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柔弱的丁香破土而出。

艾略特的诗句就在四月里向我开放。

不仅伊拉克战争在此划上让世人意远未尽的句号,而且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残忍地挑战了我们的智力、我们已经显得现代而且切实的生活。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非典的力量是可怕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会了西方知识系统里的典型观念,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最为人称道。而种种堪称典范的生存知识和生活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终于,中国社会遭遇了非典的反动;这是伊拉克自由之战同时悄无声息到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战争。中国政府终于承认并按习惯称之为防御战。这是一场无硝烟无对等敌人的战争,这确实是草木皆兵的无望的抗战,这是一个民族再一次以血肉之躯筑成荒芜破败长城的战争;但对当事人来说,这没有任何审美的意味。

4月3日,就在中国政府举行非典役情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赶写了《作为知识的羞耻》;当时的我和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都没有想到战役的惨淡,当我把文章投到一个朋友的媒体时,朋友说等伊战事稍息即刊布大作,我也很理解朋友的不得已。部长只是以为是例行的官场节目,打打痞子腔即可过关。而我则过于抒情,我只是简单地呼吁知识人能够出面,能够解释,能够高谈阔论,能够一壮中国人间生活的健康平常。我没有想到我们比之伊拉克的知识精英和民众还要不堪一击。

在那篇文章里,我只是简单地把非典比附一次民族的叫魂。在中国帝国文明的晚期,社会上经过了白莲教的折腾,又会在叫魂一类的挑战里风声鹤唳。当下中国已有过法轮功一类的运动,今天又遭遇了非典的迎头痛击。我希望中国的知识能够求解这其中复杂的意味。

但令人失望的是,沉溺于美伊战事的高等华人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再一次充当聪明的看客。他们多数只能追逐于事物的表面,就事论事;或者显摆自己对于知识、历史和信息的制高位势。于是,中国社会就在非典及关于非典的传说中与“世界工厂”的梦想告别,中国经济傲然于世的巨人自得感灰飞烟灭,中国普通民众都意识到了社会经济形态切实的虚妄。没有中国政府罪己悔过般的作为,中国社会将会在数周之内解体。

能想象一个有着民族情感人人摇头说不喷秽的社会开始人人戴着面罩以示清洁避秽吗?这样的说辞过于刻毒了。但是今天的中国却人人自危。中国相当庞大的体制化的一群开始启动了人民战争的老例,单位传达,人人发药。中国更为庞大的体制外的一群无望地视听着恐惧而无由地恐惧。一个饭馆的一个服务员疑似病人,一条街上的饭馆只能停业;一所大学的一个学生得病,校园内的一切活动停止,学生也不得离校或不得不离校;上下电梯时,做服务员的外地小妹在一旁工作也无声地落泪,因为城里人的管制和役情的无情让她的心随电梯的上下开闭而忽悠不安。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无能获知真相。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借助于网络、手机短信而有了新的腿脚。在基本真实被锁闭的状态下,小道消息成了一些人的特权,据说二月间一些卫生部门的官员就把非典的绝密信息送给自己看得上的亲友;小道消息成了一些人的礼品,或贿赂或安慰受礼的一方。在一个长期封锁信息的社会,在一个管理严重滞后的社会,在一个不曾透明公开的社会,真相也会成为小道消息,一个报社的记者明明听到了传达却不愿向我们传达,谣言也会休息一天,他听谣而不传谣,使真相质变为谣。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发给单位员工的弹药物品也会失效,这就像伊拉克自称的发枪于民失去了意义。最为可笑的是,这些员工除了向亲人传达以外,也会向社会封锁真相。我们确实有一个蒋大夫,因为我们彼此恐惧,于是只有这么一个人反而突出了恐惧并夸张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小道消息和变为小道消息的真相只会增加一个社会的恐慌。

专制生活的脆弱再一次让中国人感同身受,最有革命精神的人也会同意,中国经不起折腾。能想象香港变成一座臭港或死城吗?当众多的明星戴着口罩为张国荣送行时,戏子们也在为东方明珠的黯淡送葬。能想象橱窗般的北京从首善之区变成魔鬼之域吗?能想象“充满活力”的中国面临六四之外的孤家寡人感吗?在一盘散沙里,因吃喝玩乐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没有家园感,专制生活的绑票使得他们只有生理上的相互适应,一种麻木可耻的不带任何同情的相互依存,典型只会给予他们出人头地的生活目标,非典却让他们感到了彼此相关。但他们不会记起这个教训。

二.

