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怕写作文,进大学后学的是理科,曾欢呼雀跃再也不用写作文。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萌发写一本书的念头。
但生活的变迁常出人意料。大学毕业12年之后,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被判处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为了生存,我们发明和发现许多生活小窍门,大家笑说要写一本关于“调遣处生活小窍门”的书,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卖,一定畅销。从“调遣处”移监劳教所后,有时也说要写书,但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一次认真想写书是2000年10月,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残酷和黑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将这一切揭露出去。从那以后,我时时在心里写这本书。
有人曾建议,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被抓开始写,因为被抓是一个非正常事件,从这里开始写容易吸引人。我仔细地考虑过,发现不可行。因为这是一个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故事。修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炼基础,我绝对做不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能够不畏生死,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去捍卫我所认定的真理。
我很“幸运”,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轮功问题而被大面积判劳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专为对付法轮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二百人扩展到近一千人的过程,目睹了因法轮功学员的大量到来,而给劳教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目睹了法轮功问题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影响。
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句老话“静水流深”。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写这本书仿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春节期间,电视突然播放了几个“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场面。当时我还在劳教所,除了官方的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对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镜头,我欲哭无泪。不管这件事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它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一定会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误会。
由于官方媒体的造谣和陷害,有的修炼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有的人在无知地助纣为虐,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被欺世的谎言蒙蔽。我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深切担忧。我一方面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心态,他们会不会在压力面前选择自焚这样的方式来“护法”等;一方面想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不懈,使这场残酷的镇压早日结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时我又觉得,写这本书同时也是现实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4月解除劳教后,为躲避警察的追杀,我离开北京,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轮功问题流落在外好几个月。她尚不满一岁半的女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和母亲一起去看她,她绕过熟识的外婆,以踉跄的脚步扑入我怀中,不管别人怎么让她喊我“大姨”,她却执拗地反复喊我“妈妈”。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声音是那么稚嫩。
我怀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我的丈夫是个坚强和优秀的人,从来没为我被劳教的事而埋怨过;我八岁的女儿两次到劳教所来看我,也没掉过一滴泪。我对破碎的家庭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我不在家时我的家是什么样子。而此时此刻,当妹妹的孩子在我怀中顽固地一声声叫我“妈妈”,妹夫在一旁低头不语但心里一定在滴血时,一个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伤,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许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亲戚。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多少世代以来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却动不动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搜查“逃犯”。他们一直在担惊受怕和为我们焦虑的双重煎熬中度日。
还有我们的许多朋友……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因法轮功问题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数百人,被劳教的有数万人;至于被判刑、被拘留、被强行拉去参加“转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实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离失所的、被无端开除而失去生计来源的,这样的人更不可胜数。因种种原因被牵连的人何止千万!……
我这一本书,也是为这些成亿上万的人写的。我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来关注今天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都向这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双手,救他们,也救自己。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辞不达意。我想起“泣血顿首”这个词。我想向所有读这本书的人“泣血顿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书,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证悟的一切。
因为不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人类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终止;所以书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绝对、绝对地真实。
曾铮
2001年5月24日于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