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个悬挂在21世纪门楣上的硕大感叹号

要作出合理的政治决策,务必要有一个展望未来的设想。
——乔治·奥威尔

新华社以《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为题,对目前中国汹涌的流动人口做了较为全面的报导。据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亿。

统计显示,在全国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从四川流出的占16.4%,安徽流出的占10.2%,从湖南流出的占10.2%,从江西流出的占7.2%,从湖北流出的占6.6%,六省市流出人口占人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

从流入的地区看,流入广东的占35.5%,流入浙江的占8.7%,流入上海的占7.4%,流入北京的占5.8%,流入福建的占5.1%,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

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占27%,从乡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镇的占74.4%,流入乡村的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动入城镇的有74%。

中国正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迁徙的历史时期。有资料表明,目前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多人,2010年将有可能超过两亿人。预计城镇人口的比重将由32%左右增至50%左右。随着信息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在指令性经济制度下形成的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与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必将有一个相互的磨合期,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基础,而汹涌澎湃的流动人口又充满着难以预测的变数,因而,在这个微妙的磨合期里,随时都有可能冒出一些难以和谐其振的音符。而现代化又是我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现代化在近代中国的艰难推进,尤如一柄双刃剑刺入粘力极强的奇异夹缝:一侧是千年传统冻土所衍生的历史赘疣,另一侧则是自身腐肉和脓血的阻隔。故而剑锋每向前推进一步,必将在刺破冻土的同时挑破脓血的粘膜,而这冰与血的交融又是极易让整个剑身生锈、甚或融化掉的。纵观近代史,现代化这柄经人类智能之光淬过火的宝器,在中国只是偶露锋芒,便回到剑匣中长时期的作壁上观。是再也输不起近而便得过且过的思维定势?抑或是羸弱的身上少得可怜的精血不足以浸透千年的冻土?

面对1970年代末的那个贫困已极的原地,我们无论是经济生态还是社会政治生态都已走到崩溃边缘的共和国,又再一次不得不用她赤裸的双脚,踏上与历史向背一致的锋刃前行。20多年以后,当我们审慎地摸着石头走到改革之河“深水区”的今天,以往历史矛盾的积累和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避开的问题突然又爆发了。虽然20余年的改革带给我们这个种族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收益的优越感,但是任何一种优越,当为实现它而累积的社会矛盾到了一定的限度和量变的时候,哪怕是微小的一丝浮动,都会引起强烈的震荡与排异,使之偏离预设的线性轨道,将其不优越的一面越来越强的凸现!因而,流动、发展、稳定就象三个硕大的惊叹号,凸现在变革着的中国已经跨越的世纪末的门楣上。

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途就象朝圣者的心路一样,有沟壑、有泥潭、有陷井、有深渊,同时更有充盈人类福音和鲜花的彼岸!向前行,我们将面临经济改革超前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积淀的陡壁;向后退,将是贫困包裹着的死亡沼泽。面对1亿2千万有着超创造力常且随时都能动摇整个社会基础的流动人口,面对一桩桩吏治与司法腐败、社会正义遭受践踏的恶例,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所孽生的种种社会怪胎,我们应如何探寻解决这些矛盾的新途径?

中国的社会架构,长期以来是以城市掌控农村的驾驭性结构,而农村的权力架构又是以受过城市文明影响的乡绅控制权力的模式。因之,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讲,“稳定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便是权力高度密集的城市稳定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即是“稳定压倒一切”之天秤上当然的砝码。

1970年代,墨西哥流动人口暴涨,仅1976年,就有80万人非法进入美国。更多的破产农民涌人城市,占全国1/4的1500万人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过多的人口导致过多地使用水,过多地抽取地下水又引起地震。拥挤不堪的震区无处避难,无水灭火,无路抢险,又扩大了生命和财产损失。人、水、地,恶性循环。真乃人口泛滥成灾矣!

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否将带来人口泛滥?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超过6000万的国家仅有12个,现在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已经有1 亿2千万(此数字较为保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格局不甚合理,同时各部分随时都可能变化失衡的社会架构中心的城市里,流动着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1/3还强,超过了巴西总人口的1/2,多于整个德国,有4、5个台湾,20多个新加坡!他们的生存状态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意义足以用“触目惊心”或“牵一发动全身”来阐释了。

掀开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史,流动人口(专指游民部分)的准确定位和另一个代名词应是:一头用人血喂大的猛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策源地。让我们步入历史的屏廊,可以明晰地看到,中国每一次由南到北的人口大迁移,都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因着要维系一个专制统治且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作为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历朝独裁者,都千方百计的编织恶法将农民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幷以此做为维系其所统治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然则翻一翻汗牛充栋的史籍,历朝独裁者在制订其国策时的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极其短视的立国思想,试图让农民永世作为社会底层以求其统治永固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涉,再到靠“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最直接了当且通俗易懂的理念取得政权的毛泽东,都以自身的行动对其做了无情的嘲讽和颠覆。

追寻生而平等和社会公正是人区别与其它物种的最基本表征之一,对于一个不甚合理的社会架构,只要社会价值体系稍有变动,大批被动地沦为社会底层且一直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就会由变而起,加剧社会动乱,造成大规模的人口和物质财富的损失。在任何一朝史家笔下,由患不均而引起的流民之潮都十分吓人:如西汉之际“饥寒幷臻,父子流亡,风腾波涌,更相骀借,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后汉书?冯衍传》),唐宋元明清此类记载,更是不绝史册。

这就象强性靠外力围堵的洪水,到了一定的极限,这个顽强探寻社会公正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便会肆意泛滥,其恶果更甚于洪灾: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给所到地区人们的生存境域带来极大的混乱,严重干扰当地土着的正常生活,使统治者也陷入两难的尴尬困境:两晋时期,六郡流民同巴蜀土着矛盾尖锐,政府遣返流民的措施虽得到当地民户的支持,但六郡流民却起而造反,土着为避仇杀报复而四下奔逃;晚清广东开平、鹤山等县土客大械斗,相互“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更是令人不忍卒读!甚者,流民为求生存,从聚众骚掠到起而造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形成造反组织,从而演变成重大民变,给统治者带来严重威胁,动摇其统治根基,甚或将整个王朝彻底摧垮。新莽和元朝足为左证。