毫无疑问,最应该警醒的是中国的专制机器。它的滞后愚昧懑憨可笑早已是世人皆知,它自己也心知肚明。由于面子和恐惧,由于它的庞大系统内部的彼此恐惧,它至今都无能于自裁或洗心革面。在只会丢卒保车寻找替罪羊外,它还没有别的办法;它不得已的开明而非透明仍只是走上了传统的老路,远未能如台湾、美国等地区一样进行稍微科学的管理。两周前它可以自称真实地发布,两周后它可以自称更实在地说话。它永远在当下宣称权威的真实,它永远坚守自己在当下真实的权威。它是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

《献给伟大的白衣战士》,这是它的社论。它的社论太多了。这是它临时抱佛脚的高论。这就像萨达姆们临阵时指望人民为之牺牲一样。跟传统一样,它悬赏、计功来要求医护工作者们严防死守地“给我顶住”,它想象不出来,中国体制下的白衣战士们本质上并非战士或天使。它调动媒体,请来专家,以无知于战争对手的自慰心、色厉内荏和装腔作势来宽解人民的恐慌。它的所作所为只是增添了社会的恐慌。

它取消了今年的五一长假,它居然可笑地哀叹减少了旅游收入,是因为它尊重人民的生命安全。似乎它从不如隔壁阿二一样偷去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它的中国经济的神话已经吹破,更遑论逼迫穷人富人消费的假日经济的破产。

它的党徒只会营私,利用非典发难财;再无当年如张思德一样向上的精神信仰,再无当年如白求恩一样就死的生命意志。据说有的单位只给领导配备了精良的弹药,用职工的话说,除非他们如萨达姆们一样从人间蒸发,他们就以为自己在群众的千夫所指千目所视或万众呼吸之间获得安全了吗?

它的人民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伊拉克战争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又在中国上演这种绑票的失效景观。那种例如文革时期,在雪亮的群众眼睛下,在胡同的小脚老太太的奉献中,任何反动都不得活动只能老实就范的情境,已经一去不返。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疑似病人在大街上游荡,有多少确实的病人无人闻问于人众的孤独之中。

它连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都不如。帝国文明有着自己的天命和家国原则,重大的天灾人祸都会使统治者对其子民下罪己诏,希望全民共担艰难。因此,它的作为,据说可笑地把病人装在车里满街乱跑以避开世界卫生组织的检察,在信息如此全球化的时代把信息当作价码、礼物甚至威胁,只能说明它的自闭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也因为此,它的医院(据称人民医院,正如它的媒体自称社会媒体一样)在向人民敞开时,却成为人民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不仅我们收到的各种信息里多有警告别去医院的消息,而且据说确实有人疑病也不敢去医院的情况。

所有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虽然有人已经感叹,坏事变好事,一场非典将会使它变得开明起来,这种预言只有过于天真或过于自负的人才会相信。我已经说过,这是一场叫魂。如同伊拉克战争中的国民失魂落魄一样,我们面临如此惨痛的局面,专制机器不可能在失信之上延续并修补得公开透明。它只会更为变本加厉地专横,为了维持延续自己的生命,它苟延残喘地会在媒体、专家学者、军警特、公检法等帮忙帮闲和帮凶中间算计得失,它不会征求社会的意见,它不会代表民众的心愿。

就像伊拉克战争无情证实,不丢掉旧特权,难进新时代;非典也同样无情地证实,不丢掉特权,难进新社会,它的治理危机连保小康也不可得。对于专制的天谴,有如六朝时的贵族手捧黄金珠宝困在家中活活地饿死一样。但大限之前,这些专横的力量依然要横着走将下去。

三.

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早该有一种判词,有一种正见,有一种行动。

只是中国体制化知识的帮闲以及中国御用学者之流的帮忙,这种真相才会被幻象遮盖。不久以前,北京上海的繁荣还让人惊叹不已。人们永远不会想到这跟伊拉克、北朝鲜以及中国自己的内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已然小康或后后现代的感觉让人们置身于贫穷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为全面建设小康或更加新新人类自觉侥幸而甜蜜。

无数的工人下岗,无数的农民抛掉视若命根子的土地流落城市向城市求乞,无数的中西部城市失去了活力变成了废都荒城,无数的青年要逃离中国大陆。今天,终于轮到中国的大都市来体验一下了。

