社有的领导人胆子还小，不让开。
这样一下子香港版出的份数多，在全国影响很大。到了200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又再版。现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出版社也要再版，合同早就定好了，现在还没有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
为什么十几年来对于这样一本书，香港版、大陆版连续要出好多版呢？我想这与胡耀邦为人谦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与那种表面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
《大师》：这些年有多少上访案件也找过您吗？
戴煌：找我的人呢，那太多了。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一个是我主动动笔来写，一个是带着他们到有关部门去上访告状。
很多书刊上也介绍了我。像你看到的《与传媒界名流谈心》。那些年我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一个是《吾辈亦须几回搏》，《当代记者论稿》里面收集了这一篇。
还有一篇叫《履经艰险志不移》收在《我的新闻生涯》里面。像你看到的《正气煌煌写新闻》，名流谈心，还有《当代老新闻》这本书，收集了我的《直面人生讲真话》。还有一本书叫《50年执政启示录》，这本书里面收了我的《依旧寄心于说到做到，少放空炮》。
另外还有《中国名人与传媒》，你也看过了。还有一本书叫《中国当代土皇帝》里面收了我在《当代》1988年第六期上的那篇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
为什么我能写这些东西呢？说起来在抗战前，我那时候大概也就八九岁，已经上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了，下学期就转到私塾去读古书了。
私塾的老师姚荫卿先生常常在我的大字本的行间写一写上联，让我对。或者写一写名句让我背。有一天在我的大字本上面，他写了这样的两句话让我背，哪两句话呢？“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
这两句话我从八九岁记起，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而且这一辈子我就按照这两句话来为人。哪怕我感觉到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啊，那我也说。就像1955年在越南受了胡志明的启示，共产党员怎么要别人喊万岁呢？对我启示很大。
第二年又碰到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样就使我产生对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所以1957年整风鸣放，我就反对毛泽东的神话和特权。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说这样的真话很可能要被抓起来杀头，那我也不怕，我照说，结果给打成了右派。受了20多年的罪，我不改。
可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把各种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就是对右派，他想平反，邓小平不让平反。因为邓小平他当时是中央整风反右小组长，他干的事情，他具体干的，他能让你平反吗？所以要改正。
人家受了多大的苦，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一律不赔，就叫改正。而且在1957年9月份，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还讲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的。组织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实行统购统销是完全正确的。
他这份讲话，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了一个小册子，可是前几年，出版《邓小平文选》里面没有收入。就说明他也认识到，反右是不正确的，人民公社也是不正确的，统购统销是不正确的。
现在人民公社、统购统销都没有了。就是反右派，没有人出来给你平反。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所以这些年我就常常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既有很多要打出一个“自由、民族、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天下，这些同志是千百万之多，不惧怕抛头露、撒热血，是真正的革命者。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人，是怀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光是逃到国外去的就数以万计，国内有多少？说的漂亮，为人民服务又怎么怎么，实际上蛮不是那么回事。
写内参为李九莲昭雪
《大师》：您有没有遭到一些打击报复？
戴煌：你听我谈。有一个女青年，江西的，叫李九莲。我写了一篇内参，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女青年，至今三年多还没有人为她昭雪，我写了一篇内参。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她原来是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还是南昌中学里面的三年级学生。因为她表现的好，也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代表，也到天安门前参加过毛泽东的男女学生代表大会。