虽然历代汹涌不止的流民活动,以其摧枯拉朽之势态涤荡了为数不少的专制腐败已极却不肯退台谢幕的王朝,但其付出的成本价值过于巨大,巨大的足以用那些穿越历史隧道飘飘而来的冤魂来定意我们种族的历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然而,任何一种所谓的前进或者胜利,只要它是靠人只有一次的性命去堆积或者验证,那么其过程及结果究竟还有何义!何况其“起义”或“革命”仅是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重建一个秩序与原社会格局相同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的架构和价值取向仍原地不动,我们应该彻底清算幷警惕这种重复“饿鬼赶走饱鬼”无规则游戏的暴民情结!

工业化的过程其实质便是城市化的过程,是产业分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这,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率,就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经济标尺。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实际上就是人口流动差距所致——目前美国每年就有25%的人口迁移率、日本20%,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每年人口迁移率也超过了10%,而中国只有0.5—3%!

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巨大差距更加令人震惊:美国95%、发达国家则80%以上,世界平均约45%,就连印度、巴基斯坦也达到40%,而中国仅20%左右,相当于美国1860年的水平!

深究中国城市人口增加缓慢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G?罗兹曼早在四十年代就在其《中国现代化》一书中所言的“这是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都市的就业机会有限,而且不会比乡镇乡村有太多特殊服务,连有钱人也不一定愿意住到都市来。”倒不失为一家之言。

而从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出现过的6次人口大流动:即1957年前后农民流入城市乞讨;1959年城市职工遣反原籍农村;1960年前后内地支边搞大三线;1966年城市市民下放农村;1968年至1976年青年学生“上山下乡”;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民工潮。其中前5次人口大流动均为政治因素下的被迫性迁移,是极不合理的城市控制农村驾驭结构下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特色和缺陷基因便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从1949-1975年间世界各国制定的110部宪法中,61.8%均有迁徒自由的条款和规定,而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第90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徒自由“,但以后修改的几部宪法就没有了相应的条文。

中国宪法中迁徒自由条款的消失,和至今仍在实施的户籍制度难脱干系!更为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其它2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趋势的差距已由4个百分点扩大到11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研究表明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阻碍,到200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平均趋势的差距已扩大到14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66位,而第三产业占GNP的比重中国只有33%,居世界第109位;城市化水平也很低,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3%,距标准50%以上和世界平均46%也有较大距离,居世界第94位。我国非农产值占82%,非农就业人口仅占48%,均低于标准及世界平均水平,居世界第72位和第76位。在过去我们曾经全力追求的“消灭三大差别”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在今日的一些发达国家,所谓“三大差别”已渐趋消洱,它们的“白领”职员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现代农民(农场主,农业工人)占总人口比例已很小,城市化水平达70%以上。

户籍制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因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载体只能是城市,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不能再停留在40年代小农水平的城市化中窃喜了!

发轫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民工潮”,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与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情况类似的中国第六次人口大流动,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又因为社会变迁的差序格局而爆发,是农民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自觉解放自己的表现,是他们对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的挑战,是长期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和长期社会流动障碍引发各种问题的显现,这次人口大流动,其积极意义在于人们第一次自发自愿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了禁锢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社会结构,为改革带来了希望和机会。

世界闻名的绿党理论奠基人舒马赫断言:“大城市正在造成人性的堕落。”聚集在里约热内卢的西方专家们同时也发出“城市——城狱——将成为整个人类的威胁,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一场核战争!”的警告。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掏金者背上铺盖,中小城镇不安现状者辞去工作,全都前赴后继地循着“人往高处走”的心路阶梯,涌进已被日异增加的下岗待业人数压得不堪重负的大城市,其热潮波起浪涌慰为太观。

据世界银行1989年春季调查统计:中国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一亿七十万,幷且在今后十年内,这个庞大的数字还将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递增。这种结构性、潜在性、流动性的无业人员仍会大量存在。

美国专家麦克奥森指出:中国今后的二十三年内,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将由现在的80%锐降到30%。

另外,我国农村的八亿人口正以每年一千万的速度猛增,可这个可怕的数字又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严重趋势。但是,这个占世界人口20%的民族却由占世界耕地面积2%的土地供养着;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增长,可是发展工业、交通、水利、住房和土地沙化等原因又致使我国耕地以每年5%的比例锐减;另有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平均播种面积已由解放初的6.2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这就是那个居世界倒数第三的数字。

显然,农村的人口锐增已经超过了土地的负荷,仅有的土地又频频受伤,加之国家在84年粮食暂时登上一个高峰的影响下,失去了对农业经济的调控,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恶化了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外,化肥昂贵,农药奇缺,因而就使得农民产生了干什么都比种田强的思想。

本来土地与人口的逆向发展,就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受到根本上的制约,这已经给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先决条件。

1990年全国春运人次约7亿左右;1991年,8.1亿,1992年,8.8亿;1993年,9.9亿;1994年,12.2亿;1995年,14.28亿;1996年,16.2亿;1997年,16.2亿;1998年,18.2亿;1999年,15.5亿;而刚跨入新世纪又一个龙年的门坎,春运的景观真可谓匪夷所思了——1月31日,春节的前4天,四川已有400万民工出川;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到达广州车站的人数就有55.4万,比1999年剧增58.7%!北京火车站:初二满员,初三则超员100%;12日由汉口开往温州的车超员率达200%。

2003年春节上海消息:从安徽、四川、江西等地涌来的民工使华东的一些车站客运量持续暴涨。

458次列车每开一趟都要被挤破十多块玻璃,车轮两边的弹簧被压得失去弹力。2月15日,湖北姑娘王芳菲被踩死在开往广州的419次列车上。2月14日至16日,在广东境内的三茂铁路上发生了4起旅客因高度紧张引发精神分裂症而跳车事件。武昌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下塞满了滞留旅客,各种花色的被子就地铺成了一个大炕。

京广线全线告急,而南昌铁路局从2月5日至14日,特增开临客199列,累计发送旅客200多万人,日均发送旅客20万人,同比增长30%,最高峰日达25万人,创历史之最,是平时节日客运量的3至4倍,其旅客发送增长幅度之大,是节后全国4个春运重点铁路局之首。

从有160多万人口的中原第一人口大县固始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2月17日满载71人还不包括4个婴儿、5个7、8岁孩子和几乎每人一个的装着为省钱而塞的鼓鼓囊囊大米的编织袋!当《南方周末》随行记者对途中临时又要再上10个客人提出异议时,车老板却说:这算啥?去年我们哪一趟不拉150个人?而这辆车按规定只能带定员34个人!