我们的改革开放似乎是白过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传统断裂了,习惯亦然,我们今天也不太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原来也如此脆弱,别人一直对我们不抱信任,关键时刻会本能地对我们关上大门。从北京发出去的邮件都会被人格式化,天津人会把道路封死不让北京的车抵达。北京从天堂跌入了炼狱。

北京只是一个架子,它可以蛮横地要求别人为它输血,它可以三天之内繁荣起来,别人出于恐惧或出于投机而养活了它,它只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存在。就像美国等地方一度作为我们想象的符号一样,北京就是内地人民想象梦游神游的地方,但北京还有些不同,它有野蛮的收容遣送制度,它的人民不能够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出没。请想象一下九一一后的民众神情,今天可以想象内地民众的冷血。内地人民将看着北京也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

因此北京会迅速地与世隔绝。像中国的内地城市一样,它独自应对着生存的危机。它的市民还在小区里晃荡着,例如遛鸟,放风筝,等等,但一切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天空太空阔了,小区太宁静了,他们的乐趣掺杂着一丝苦涩:在自己的小区,自己的街道和自己的政府前散步或走路,多有人戴着口罩神情严肃地暗示空气的紧张,或者个个匆匆逃离某种死亡气息的追逐。

它如此不堪一击,像内地的城市一样,人们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欢笑,失去了明天和希望。人们的行为都是暂时的,早上起来他们知道又赚了一天,出门活动的意义将被限定于它们被完成的时候:因为不定什么时候非典会传上来。人民大会堂里有政客和会议,学校里有学生,小区里有居民。为了维持门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活动,不过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北京安然无恙。而世人也乐意做观众,他们决定不来碰北京。因此我们在这奄奄一息的城市里享受一种象征性的、死一般的安静。有人把此次战役同六四后的情形类比,事实也确乎如此。不过,六四后一段时间里是悲情的,而现在是绝望的。由于北京不曾分担内地人民的痛苦,如今它也没有能力体味这种无望痛苦背后的本质,内地人民承担的是命运,而它遭遇的是突然。它曾经以为自己首善之区或大都市的笙歌永夜,它以为自己的命运天生高贵,如今它也成了废都,它的市民也成了象征。

但下层民众早就承担着这种命运。能想象农民以头抢地,而未能从地里收获生机和希望吗?能想象农民以头撞墙,而未能在城市里登堂入室吗?能想象工人们的生活,他们有活干就是幸福?他们经常面临下岗之危,他们没有时间思考是资本家们养活了他们的大问题。人们观看自己,看到的却像是死人,这种非人化,这种把人物化的国土实在难以忍受。因此,一些人砸锅卖铁,也要适彼乐土。那些留下来的人不得不本能地苟活,而他们的本能求生之举在糊口的同时,又必然地供养了肉食者。他们在命运悠忽之间的苍然奔走以及维系基本的经济活动,成了肉食者们繁荣昌盛的证据。

但他们远比北京和肉食者们清醒,只有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媒体不是自己的,医院不是自己的,学校不是自己的,专家学者不是自己的,公检法不是自己的,军警特不是自己的。只有天子脚边皇城根下的子民,只有大都市里的幸运儿,自以为跟上层社会沾亲带故的青年,会自负或天真地以为,媒体是可以托付的,医院是可以托付的,专家学者是可以相信的。就让他们在伊拉克战争和非典战争中大跌眼镜吧。

四.

中国的治理危机,或者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体制如行政体制的全面滞后早已是世人周知的一个事实。只是认知求解这一危机没有共识,改良、改革、革命、动乱、乱动,等等多种方案争议多年,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危机治理存在着认知上的障碍,尤其是,对革命的误解导致要么是恶毒地攻击之,要么是狂热地呼唤之。人们很少切实地从历史事实例如辛亥革命中,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事实例如法国革命苏东革命中,探究一个王朝雪崩的真相并为之做好准备。

迄今为止,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世界知识视野所及最有意味的课题之一。对中国专制制度生命之长久的探究也是最为引人入胜的话题。这个绵延数千年而不能中断,深藏于中国社会之中的“巨大而永恒的秘密”是什么,至今都无人堪称解人。对历史的反思认识可以徐徐图之,从容考量,对中国现实的结构性质必须明确答案,明确需要中国人全体尤其是掌握社会资源的精英层们能够对生活负起责任;中国必须尽快完成转型,而不是如目前一样以小康来消解重构现代社会的复杂而明确的要求,从而放弃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的革命性要求。