后来她就不同意把林彪捧得很高，她就给她的男对象，后来到部队里面去参军了，就给他写信，她就说不同意把林彪捧得很高。这个男同学为了自己往上爬，把这个信居然向福建部队的领导拿上去了。这样子，福建和江西联系就把李九莲抓起来了。
你怎么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啊，你不是反革命吗？把她抓起来。可是过了一年多，又发生林彪坐飞机逃跑到外蒙古去，摔死在温都尔汗了。这样子也没有为这个女青年平反，还继续关着。关了一年多，才把她放出来，还说她是有罪的。
把她放到江西的一个县里面的工厂去当勤务员，挑担子，一个月才16块钱工资。后来有人要给她找对象，那个对象还是出生成分不干净的人，还不要她。怎么能要一个反革命呢？
后来不是批林批孔了吗，她就写了一篇大字报，也到南昌贴到围墙上，大字报的标题是《我反林彪无罪》，这样子有很多群众都拥护她，很多年轻人就成立了一个“李九莲调查委员会”。这样子，地方的有些领导，还有报纸的一些总编辑等等，上千人都拥护他。
可是当地政府那些原来把他抓起来的那些人，还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认为她是这样胡闹，又把她抓起来，放到一个农场里面去，鄱阳湖旁边的一个农场去劳改。劳改农场不是每年冬天都要来一个自我评审鉴定，这一年你改造的怎么样，你自己认识认识。
她在鉴定还没有写完，就要开一个评审会，农场的一些有关领导也去参加。她说我还没有写好，她怎么写呀。没有写好，写了多少拿出来念一念。她没有办法，就把半草稿拿出来念。其中就认为江青是好人，毛主席的爱人嘛。华国锋怎么样啊，她说放长线钓大鱼，现在我不好说。她都是说牢骚话。
好，这样子就说她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又把她抓起来判刑。农场上面的检察院，主张给她判死刑。后来南昌的领导就说，她是南昌人，就把她弄到南昌来枪毙吧。这样就把她弄到南昌去枪毙，“李调会”的几十个人也被抓起来。
宣布要枪毙她的时候，用竹签子把她的舌头和上颚串起来，免得她在街上游行喊口号。所以她绑在汽车上游行的时候，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弄到南昌郊区一个树林子里面，把她枪毙了。
就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在街上坐汽车，十字路口人行道不是有红绿灯吗，我汽车停在那里，有人就向我的汽车里扔了一个纸条子，就说这个事情。同样的纸条子还送给宋庆龄，为李九莲鸣不平。这样新华社就叫我到南昌去采访。
采访过程当中我才知道，江西省委决定枪毙她的时候，在省委常委里面讨论，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枪毙，只有三个常委不同意枪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军区的政委，此人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已经是新华社的前线记者了，他是部队里面的一个政治部主任，同我很熟。
所以我离开南昌要去赣州采访，这个同志就告诉我，他说你去采访，千万不能住赣州地委招待所，防止有人暗杀你。你要住到赣州军区招待所。那里的负责人，赣州军区的负责人原来也是我们过去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一起的人。这样子，我就住到赣州军区招待所。
赣州地委那时候杜昭，和他们的秘书长还有好几个人，都到军区招待所和我谈话。他们的秘书长居然说哎呀老戴啊，你现在坐在哪一条板凳上啊？我说我坐什么板凳，我坐在党的板凳上，讲真理的板凳上。他居然认为我坐的板凳不对，让我熊了一顿。
他们谈完了话临下楼的时候，我还对杜昭讲，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说明天晚上你们再来谈吧，他也答应了，结果没来。后来我回来写了内参，胡耀邦做了批示，很快就给李九莲平反了。
十人联名为曹海鑫冤案呼吁
还有呢，我就弄了一堆材料，河南的。南方文学杂志发表了我们十个人的文章，《十万火急冤杀好人》，我们十个人写的。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和戴煌。
我们原来的题目叫《愤怒控诉善恶颠倒的河南公检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郑州郊区原来是个农村的村子，后来都合并到城市里面来了，但是它还叫西韩砦村。原来的那个村长（曹新豹）是非常坏的人，把集体所有的两千多万元带着他的弟弟、媳妇等人，游了前苏联、香港、东南亚等等地方。把这个钱花了很多，拉拢上面的公检法单位，把他的儿子弄到检察院去当司机。后来村民改选村长，就把他选下来了。
把一个一直表现好的复员军人叫了曹海鑫，把他选为村长。曹海鑫上台以后就组织人调查原来村长的坏事，把区里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些人也动员下来一起调查了。跟着村长出去玩的也在村里面为非作歹的，他弟弟，感觉这样闹下去肯定对他们家庭不好。就想办法来害这个曹海鑫，他们在饭馆里同伙的人，喝了酒，吃了晚饭就到曹海鑫家里去闹事。曹海鑫正穿着拖鞋送他的小舅子出门。
这些坏人就冲进来要打他，他就连忙拖鞋都掉了，向屋子里面跑。就跑上楼，就把客厅的门关起来，这些坏人就追上去，拿扁担来敲这个门，打这个门框，把粉墙都打坏了。这样就把门打开了，几个男的、女的，很多人就冲进去，曹海鑫没有办法，就把打猎时候用的猎枪端起来，说你们谁敢来？
这几个男女七手八脚就上去夺取枪了，夺枪把枪夺响了，就把坏人的弟弟打伤了。打伤了，曹海鑫还连忙叫人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结果没有抢救好，就死在医院里边了。