2003年1月,2712,贵阳市一辆非法营运的小货车,满载23名民工准备赶往外地打工,行驶贵遵公路沙坡路段时,因超载侧翻,车内民工严重挤压,其中一人肝脏破裂,并发性肋骨骨折,体内大出血……

但是民工潮还在不断地涌来!

劳动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控制民工潮,重申各地在春节后一月内不招新民工;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限制甚至禁止招用民工,强制将就业机会留给他们认为更需要工作的本地人。

但是民工们似乎幷不在意,仍然以他们自己的速度奔向城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拼争在城市的边缘。

这不禁令笔者想起1990年代初那列从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车上的情形只能用“塞满”来描述了,就这样沿途仍不断有人从车窗爬进来,多数车窗玻璃都被砸碎了!车内情形更是不忍目睹——人挤人挤得连蹲下去的可能都没有!而每节车厢的厕所则由几个恶人霸占,若挤得受不了了想到厕所里喘口气,就必需给他们10元左右不等的钱,先是男人们开始随地大小便,到后来平素最看重贞操、脸面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也顾不得羞耻和尊严,将私处裸露着当众方便!等列车到了广州车站,从车上下来的人们的鞋上大都印上了刺目的尿渍。

是什么力量诱使着这些千百年来固守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和“离乡不离土”的古训,祖辈而蛰居在相对闭塞的农村里繁衍生息的农民们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在中国人口中最注重春节的群体,面对祖祖辈辈“千里路外往回赶,就是为的年三十团圆”的习俗逆向外涌呢?生存和由于日益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贫穷是其原因。换而言之就是改革初期受益者的农民所操持的职业——中国农业已成为没有剩余价值的产业!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城市的三个原因:城市工资与乡村收入的差距大大扩大、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乡村教育的加速发展。这其中的前两条不能不说不切中要害。

加之长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195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48倍,直到1979年,城乡收入比仍达2.5倍;1984年以前,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84年二者的比率已下降到1.71: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逐渐扩大,到1997年,二者之比已达2.46:1,超出了改革之初的水平。

可这还是名义收入之比率,若以实际收入来衡量,则二者的比率更高达2.79:1.从绝对额来看,1978年,农村人均收入为134元,城镇人均为316元,二者相差182元。到1997年,农村的人均收人为2090元,而城镇人均收入为5160元,二者的差额已扩大到3070元之多。

再则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城镇,东西部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11元(西部高于东部)猛增至1793元(东部高于西部)。对于农村来说,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更明显。东西部地区的相对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1.46:1扩大至1997年的2.15:1,绝对收入差距更从78元扩大至1666元。

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状况还可以从下面一组资料中得到体现:在1994年确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中部地区180个,西部地区307个,二者共计487个,占全部贫困县的83%。与此相连,在当时的7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中,约有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据人民银行1999年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1万亿元,而城镇居民的储蓄额是4.5万亿元。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1999年统计),是9.1亿,而城里人只占3.9亿元。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经过较长时间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指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着幷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这对正在演变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

再则繁重的“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税赋更使农民的收入已陷入停滞或负增长!近而使得农民千百年来赖以存活的土地由资源沦为负担:据最近对江西省某市农民不愿种田的调查,该市每亩耕地可种两季水稻,收获稻谷约800公斤,折合人民币为960元,这便是农民收益的全部。而每亩土地年平均须交各种税50元,投入尿素等生产资料约200元,还有摊到每亩地的计划生育基金、教育附加费等约300元。而种1至5亩耕地必须净投入劳动力一名,劳动力约3000元。如果该劳动力放弃种田,做生意或去打工,机会成本约5000元。由此可见,农民每种一亩田的收益为960元,去除各种费用后,反而亏损2000多元;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则亏损更大。

零点市场调查公司1999年5月对山东、辽宁、广东、湖北、江苏和天津的15个县、市2070名富裕农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人希望孩子将来不再务农。而上海市妇联的调查表明:超过九成的家长鄙视体力劳动者。而更令我们尴尬的则是——在我国唯一的一部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中,法定的“劳动者”竟然不包括占人数80%之多的农民。

另据河北、浙江、江西、湖南、四川、新疆等6省区300户的典型调查,1992年人均纳税、上缴提留和统筹占承担费用的37%,占上年纯收入的6.5%,已超过了农民承担费用管理条例规定的界限。在1993年上半年的承担费用中,纳税占19%,提留占18%,集资占32%,摊派和罚款各占6%,劳务和其它占有19%。另据1995年初农业部等10多个部委的联合调查,在1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了38%,金额达85亿元。其中集资、摊派比上年增长69%,达28.3亿元。尤其是农具涨价十分突出,农用拖拉机由3.6万元上涨到5.2万元,电价则涨到了1元/度,个别地方甚至高达3元/度。1994年与1993年相比,化肥上涨29%,柴油上涨29%,农药上涨10%,农膜上涨7%,致使稻子、小麦、玉米三种作物平均每亩成本增加13元。

以上种种,使得农民深感作为土地资源的拥有者,对土地的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故而转向出卖不需要再增加其它资源投入却能直接得到回报的最古老资源——即出卖苦力(劳动力资源)!

