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之前，当《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拿到了样书，并怀着喜悦与遗憾交织的感情重新阅读它——同时，也是阅读我的一段青春、一缕柔情与一片侠骨。
说喜悦，因为《火与冰》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
在此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只能零零星星地散见于一些非常边缘的报刊上——而且，问世的还是其中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些篇章，最好的文字被深深地埋葬在抽屉之中。
记得还是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教官突然告诉我们说，北大的老师来看望你们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冰山上的来客”般遥远的消息。虽然我们考上北大已经大半年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北大的校门——我们是拿着通知书、带着《毛泽东选集》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几个月以来刻板而痛苦的训练和说教，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我每天都在憧憬着北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虽然见不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了，也见不到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启蒙先驱们了，但北大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没有淡薄。我多么渴望见到北大的老师们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像跟我有着骨肉联系的亲人们一样。
会见的时候，改变了陆军学院的“中队”和“区队”的编制，而按照系别来安排。于是，在一间教室里，我们四十多个中文系九二级的学生见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以及几位年轻的班主任。
然而，会见的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情。孙先生简短的讲话一直很严肃，而那几位看上去不到还三十岁的年轻老师更显得冷淡，没有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关心和安慰——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刻。
老师讲完之后，就是学生提问的时间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问起北大里的一切，幼稚而热忱。
我也鼓起勇气问孙先生：“老师，北大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会不会出学生的作品？”
孙先生绷着脸回答说：“北大有出版社，不过一般出版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出版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还想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鼓励学生当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孙先生的回答是真实的。的确，将近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看到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哪个学生的作品，无论他是如何的优秀。但是，当时孙先生的回答如同给了我一记当头的棒喝。那时，我手头已经积攒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正想寻找机会出版呢。
而孙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对于少年人来说，文学是亲切的、温柔的、甜蜜的，而学术则是严肃的、僵硬的、高傲的，显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而疏远后者。孙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然而，我却认为，教育不应划定一个模式和界限，学生最后究竟是成为一个学者还是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应当让他的天赋得以自由的发展。那时，我那里敢与孙先生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文学梦。
第二年正式进入北大之后，除了听课——包括专业课、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以及五花八门的讲座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那洗得发白的牛仔包中，是砖头一样厚的书籍，书页间是我的稿子。
在流水和落叶的交错中，在青草和白云的转换里，我的文字也一页接着一页地积攒下来。我没有考虑过我写的是什么——是散文，是随笔？是杂文，还是笔记？北大中文系有两个悠远的传统，一个是校园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试验诗歌的传统，晦涩艰深的先锋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北大人最愿意尝试和沉迷的文体；另一个就是严肃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考据和注释的传统，写作那种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论文是另一些有远大抱负的北大学子的梦想所在。我对这两种选择都充满了敬意，但我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生。我愿意按照我生命的本来状态来写作，至于这种写作应当怎样命名，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末流的问题。
在每年的假期里，我会积攒下来一点点稿费。利用这几百元钱的稿费，我请人将这学期写作的文字打印出来，然后复制、装订成二三十份。到了下学期的开学，再送给老师和朋友，请他们指点。于是，这些文字便开始在朋友和师长之间流传开来。
有一段时期，我的一本名叫《思人》的文稿，刚刚打印了一半，就没有后续的经费了。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昝爱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城里赶到北大，捎给我一千元钱。
昝爱宗并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家小小的报社当记者，怀着纯真、青春与理想，奔波在风沙扑面的京城。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才一千多块钱。每个月他得应付昂贵的房租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开支。这笔钱是他好几个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我把他的情谊深藏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这样的朋友，这是多余的礼节。
在《火与冰》正式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编辑了四本文稿：《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每本从十万字到二十多万字不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本粗糙的打印稿，慢慢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流传开来。而《火与冰》中的若干文章，便是从这些简陋的小册子中挑选出来的。
《火与冰》的出版，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钱理群先生邀请我参加一次名为“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连研究的门径都还没有进入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参加全部都是第一流学者出席的学术讨论会？
可是，钱先生鼓励我说，鲁迅研究界的研究者们年龄普遍都偏大，这些年来已经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危机。他们希望鲁迅研究能够多吸引一些青年人参加，他们也愿意多听倾听些青年人的声音。年轻人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出席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萧军先生的儿子萧鸣。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许多让我景仰的学者：王得后、王乾坤、张梦阳、徐麟、孙郁、王世家、朱正、高远东、摩罗……以及两位一生致力于绘画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与王伟君夫妇。此后的几年来，这些学者大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会后，我将自己作品的打印稿送给诸位先生请他们指正。
孙郁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开始积极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操心。他认识了出版商贺雄飞先生，并将我的稿件转交给他，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
颇有眼光的贺先生，是在返回内蒙的火车上读完书稿的，据他后来说，那个在火车上的夜晚，“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灯光”。
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贺先生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愿意投资出版此书。那时，他远还在内蒙打理公司，偶尔到北京来联络作者，也是行程匆匆。几经周折，我们在孙郁先生的办公室里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我转了几辆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饭桌上，我口头同意委托贺先生负责《火与冰》的出版事宜。
又经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其间的花絮足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到了一九九八年四月，《火与冰》终于出版了。
此后四年间，这本不成熟的、“带着血的蒸汽”的随笔集，获得了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少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我意识到，在世纪交替的沉寂与冰封中，人们是如此地希望听见一点异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字能够像破冰船一样，带来冰层破裂的讯息。
《火与冰》不过恰逢其时罢了。
《火与冰》的出版带给我的除了喜悦，还有遗憾。之所以说遗憾，因为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不可能是“最后的成品”。文学和艺术都是向完美发起冲锋、却又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事业，也是永远被遗憾所折磨的事业。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正如鲁迅与李小峰之间那样，由朋友走上了法庭。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是买点、是利润、是炒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而作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保持作品自身的完整性，是书籍与文字形成统一的风格。
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当时，我虽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出版的艰难，大概每个年轻的作者都深有体验。
后来，因为《火与冰》牛头不对马嘴的广告语、花哨的封面、粗劣的纸张和草率的装订，我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严厉的批评。当然，这是当初的妥协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乐于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相信，批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爱。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苦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作者本人所能够完全控制的。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四年过去了。《火与冰》遭遇到了一本“别样”的书籍在中国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后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以《火与冰》这个名字，将《火与冰》里的“思想札记”部分与《铁屋中的呐喊》里的“《资治通鉴》批判”部分合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小小选本。这个选本受到了许多海外读者的注意。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回音壁上的回音是喧杂的，有赞扬和辱骂，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担心和欣慰……对我个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正是通过《火与冰》这本处女作，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在她那里，我找到了最甜美的爱情、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无畏的支持。
四年过去了。我觉得有了重新出版《火与冰》的必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被修改、被伪饰、被删节的地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同时，我也删除了数篇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章。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荫，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一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2》）
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2002年1月
大风中的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