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听了张耀杰先生的一个网络讲座，他的主题是漫谈孔子。耀杰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朋友，也是位“资深”自由人士，一位优秀学者。我这可不是像体制内官方学者那样胡乱恭维。我说耀杰兄优秀，指的是我在读他的作品时总能感受到他是在认真做学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作假，没有当前御用学者们的官气，没有曲学阿世，为利益出卖良心人格。他的观点我很多都不大赞成，这可能与我们感兴趣的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有关。他的本行是研究戏剧，后来由兴趣牵引，转向研究民国政治学术思想。我呢，只对政治哲学情有独钟。但他的正直，敬业，他的翔实材料和细致搜集材料的功夫，我无法不表示敬重。正因为耀杰兄作学问功夫扎实，才去听并听完他的语音讲座。不过，实话说，听过后，对他讲座中的某些观点，并不赞同，产生了商榷一下的想法。陪耀杰兄玩玩吧。主要商榷两点。
一点是耀杰兄认为孔子和儒家主张政教合一，不好；主张像西方那样实行政教分离。我赞成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大的方向我们相同。但是，我并不认为孔子和先秦儒家学说中有政教合一的观念有什么不对，也不认为与孔子同时的西方就有政教分离。
西方人并非天生就喜欢政教分离。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类各分支，应该都不知道什么政教分离。直至公元386年的欧洲，也不存在政教分离或不分离这个意识。那时的罗马帝国，应该是以斯多葛主义为主流，长期迫害基督教，不知杀了多少信徒。386年罗马皇帝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但即使成为国教后，在其后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教会势力仍然微弱。据哲学家罗素说，那时不存在什么教皇，只有个罗马大主教，一度还搞父死子继，有襁褓里的婴儿当上大主教的。罗马主教开始对其他大主教好像也没有管治权。再扯远一点，耶酥被犹太人的希律王交给罗马总督。罗马人开始并不打算杀他，是犹太人的王坚持要杀，才最后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呢，《圣经》里写着，耶酥自我宣称是王，是全体以色列和犹太人的王。按《圣经》里的这个表述，我们有理由认为，耶酥其实是想管教俗两界的。后来的罗马教廷也确实实现过耶酥这个宏愿，教会权力到达顶峰时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确实手握教俗两权。只是好景不长，罗马教皇的这种扩权行为，受到法兰克国王等强大君主的武力抵制，也与教会短暂分裂为二，实力受到极大削弱有关。虚弱的教皇之一形同世俗强权的囚徒，另一个与君主对峙时实力不济，不得不向世俗王权低头。英国，现代宪政的发源地，其政府长期反对罗马教廷在其国内享有特权。英王对积极维护罗马教皇的大主教，也就是教廷派驻英格兰的教皇的代理人，比如非常有名的大哲学家贝克莱，最后动了刀子，给处死了。直到19世纪君主立宪政体正式确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极端无能的失败者无地王约翰，其他几乎所有的英王都享有既管俗也管教的权力。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样的理念在今天能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并不是欧洲人特别高尚，特别不贪权，特别自觉，或特别有智慧，而是两三千年间教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结果，是逐渐演进，渐积而成的。中国，东欧，伊斯兰，以及非洲、印第安人等其他人类分支之所以没有政教分离，不是这些人种和族群的思想觉悟不高，而是缺乏那种政教两权长期博弈，缓慢演进的历史。我们不能拿后来欧洲历史演进出来的东西，来指摘远远在此之前就定型了的孔子和先秦儒家。我们没有政教分离，与特定的历史演化路径有关，要说也是后人的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孔子和先秦儒家承担，是冤案。
在这里想特别提醒一下大陆对西方历史演进主义完全缺乏了解的朋友们注意，我们在谈论那些源自西方的价值观时，一定要记住，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无一不是曾有相反的事实或者观念，起码就我所知道的，是无一例外。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正面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在其得到确立之前的历史上，很多都有相反观念导致的惨痛的事实教训，没有教训的，也遭遇过有力的质疑。它们是在与相反观念的实践或思辨中经历过许多试错，才得到确立。与那些中西文学名著一样，无一不是经历过历史的淘汰，最后才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现在谈论这些观念时通常是轻飘飘的。其实这些观念在其得到认可的过程中，极可能发生过非常严重的血腥，很多观念是千万颗人头落地之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反过来说，这些对于现代文明是基础性的，不可缺少的价值观，也可说是当代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不具备，知道了却不懂得珍惜，武断地拒绝学习和运用，那么，这既不意味这些价值观无用，或不适合中国，而是意味着，要么我们进不了现代文明国家的门，被全世界视为野蛮人，如同孔子生前的年代我们古人把蛮夷视同禽兽差不多，在世界上遭到鄙视，遭到孤立，不断衰弱，要么某一天当我们的后代醒悟过来，要求进入文明国家行列，他们便得付出同样多的甚至更多的人头和鲜血作为代价。
另外一点是，耀杰兄反对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对孔子的崇尚做官，并举例说他3000个学生中就有72个做了官。其实这是误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不多说，因为三纲存在的前提“君臣关系”现在都已不复有了，父子夫妻关系都已由法律强制规定为平等的，君权、父权、夫权三大权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可以说是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最显著的、且不可退回去的进步，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取得的成就（当然，君君臣臣这些年在大陆以某种退化的变种出现，且有死灰复燃之势，如官场上还存在对提拔自己的上级“效忠报恩”，将国家领导人称为“大大”——一种“君父”的变种，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讨论）。我们现在只讨论孔子与当官。众所周知的是——连一种民间老爷老太打的纸牌上都有，说孔子“化三千，七十仕”，说孔子教了三千个学生，其中有72个人成了材，当了官。耀杰兄把这事当作孔子热衷和鼓励当官的证据之一。但是，用这个证据支持孔子崇尚做官是不足的，甚至可得出相反结论，因为72人只占3000人的2.4%.只有2.4%的学生选择当官，97.6%的学生没选择当官或没当成官，怎么能得出这个老师的学生都想当官这样的结论呢？去问问现在任何一个教师，比如北大清华的教书匠，他的学生中当官的，我估计都不会少于10%吧。而且职位都比当年孔子的学生大得多。北大清华我还不算太清楚，武汉大学我知道得多一点，就是我的朋友野夫兄的母校，也是著名的风流贪官张二江的母校，现在据说湖北省大大小小的官都被这所高校的毕业生给垄断了。当然，湖北的贪官名额可能也被武大校友给垄断了。武大的教书匠，他的学生当官的比例该有多高？应该远在孔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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