另外,城乡的福利差诸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入托、受教育条件高等城市居民的巨大隐性收入也是农民要弃乡入城的重要诱因。

当然,改革开放20年来,在农村较为成功的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大提高了农民受教育的概率和自身素质,客观上也为他们适应城市提供了便利;据农业部近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25600户样本农户中,外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被调查农民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外出的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7%,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4.14%,分别比农民总体中的同一比例高出2.57个百分点和17.4个百分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1.58%,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文盲和半文盲只占3.76%,分别比农民总体中的该比例低6.3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在这些流动的农民当中,具有某种技术特长的占24.81%,这一比例高出农民总体中的同一比例近10个百分点;接受过职业培训或教育的占10.53%,高出农民总体中的同比例的4.47个百分点。

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正如《南方周末》在题为《向东!向北!向南!……》的有关民工(恕笔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这两个刺目的汉字)行程的文章中所言:“他们从城里人闻之色变的‘盲流’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在头一天电子商务刚刚呆过的位置上,他们成为当天报纸的头版新闻。他们的流动和互联网的蔓延一样,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力量。他们眼里的渴望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在坚韧不拔地改变着社会。而社会的变革,不正亟需这样一种灼热的甚至烫手的生命力吗?你已经置身于这种改变之中,所以你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些兄弟姐妹。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而尽管如此,城市对他们还存在着这和样或那样的误解,而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状况也还容乐观,下面我还是就此做以下简述:

A、流动人口真的在抢城市下岗待业者的饭碗吗?

K?盖尔布莱恩在《不确定的年代》中指出:英国以本土劳力为主的企业,产量总是特别低,与德国比,它的失败恰好是因为太缺乏外籍工人——那些外籍工人特别勤奋耐劳。

把他的这番话用在涌入中国各地城市的流动人口身上也较为合适,当他们带着几分盲目的希望胆怯怯地来到陌生的新环境,对其来说不能不说是冷酷而沉重的——城市完备的社会关系网络、成熟的文化形态,使以往只知面对黄土背负天的他们,在陡生自卑的同时倍感生存压迫。加之作为劳动力整体的素质低下,只能从事城里人压根不愿染指的“苦、脏、累、毒、危‘’这五大类工作,他们干活最苦、收入最低幷缺少劳动保障。当保姆、打扫街道、清理公厕、干建筑等脏累职业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利“。

例如在2001年,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就必须付出如下代价:首先要在户口所在地办《流动人口证》,费用是每年50元-80元;到北京后,要办《暂住证》,每年180元,证件工本费8元;如果想找活,还要办《就业证》,费用也是每年180元,证件工本费5元。有些工种还要办什么《健康证》或各种资格证书等,样样要花钱。这些证件办齐,至少要花450元钱,几乎是一个月的收入。假如通过职介所找工作,再加上其他杂费,一个月收入也不够。如果还经常换工作,

不仅麻烦,费用也更多。若拿不出如上款项,那么就必然要沦为城市“黑打工”,其状况类似富裕国家中的非法移民,其主要风险有三:1、同工不同酬;2、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险之类福利待遇;3、随时还有被警察和城管围追、轰赶的危险。而尽管如此,在北京的崇文门、西安的文艺路和成都的九眼桥,还是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黑工市场”。

另据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的一项调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只有50%左右能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30%左右只能是短期流动性工作,20%成为城市失业者,有的露宿车站码头、立交桥下、地下信道中,有的花光来时所带钱款,然后乞讨而归。

又据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团中央权益部在民工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烟台及民工输出大省进行的专题调查发现:来自人口大省的四川达到千万之众,仅1996年出省打工人数就达到650万,安徽达500万,占安徽农村劳动人口的1/10.河南人数达681.9万,其中跨省流动481万人。

而从流入地区来看,目前在广东务工的外省劳动力达1000多万人,其中在广州160万外来务工人员中,在工业企业的为36万人,占同行业本市职工总数的51%;在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外来务工青年达到当地户籍从业人员的3.68倍,总人数估计达到400万人;在北京大约有300余万外地来的民工,其中有60多万供职于国有、集体企业,180万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占外来人口总数的62%;在上海,外来人口迅速增加,目前已达250多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建筑、装修、餐饮等各种行业,如上海市的集贸摊贩主中,有60%是外来人口。另外,他们在城里打工的时间也相对延长。调查显示,进城打工四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占29.8%,三年以上的占17.0%,二年以上的占19.0%,当问及“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乡”时,选择“目前还不想回乡”的达45.6%,“永远不回乡”的占2.1%,表示“说不清”的占23.2%,三项之和超过70%。

在调查中,有31.1%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打工是“想换个环境,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施展才干”,居9个选项的第一位,而想“到城里学点本事,回家乡好干点事业”和“到城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的分别为14.7%和11.6%,三项相加为57.4%;因为生活困难,想进城挣钱养家的人员仅占16.9%。他们的到来虽给城市和市容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其劳动同时也大大的给城市带来了方便。

1997年12月22日,《长江开发报》发了一则题为“南京清退民工腾出岗位无人问津”的消息:清退民工工作进展顺利,南京市已从轻工、冶金、机械、化工、纺织及电子行业腾出近4000个岗位。然而,记者21日从市劳动部门获悉,民工腾出的岗位至今仅有1000多人愿意顶上去。为下岗职工谋饭碗是好事,但在搞市场经济的今天,将干得好好的农民工清退出去,不仅是对农民工的歧视,而且也损害了相关企业的利益。

关于外来人口是否抢下岗职工饭碗的问题,龚树基这位曾经担任过10年北京市劳动局局长的权威人士,在1998年1月8日召开的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北京一方面每年有十几万下岗待业职工,一方面又大约有130万—140万外来人员在京务工经商,解释这个现象我看有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愿意来,因为北京挣钱多。他们每年至少可以给家里寄回两三千元钱。二是外省市愿意让农民出来,出来一个,脱贫一家。三是用人单位愿意,劳动力便宜,一个月每个劳动力只需支付七八百元。四是管理部门利益驱动。因为管理部门可以收费,有的部门一年可有不少的进项。