中国当前执政的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尚有一丝上进的革命精神,像人们谈到美国的政策有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的交替主导一样,中共也一直有着其革命信仰和务实功利之间的不同面目,信仰为毛泽东糟蹋后曾在党内有过短暂的良性的复苏,很快就被抛弃,在务实功利中坚守自己世代寄生中国并统治中国的专制独裁,它的反动质变其来有自,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助纣为虐之功不可逃避。

无论是“告别革命”,还是人文精神一类的顾左右讨论,还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对于世界知识的投机般地移植并比试高下,都大大淡化并转移了中国问题,以及中国问题本质上的峻急性。六四以后,对八十年代的精神记忆犹新的中国人一再指望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总不能把专制国民的帽子戴到新的世纪千年一类的梦想早已幻灭。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如从毛泽东、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立足点退回去追惩中国的激进主义,还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从而以第三世界一厢情愿的梦想来为世界知识史上的重大事件判定优劣对错,建立自己的本土知识权威,都是对中共统治的一种帮忙帮闲。

对于革命的理论建设,中国知识避而不谈;对于革命的成功经验,如韩国朴正熙革命(韩国人自己如此骄傲称道),如台湾地区的民进党浮出水面(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汤武革命的改进),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苏东革命(这是对中国八九运动的革命性发扬),中国知识视而不见;对于革命的经验教训,如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它没有完成建立现代政体的任务,但其推翻帝制建立亚洲第一共和的现代国体之功仍是千古不朽的,)中国知识过分夸识其失败或必然失败的一面。中国知识多谈论的是革命的血腥,是对统治阶级的过分的清算审判。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对苏东革命仍以官方的“事变”一说称呼之,中国知识停留在事变、风波一类的物象表面,而不能从运动、革命的政治哲学角度总结其生发机制和经验教训;中国知识对这些事变的经验之谈多系耳食之谈,最多停留在经济层面的硬软着陆的比较研究上。中国知识本应在这十多年的从容涵养里探究丰富的革命资源,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更新内容,从而做好中国的准备。不错,苏东革命确实有过血腥,有过复仇般的清算,但这更需要中国人调整心态,更为理性地对待中共的罪恶,而不是本能地拒绝革命;不错,苏东革命后确实至今仍停留在极为幼稚乃至变种的民主阶段,但这更需要中国人壮大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的精神信仰,而不是听任旧朝的军警特和黑社会来永久操持民主的平台。

实际上,真正进行政治哲学的比较之后,就会发现,革命是代价最小的。西方先发国家的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是为其他民族探路,由此,革命深入人心,而专制社会统治的反革命面目更为变本加厉,改良改革只是内部的修修补补,为了延续其专制的统治而已,从没有过渡到民主的实例。革命本来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康梁革命,世称改良,当其时却可以允许精英议政、献策,可以弃旧臣维新,即是说,一个社会的精英层对于政治事务和公共决策不仅可以说,可以动,可以做,哪里是今天充斥中国社会的改良改革哲学所可比附的,今天的中国改良改革派精英能做不能说,能说不能做是众人周知的事实;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要害在于立宪之选,让中国人至少中国的精英既能说,又能做,又能选,而不是立足于君主之威,因此他的革命是失败的光荣。实际上,我们以中国普通民众的眼光也可以看到,一个专制落后的民族不进行革命,社会就容易动乱不已,民生日用最受影响,改良改革就永远是毛泽东时代一样地折腾下层、运动群众,精英之间的相互打击或轮流翻身,这种代价是惨重的。一个专制的国家不进行革命,如伊拉克只有教派分裂,而无上层革命意识,如日本德国只有上层法西斯的极权要求,而无共和民主的革命意识,那么它们只有在避免崩溃的情况下由外力培植民主制度,而这种裂变对于一个民族的屈辱代价也远远大于革命的代价。

革命的政治哲学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我们只不过要由此指明,中国革命是可能的,也应该着手准备的。一场由中上层精英参与主导的民主革命,不会需要很长时间,它不必如早年法国革命那样整天山呼海啸般地开会杀人,它应该如当代革命一样简单而充满喜庆或恐慌后又上演戏剧,那就是齐奥塞斯库演讲时的一场嘘喝倒彩,那就是贝尔格莱德街头的一次军警倒戈,那就是武昌军营里的一次首义,那就是长期准备的民进党徒在当政的默许或互动之中旦夕之间浮出水面的一次勇猛精进,那就是叶利钦在坦克车上朴正熙在军官团里的一次勇敢之举,那是甘地哈威尔曼德拉昂山素季们从人性的深处开结的革命花实。但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它需要知识的参与,它需要我们做很多准备。

五.