这样曹海鑫开枪杀人，但是就公安局的检查科来检查，枪的钩腿上根本没有曹海鑫的指纹。因为上面公检法都是坏人勾结起来的嘛，硬判曹海鑫死刑。这样子村民就闹到省委省政府那里去上访，为曹海鑫鸣不平。因为谁好谁坏，村民大家看得很清楚。
每一次上访省委省政府，我们河南都写了内参反映到中央上面去了。那也没有用，后来说那一年香港要回归，暂时就不杀人了。所以村民上访，新华社写内参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所以等香港回归了就开始杀人了，就把曹海鑫枪毙了。
那一天枪毙了好几个人，《郑州晚报》上就公布了七八个人的名单，名字都公布了，就不公布曹海鑫的名单。因为村民上访，省委省政府大家都知道，曹海鑫是冤枉的。《郑州晚报》公布名单就没有公布曹海鑫的名字。
后来法院门口就出现一个大字报，补充曹海鑫的名字，是这样。这件事我们几个人本来，李锐啊，很多人我们一起讨论的，也署他的名字了。后来说不需要署那么多人的名字，就署我们十个人的名字。
最早发表这个文章是在武汉有一个杂志叫《今日名流》，后来全国很多报刊转载。转载的报刊有十几家，陕西的《各界》，内蒙古的一个杂志啊，上海的《报刊文摘》，四川的《文摘周报》等等十几家，转载这个文章。
转载的文章，包括杂志，人家都弄大批的到郑州去卖，郑州的公检法居然就派出人来搜查，像国民党一样，搜查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做了这样的事。居然在我们的公检法里面也会发生这种事，这还是人民的公检法吗？这些冤假错案太多了。
“没有良心的权力是卑鄙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
咱们政府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样的事情可多了，就谈我们四川凉山那里的贪官污吏。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权柄魔术师》，发表在1988年第六期《当代》杂志上，是那一本杂志的第一篇文章，记录了凉山彝州那里的贪官污吏。
然后又写了一篇，《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也是凉山的贪官污吏，一个副州长的儿子，在饭店里面吃饭，另外一个人无意地碰倒了他摆在地上的空酒瓶，他就拿出刀子把人家杀了。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外面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凉山的这些贪官污吏居然到北京法院来告我，好像他们是合法的，我是非法的。
到法院打官司，打了两场官司，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在这个《权柄魔术师》的标题下面，我还引用了苏联过去一个话剧里面的台词，“没有良心的权力是卑鄙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中国社会就这样。
当然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就是在台上的这些人，当年也是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上来的。就这一次开作家代表大会，胡锦涛不是也去讲话了吗，第一个还提毛泽东思想。你们看见那个报道了吗？对平反冤假错案做出重大贡献的胡耀邦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值得思考。
所以我说，当年我参加新四军，党和军队强调的口号最著名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们打天下多少同志牺牲了，为了争取这个天下，结果天下争来了，最后有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鬼影子也没有。所以，到现在我从16岁到现在，80多岁，六七十年了，我还在想这八个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要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关爱，这天下多好啊。你们这么小，是不是也想这个啊？（哈哈笑）普世价值，真正民主的是英国、法国、美国。1888年，恩格斯访问美国，回来以后他就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前些日子在《改革内参》上，在文字上表明了这一点。
《大师》：很少有记者能够像您这样一支笔打天下，然后还打到底。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戴煌：我小时候，老师说的那两句话，对我坚持人生这一辈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就是要这样，“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说的完全正确。
《大师》：但是像现在媒体记者，没有《新闻法》能去保护他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揭黑报道，或者是搞调查报道，经常是挨打。您怎么鼓励这些后辈呢？
戴煌：有很多记者他也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也知道讲真话是应该的，但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自己即使不流血，也弄得伤痕累累的，干什么。也就适可而止了。并不是说这些人都不好。他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不得已啊。像我这样子拼了命的，不管你环境怎么样，我还是这样，那是很少的，我知道。
来源: 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