当然,再加上好多活儿北京人也不愿意干。北京人的劳动力择业状况近20年有这样一些变化,70年代中期,北京已招不到煤矿工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筑业中除了电工、管工、机械等技术工种外,城里已无人肯干;80年代中后期,纺织、化工、机械待业中的车钳铣刨等工种也没有人干了,而过去,这些都是抢着去的。

另据调查,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地的楼宇、交通及其基础设施,80%至90%都是外地流入的农民工建的。要没有超过千万人的民工汗洒珠江,就不可能有今日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毫无社会保障的民工从事的多属高危险行业了。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伤亡事故日趋严重,1994年伤亡事故372起,1995年伤亡事故413起,比1994年上升11%。1996年1—5月,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发生伤亡事故的起数,死亡人数,重伤人数,分别比1995年同期又上升了33%,79%和67%。

1990年1月,广东东芜的一港资企业因老鼠啃咬电线造成短路起火,由于信道阻塞,烧死女工80多人;

1993年11月,深圳市龙岗区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烧死84人,伤42人;

1997年3月,福建莆田新光电子有限公司一幢四层宿舍楼突然坍塌,倾刻间化为一片废墟,造成31名打工女死亡;

1999年12月3日,广东增城的一家家庭作坊发生火灾,烧死打工者20人;

近几年,北京市建筑、矿山企业因公死亡人数占全市因工死亡总数的75%以上,而民工因公死亡事故又十分突出,死亡人数占建筑,矿山企业因公死亡总人数的85%以上。

正是他们这种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甚或鲜血和生命的付出,对低成本发展城市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转化为当地农村最急需的资金和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据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到广东省打工的民工有近12万人,每年通过经济活动(包括劳务收入)从广东得到的收入,总值超过15亿元。湖南省的一位常务副省长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广东先富,几百万湘军哪能一年捧几十亿元回来?他当即算了一笔账,少说一个人一年寄2000元回家,到广东打工的350余万的民工就可以拿70亿元左右。更为可喜的则是:作为我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的四川,650万民工中已有10余万“打工仔”、“打工妹”当上了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老板,全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总数达到160万户,居全国之首,其中有10%左右即有10多万“老板”就是昔日外出的“打工仔”或“打工妹”,如今在他们手下的从业人员大约有20万人左右。

还有2001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重庆市农调队开展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也颇能说明问题:在被调查的1800个农户家庭中,半数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者,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583元,83.6%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200元-800元之间。

调查表明,被调查的180个村中,2000年外出谋生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32.6%,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5%。在被调查的1800个家庭中,2000年有人外出打工的达976户,占总户数的54.2%。在所有外出打工者中,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占外出民工的77.0%,女性只占23.2%。从收入看,农民工所得到的报酬相对较低。据调查,家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583元,83.6%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0元-800元之间。其中200元以下的占2.8%,200-400元的占24.2%,400-600元的占39.4%,600元-800元的占20.0%,800元-1000元的为7.4%,1000元以上的为6.3%。

1800位被调查者都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很有必要。它的具体作用,44.1%的人认为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37.3%的人认为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必由之路;13.1%的人认为是增长农民见识,开拓视野,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商品市场意识的有效方法;2.9%的人认为它有利于农民扩大市场信息量,从而便于自发而主动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和运用;认为具有其它作用的占2.6%。

调查还发现,只有15.9%的农民在外出之前进行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从劳动技能来看,只有39.4%的劳动力掌握了两种以上谋生的本领,60.6%的劳动力仅有一种维持生计的本事。

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有组织的外出民工只占9.5%,大批的民工处于自发外出状态。

另外还有一份根据农业部对13省、134个村庄的调查:2001年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和范围继续扩大,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3.3%,比重比2000年增长了2.4个百分点,其中跨省区流动的人数占到了45.8%。再以安徽为例,到2002年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突破1000万,仅流向外省的就达656万人。这种流动的创业,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安徽流向外省的农民工每年赚回纯收入300多亿元,相当于安徽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激活了地方经济(300多亿的收入成了激活地方经济的“酵母”,许多回乡创业者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更重要的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人力资本准备。

另外,西方就业理论中重要的“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也从另一面对民工抢城市职工“饭碗”的讲法加以否定,其理论原理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和职业前景较美好;第二劳动力市场则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第一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往往是家庭条件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劳动者;而在第二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往往是家庭条件不好、受教育程度低,基本上没有什么技能的劳动者,其中以外来移民、年轻人、妇女劳动者居多。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也很难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更多地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等。相反,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几乎不受制度性的保护,更多地遵循市场自由竞争的法则。

而同样存在着二元分割特征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却受到户籍制和所有制的阻隔,两类劳动力很难自由流动,以至于靠领“下岗”补贴的城市居民面对第二类劳动力市场的工种时,会发出轻蔑的否定:“咱城里人还能干那种民工们干的活?丢不起那人!”

由此可见,解决城市日异增加的下岗待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其由于户籍制的常期补助性高附加值而产生的高人一等的择业观念,而不是把为城市生活带来诸多方便,同时又有效地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外来工一刀切地全部辞退。

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一、使城市的部分设施陷入混乱,严重时将会引起骚动。二、引起区域政府之间的矛盾,因为不发达地区已习惯让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向大城市,这样既可直接缓解本地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又能为本地赚取“外汇”(民工从外地汇到家里的劳动所得)。

1997年12月13日《经济参考报》上刊发的一则《民工观念新变化:进城打工求技不求财》的短文中写道:“在宁波的各类夜校培训班里,许多操着异地口音的民工坐在课堂里为自己保上一份”技术险“。一名来自江西的小伙子,打工总收入才一万元,但两年里他花在读书上的学杂费、书籍费等达5000多元。他说:”我相信,学好技术后,根本用不着担心找不到赚钱的机会。“即使今后不留在城里,许多民工表示,也要将学到的一技之长带回家乡,这比金钱更有意义。在一个冰箱空调维修培训班上,学员50%以上是外来民工。400元的学费,几乎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一些住在郊区的民工,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活后,乘车甚至骑自行车赶到市区学校,上完课后再赶回去”。这则报道,是民工潮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可为城乡就业人口之间的相互交流开启信道,变抢饭碗为换饭碗。