非典不仅是对中国认知真相和小康生存价值的一次挑战,它也表明人类认知自身的一次危机。

迄今为止的人类知识种类中,西方知识因其强势而被尊为世界知识,它构筑的整体的现代观念,以及由民生日用、产业化、服务化、流动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等一整套现代知识,主宰了一切其他文明体系完成世俗转型的地方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不足以替代后发国家无数的头脑、信仰和精神,这些知识也可指示后者在迁居、饮食、衣物、玩乐上的弃旧求新,却不能改变后者的语言、血脉和肤色,不能无视后者身后强大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信念。

但是,不仅地方知识对新天新地的世界知识有着脱胎换骨般的崇媚、拥抱和亦步亦趋,就是世界知识也无视我们所说的其他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的尊严和自有的丰富的内容。今天,地方知识在处理本土事务时不仅变得狭隘,而且变得专横;世界知识在回答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问题时同样变得自负、独断。

冷战结束可以称作西方的胜利,自由主义的胜利,但也是西方的分裂,自由主义的结束。这种世界知识史上的演进至伊拉克战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取代,延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终于由欧洲国家突破,由美国超强的力量肆意支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成果被抛弃了,在西方自己经历世界大战等多次人类浩劫后得到的教训,包括联合国、国际法、承认的政治、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等等原则被抛弃了,美国“先发制人”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西方人忘记了一切经典也不过是历史叙事,他们只尊重自己的经典,并由此舍近代知识而追慕、自以为是地效法古希腊人的心智和他们关于世界的认知。这种自然法则的正义观再一次惟我独尊,世界分裂为二元的黑白争胜。

实际上,撇开这种认知的自负不论,西方知识本身也不过属于人类知识种类中的一种而已,它企图征服、消灭别种知识体系只能是一种愚妄;总的说来,西方知识只是以流动为特征的移民文化,美国是其大成,它不足以认知其他以农耕、游牧等方式沉淀下来的文化和知识种类。它不过由于把人的精神思维和物质财富倾力于认知领域而诱发了人的欲望和潜能而已,但在善的领域、美的观念、人伦的界说、死亡的思辩、生命的信仰等诸多领域,它并不能包打天下。它需要与其他文明体系的融通,它需要尊重其他文明的存在,而知识的僭妄使之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是进行单向的咄咄逼人的扩张。

移民文化早已到了尽头,以美国之得天独厚,仍不能同情地理解它的大熔炉里的非洲、亚洲、阿拉伯等国家地区和文化族裔的生存和生存变异,它有着我们孔子的有教无类,它却没有我们孔子的因材施教,它强行一切与之交流的人群接受它的学科制度、它的知识轨迹。在全球化时代,它开始抛弃移民文化上升时期的消极自由观念等本份,进步的观念让它自居永远进步的行列,它有我们佛子的进化观念,它没有我们佛子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观念,这个魔更是我们的心魔,用章太炎总结的,西方知识缺少这种俱分进化的思想和反思;今天,这种自居世界的西方知识强行将其他民族、国家和文明纳入自己的秩序。这将会是人类的悲剧。

艾滋病、炭且病、克隆、疯牛病的出现并没有让这种世界知识反思,它只是头痛医头,它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问题,它很少警觉这是它自己在生活方式领域里的危机,除了仍是信赖他们的上帝外,西方人仍不敬畏天地,仍以新人类超迈或教导父母的生存方式来构筑美丽的新世界;中国的禽流感、中国上海的甲肝、中国今天的非典要么为他们视为落后国家的报应,要么以为只要按他们的现代知识:管理方式和科学思维等等即可防治。但他们今天也只是封锁中国,他们也只是遇见来自中国的邮包而弃置,他们如此脆弱,他们又如此强横。这是人类的悲剧。

我们正处在文明交流的最为严重的时刻,即文明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和生死之决,中国文明跟佛教文明的这一严重时刻,从南北朝到大唐,持续反复了数百年间,其时发生了很多悲剧。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以小康来回避中国的民主转型,却在世界日益紧密的时代全面建设而不得,自守小康而不得;而美国等西方知识的开疆拓土也在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中把视野东移。这是人类的悲剧。

2003年4月21日急就于京城芍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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