政府职能部门对此不要光看问题,而要看到其开通城乡关系、活跃生产要素、降低城市劳动成本等好的一面,特别是“民工进城求技不求财”这一可喜的现象,这是民工观念转变的结果。对此,有关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为民工学技术大开绿灯,这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劳动素质,尤其是当这些民工回到家乡后,能带动一批人致富,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B、“嫁给城市”的尴尬困惑与数百万副产品——“黑孩子”的现状。

婚恋状况,从另一层面来讲就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而成百上千万把青春和汗水抛洒在“别人的城市”的流动人口也必将遭遇情感生活,其婚恋状态正是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过程,透过这一能折射出这个特殊群体心路历程的折射点,使我们更易走近幷思考这个群落的现状与未来。

这群“如饥似渴”的青年人的婚恋状况可分如下类型:

“把根留住型”:主要是通过婚姻的形式,完成进住城市的过程。此类主体是“乡下妹子城里郎”的模式,而由于此种模式目的性(进城落户)强,忽视了两个人的结合是两种背景的结合这一自然规律,往往草率仓促,其后果是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此种婚姻女方的砝码多是年轻漂亮,此举仅仅是为嫁给城里人来换一种合法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而男方则多是被城市自然规律淘汰出来的婚姻无能者,其砝码则是地缘优势、户口和房子这些外在的便利因素,故此种婚姻离婚率高、婚姻质量低的状况自然在所难免,仅以上海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的300万外来打工人口中,女性有近200万人,其中35.6%为进入婚龄期而又单身的中青年女子。有消息说,现在上海每天新建的230个家庭中,至少有30个家庭的主妇角色由外来的打工妹担当着。她们的出现使而今上海男子的通婚圈几乎遍及全国,尤以苏、皖、浙的女子为多。

在一份对现有30万外来流动人口的浦东新区的一项调查中,其中的1050份样本显示:31.5%的人觉得无上海户口没有什么不便;49.5%的人觉得有时不方便;19%的人经常觉得很不方便。当问及对上海户口的期望时,24.4%的人回答说没想过;24.3%的人觉得无所谓,37.5%的人不想花费太大的努力得到;13.7%的人尽力想得到。与此相关,问到来上海的动机时,73%的人说为了赚钱;0.6%的人为了婚嫁;其它为24.4%。显然,随着上海户口政策行为附加值的贬值,随着外来人口和上海人结婚的期望值降低,此种婚姻的高离婚率现象即刻出现:1996年,上海市卢湾区法院受理的外来打工妹离婚纠纷案件同上年比上升了62%。因生活困难离婚的占42.11%;妻子难以忍受丈夫虐待的占31.58%;择“高枝”而栖的占10.52%。1997年外来妹离婚现象更是日趋增多。据卢湾区法院统计,当年外来妹离婚纠纷案比前一年上升62%,还继续呈上升趋势。另外1996夏,据上海市妇联的调查,62.12%的夫妻认为自己的婚姻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是深层的情感因素。“1996上海统计年鉴”的资料表明:1995年,初婚14.6l万人,离婚4.53万人,两者的比例是3.23:1,每三对初婚人口就有一对离婚。从当今居高不下的外来妹离婚率中可看出:外来妹的婚姻是与当今都市中的婚姻现象同步的,它们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例如:1993年夏,上海电视台收视率极高的黄金段《纪录片编辑室》播放的一部名曰《毛毛告状》的写实片就产生过强烈的轰动效应。该纪录片讲得就是此类婚姻典型:一位湖南来的外来妹与一位上海籍贫困、残疾、大龄且恶习不少的青年同居,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位父亲幷不打算承认其母女的存在,经亲子鉴定后,才承认了自己的女儿。

家住虹口区保定路的小刘姑娘也是这样的一例,这位来自安徽山村的外来妹,从小受着逆来顺受的传统教育,嫁给上海人后,家中的贫穷、周围的歧视以及丈夫每日酗酒、赌博等恶习,她都能忍受,使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丈夫的精神变态,动辄加以棍棒毒打以及不断的性虐待。最后在当地居委会的帮助下,她才走上了法庭。在外来妹离婚纠纷中,像这样的家庭暴力幷不少见。不少外来妹是被丈夫的拳脚打出家门之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进法院大门的。

而从另一方面看,当初以追求温饱为要求的婚姻,随着生存需要的满足、生活的安定,产生了更高层次的爱的需要,由此导致了外来妹离婚。这类事已时有所闻。而由外来打工妹担纲主妇的家庭与一般普通上海家庭相比,大多数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差,同上海小姐妹们挑三拣四的“慎重”相比,外来打工妹们择偶结婚,则显得极其“麻利”,今天认识,明天就领结婚证的幷不乏其人。急于解决职业、居住问题是外来打工妹嫁与上海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外来妹担纲主妇的家庭中,人均住房情况:5平方米以上的占36.32%;5平方米以下的占50.67%;无房和借房的占13.0%。家庭月收入情况:1000元以上占15.25%;800—1000元占10.76%;500—800元占42.15%;500元以下占37%。而同期,上海常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近8平方米,人均月工资收入为832元。再则,由外来打工妹担纲主妇的家庭面临的问题甚多,有的问题不是靠她们自身能“克服”的。比如户口问题,外来打工妹可以不凭据上海户口就能在上海找到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子女户籍随母”的规定,她们的子女不可能入籍上海,那么,孩子的入托、上学、医疗、社会保障等都难以得到保证。上海市长宁区抽样调查了辖区内近三分之一达250户外来打工妹家庭,户籍问题为99%的外来打工妹所最为关心。

法院在处理外来打工妹家庭的离婚案件时,住房、子女归属和抚养等问题,均受到户口的羁绊。婚龄较长的,在离婚时外来打工妹依法享有对男方住房的分割居住权,而房屋产权或租赁权的取得,须具城市户口的“硬件”。法院即便判给外来打工妹应享有的份额,但最终都在户口问题上搁浅。为了替子女谋户口,有的人家甚至不惜搞假离婚,请示法院子女归男方抚养,在孩子获城市户口后,再行复婚。

面对外来打工妹家庭出现的问题,社会学家最为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和城市孩子们一起长大,但生活、教育等方面的“不一样”,会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心理的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随着这类婚姻的增多,必将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滋生出来。

但是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妹摆脱这种仅仅建立在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等基础上的婚姻模式,她们将更多地出于爱而结婚,也因这种爱的不存在而离婚。

“打工式同居型”: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为了生活和心灵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最原始的爱情形式,是青年的打工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尝试自己最关心的“归宿”问题之主体——婚姻的一个过程,这种同居关系有时也是因为女性的脆弱和需要以此获得保护。因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没有结局也没有真正地开始。

在深圳,超过200万之多的年轻打工者为了这个城市的富裕和繁荣抛洒汗水,每日劳动之余,在她们疲惫的身躯里还留下另一种呻吟:性的饥渴。她们青春如火,又远在异域他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异性的焦渴常使她们经受着比体力上的辛苦更难以忍受的煎熬和折磨。于是她们也常在一次次冲动时尝试官能体验,聊补那如烈火干柴般燃烧的饥渴和热情。

一位从河南来的打工妹说:“我来深圳前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女孩,来到特区后,先是想家,想得天天哭,可又回不去。后来一个男孩对我挺好,我们俩就恋爱了。我们忍不住那种激情,就同居了好多次,为此,我已经做了两次‘人流’,可我们还是不能结婚,还想在这多干几年。我们的家乡很穷,在这儿我们都是打工一族,我们的工资很低,每月都要往家寄钱,因此我们也租不起房子,所以我们俩同居都是偷偷的,那种心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到。”有如此“作为”的又何止这位河南妹子一人。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同居已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可以说,打工妹们同居的行为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观念上的改变呈现趋同模式。1990年前,在广州租房同住的男女必须向村委会或居委会出示结婚证,否则被视为非法同居,批评教育后处以罚金。现在情形则大不相同,任何一对同居的打工仔打工妹如果想在广州的石牌村、洗村、扬基村、客村、三元里村等地租房,只要按时交纳“暂住证费”和“村建设费”,从来没有人在查暂住证时会提出看结婚证。

对待同居,相当部分打工妹也淡然处之。“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这句流行一时的歌词最能代表同居打工妹的心态。一位做文字工作的江苏打工妹坦言:在百无聊赖的打工生活中,同居能驱除寂寞,消解疲劳。

一方面,打工妹同居已成较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打工妹的性无知亦十分突出。广州白云区的一间大型外资工厂的多数打工妹都偷偷与人同居,结果一年内有近百人到医院做人流。同居确实给打工妹带来了短暂的欢乐,解决了生活中的不少难题。在流动的社会潮流中,在社会无法更有效地管理和保护打工者的时候,在商品经济铁的法则面前,这种感情生活疏导了打工妹的许多寂寞幽怨,给她们单调、辛苦的打工生活带来了一些温情。

打工妹中间最流行的爱好之一就是“交笔友”。他们通过某些报刊的牵线,以笔会友,以笔谈心。这种活动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打工仔和打工妹的生活圈子太小,他们渴望伸展,渴望交往。据一些打工妹介绍,甚至有不少人将“交笔友”视为恋爱的寻找和前奏。在这样一种生活氛围中,“打工式同居”的产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爱情总是美好的。“打工式同居”也有激情,有欢乐,有相儒以沫,有刻骨铭心。但是,它总是和伤痛在一起。它同事实婚姻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它的临时性,所以,不可能有很强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幷且常常衍生一些悲剧性故事。据调查不少卖淫或作色情按摩的打工妹都曾经遭受过这种短暂同居又分手的波折和打击。

面对给城市带来富裕和繁荣的打工族的“打工式同居”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们这些享受着这种富裕与方便生活的人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夫妻双双把家还型”

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在深圳打工妹中的一项调查数字表明:65%的打工妹还没有谈过恋爱,95%以上的打工妹想结婚,72%的打工妹选择“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结了婚的100%不愿离婚。

打工妹虽然来自内地贫困山区,经过现代都市大工业生活方式的洗礼,但她们在婚恋的观点上还是受父辈的影响,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个有经济实力而又有责任心的人,她们认为城市不是她们的城市,打工之后终归要回家。所以绝大部分的打工妹在选择恋爱对象时还是喜欢自己家乡的男孩,一般是打两年工后回家结婚。

原来在封闭山村时她们大多视野狭窄、见识也少,但来特区后,开放的社会、现代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都会逐渐改变她们的生活观和爱情观。

那些每天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打工妹们看到自己每天辛辛苦苦地干活,但由于自己文化低、没有技术,不但钱挣得少,而且社会地位也低,绝大多数打工妹都清楚她们早晚要回家乡。而她们又在外面亲眼看到了现代文明及富裕的生活,她们已经不可能甘心走自己父辈那样的生活道路,认定过上好日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本事”,因此她们在择偶问题上都希望找一个有一技之长的异性。

中国现在的城市是一个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交汇最明显的地方,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外来的打工妹,在她们踏上这块土地之后,她们也就一定呼吸到这块中西文化交汇的土地的空气。但是她们自幼受社会和家庭影响,以她们的婚姻观念来说,基本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据一份对某大型企业做工的327名打工妹做过的调查,当问及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人作自己的配偶时(其中有:1、选择一个勤劳能干、老实厚道的人;2、只要感情好,别的都不在乎;3、希望有钱;4、希望有本事、有一样技术;5、长得要漂亮;6、说不清等),回答第一点的有253人,占被调查人的77%,余下几点各有不等的人数。当问及他们是否愿意与外地人结婚这一问题时,也几乎是有70—80%的打工妹回答还是愿意与老乡交朋友、结合。因为她们是在都市打工,能留在这里的人是极少数,其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夫妻双双把家还”的美好愿望。

另外,流动人口带给城市的又一大隐患便是根本无法准确统计的“黑孩子”,此举对中国本已不堪重负的人口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严重地影响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由这支庞大的“超生游击队”和他们的“黑户”子女给所在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日异尖锐——在官方公布的流动人口还只有五千万人的1988年6月,公安机关的一份权威报纸便在其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醒目标题《我国现有“黑孩”100万》。人口学家对这些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逃避控制生育的“超生游击队”所生育的数百万名没有户籍登记(放弃公民权利)、没有入学资格、不能获得国家补助和食物配给的“黑孩子”的出生原因,作了如此的阐释:“黑孩”现象是国家人口控制的宏观目标与家庭生育微观目标之间存在差距的产物,是低文化素质对生育起促进作用的具体表现。而这些“黑孩子”是怎样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呢?

“城中村”的另一个名称:“下蛋房”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财物的流动日益扩大,作为都市便具有较优越的条件和颇强的吸引力,而成为流动人口聚焦的热点。由于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自发性,故外出往往以血缘、地缘、人缘等关系组合,进城后居住也就容易聚集,故而在不少大中城市很快就形成了“浙江村”、“河南村”和“新疆村”等。因为他们在都市里已脱离了原籍户口的管理,而对现行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则采取“你来我走,你查我躲,你轰我跑。你走我生”的自创超生十六字真经,加之房主不愿放弃坐地增收的利益而为其打掩护,“黑孩子”便成为这些流动人口外出淘金的必然“副产品”!故而众多流动人口无形中已构成了城市自身难以医治的城市病、孕育“黑孩子”的高产出。

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户口曾作为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分配口粮的凭证与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当凭户口发放票证被取消后,特别是农村实现全面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承包土地一般15年不变,“生不增,死不减”,报户口变成了一件无利可图的事了,再加上有的地区按人头摊派各种费用;人们报户口的积极性就越发低落。据北京市有关方面统计,1987年全市出生人口累积已有5000人未报户口,户籍簿上无踪可觅而实实在在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5600个“黑孩子”,站起来该是多么的一大群,躺下去又是多么的一大片?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流动人口量大、面广和分散流动等特性,使传统的由户籍地实行计划生育的管理办法鞭长莫及。南方某个计划生育先进省有80%的超生人口都是在外地出生。国家统计局组织各地共同调查了自1987年1月至1988年8月历1日前出生的571019个孩子,发现调查时未报户口新生儿有9700人,占被调查的新生儿总数的16.65%,在农村,有31.8%的孩子是作为户籍上存在的“黑孩子”而生存着。

面对这群人数庞众,终会长大的“黑孩子”,我们现有的学校、医院、粮食、交通等社会各部门将应该如何去应付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黑孩子”呢?有朝一日,社会将突然间增加多少额外的负担呢?

加之这些孩子随父母在非户籍地出生、成长,他们对自己的户籍地没有父辈那种对家乡的眷恋之情,绝大多数成年后不可能再回去,将成为户籍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群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但是,他们得不到教育,成为社会的新文盲一族;他们没有属于孩子的世界,从幼年起就随父母浪迹社会,缺乏系统的道德伦理教化;而面对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迅速增长,而自己却很少有权享用的社会,他们必然是在一种贫困感、被剥夺感、被歧视感中成长的,因此,心理健康、人格发展都是令人担心的。

幸好,在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在当地政府的首肯下已开办专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金雁”小学已开始招生,但愿随着它的诞生,针对“黑孩子”们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服务措施将尽快面世,因为他们也是支撑祖国未来的向阳花中的一部分嫩蕊!维持一个程序化社会架构的稳定,其要旨是互动制衡,此消彼长。而在架构互动时,若不愿付出成本幷相应地放弃既得利益,其发展和变革便无法深入且极易引发震荡。

面对流动人口骤增、城市失业、下岗严重和全国整体劳动力素质偏低(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者占总人口53%)等这些因人口爆炸引发的世纪难题,我们是用“流动人口”这股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夹缝中喷射出的极具生命活力的激流去启动懒惰昏慵但却潜力无比巨大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本”来启动僵死的户籍壁垒,还是用权力之手紧紧护住计划经济留给城市户口高附加价值的独奶头对流动人口说“不!”进而再拿与当年大禹父亲手中随水而长的神土“息壤”相类的“户口本”,筑起一个无岸且能变流为腐败的积水潭!

人类的进步就是公共权威不断得到公共信任的过程,而作为现代社会的这种力量又源自以法制来维护秩序的政府,因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均衡众多利益团体利益的手段——即遵守公正的游戏规则就变得尤为重要!

既然超过千万的流动人口,已经冲破了国内23个超百万人口大城市初始为控制其人口规模而扎起的篱笆,那么作为政府职能机构,所能做的仅是像当年治水的大禹一样变堵塞为疏导,变无序为有序,尽快建立法制的社会体系,使人们都能用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分享到的经济发展之果,去消弥以往的不满情绪,筑构社会稳定的平实基础。让流动人口这股富有旺盛生命力且颇具创造性的活水,理性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河床上奔腾,成为推动这条古老长河汹涌向前的原动力。

行文至此,笔者深为忐忑,大有“有心戮贼,回天乏术”之感,所幸克劳塞维茨在其大作《战争论》中的论述,略微能宽解笔者焦虑、愧疚心情之万一,其言曰:要解决问题,就得先提出问题呀!

哈罗德·罗森堡曰: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起属于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既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这重要部分――流动人口与现行户籍制度的矛盾已经突显,那么就让我们用心智去架构它死与生的衔接点,在历史与现实的羁绊中为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铸锻能平安抵达彼岸的生命之舟,使中国这只古船能透过悖谬的云雾,顺畅地淌过这段没有石头可摸的“深水区”!使这柄曾刺破满清宫门又饮过谭嗣同们热血的现代化之剑,能剥开剑匣之黑暗而毫光必显,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明治维新”!更需要渐进而理性的程序化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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