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们，除了对那个时代不堪回首的人间浩劫难以遗忘，对于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所谓革命歌曲，还有根据毛泽东语录改写的所谓语录歌，更是烙印般地留在那段痛苦的回忆中，以至三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一旦再听到那些旋律，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
当音乐变成工具
就我个人而言，自从跨出国门，二十几年来没有一天想再听到那些革命歌曲，那些铿锵的曲调令我只能联想到痛苦和屈辱，暴力和野蛮，恐怖和鲜血，还有愚昧和愚忠。
十几年前，大陆曾有一场为是否恢复演出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的争论，一方认为文革已经结束，虽然四人帮中的江青培植了八个样板戏，但从艺术角度来看，样板戏还是可取的，云云；另一方则认为出炉于十年浩劫中的样板戏，令人们太容易联想起那个恐怖时代，应该让这些文革产品走入历史，不要再伤害人们的感情。
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这样一件事，纳粹头目希特勒非常欣赏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在当时的电台节目中，瓦格纳的作品几乎成为代表纳粹的音乐，其时，瓦格纳已经辞世五十几年，他与希特勒毫无关系，只是他的儿媳跟希特勒关系密切，介绍了不少瓦格纳的作品给希特勒。
战后，很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拒绝演奏或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为什么？那音乐太容易令人回想起那残酷的岁月了。以色列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对瓦格纳的音乐“解禁”。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经过二战的老年人，至今都在抵制瓦格纳的音乐。
不久前，收到朋友从北京带来的一本书还有录音带，书名是“红色音乐家——劫夫”，人民出版社出版。劫夫是文革中写毛语录歌最多的作曲家，除了毛语录歌还写了多首毛诗词歌曲，将毛泽东这样一个杀人如牛毛的流氓皇帝，推崇成至高无上的神，为文革的造神运动卖了不少的力气。结果怎样，劫夫因与林彪集团有脱不开的关系，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劫夫便被关押起来，五年后在狱中去世。
劫夫既然被中共定格为“红色音乐家”，那就是说他作为作曲家的一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作曲家，是心甘情愿当中共宣传工具的作曲家，其实，劫夫的一生也确实呕心沥血为共产党和毛泽东歌功颂德，除了大量的为毛语录和毛诗词谱曲外，“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指定必唱的革命歌曲。
劫夫惨死在狱中
从劫夫三十年代到延安追随共产党，直到四十年后孤独地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整个过程令他的家人感到莫大的悲愤，更何况在劫夫死后，沈阳省委还对劫夫作了这样的最后结论：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问题可不再提及。
劫夫的三个女儿对这个最后结论很不服气，于是联名上书，为父申诉。那些申诉书内容和申诉过程在“红色音乐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本文并非要探讨劫夫的冤案或错案的问题，所以不在此処罗列她们的申诉内容。总之，该申诉书力陈劫夫是如何一贯地忠于共产党，即使是跟林彪黄永胜有过来往，也是无关痛痒的私人关系，构不成政治性错误，云云。
据瞭解，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落箭下马的干部子女，对他们父辈的不公平下场所写的申诉书，内容都大抵如此。可是在外人看起来，这种共产党内部的倾轧与斗争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党完全不顾及此人曾经为党作过多少贡献，像李劫夫这样的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写了一辈子颂歌的忠诚党员，只要卷入政治斗争中，以中共的话语来讲就是“站错了队”，那就要遭到灭顶之灾。劫夫的一生便是最好的写照。
尽管劫夫去世五年后，他的三个女儿写的申诉书投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唯一结果只是退回了以前曾经被扣发的九千元工资。
九十年代初，大陆改革开放十年，邓小平的政策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还有一大部分人挣紮在贫困线上，他们自然怀念起当年吃大锅饭的毛泽东时代，于是“红太阳”歌曲又悄然在文化贫瘠的中国大地上飘荡，而劫夫的颂毛颂党歌曲又一次红火起来。
一九九四年，在劫夫家人的奔走之下，举行了劫夫的骨灰安放仪式，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记录了安放仪式的过程，并重新称其为“人民喜爱的作曲家”。仪式中发来电文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肯定了劫夫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而当年为劫夫作最后结论的更高一级的党政机关，却始终未发一言。
作者霍长和尽管在此书中颂赞了红色音乐家劫夫的一生，但在完稿后却依然不能顺利出版，在“后记”中，霍还提到有人建议他拿到香港出版，甚至还曾与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谈过。后来，恐怕是中共的政治形势有了微妙的转变，二零零三年才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这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而且绝不后悔的又一例証.
主动成为党工具
李劫夫出身贫寒，却很有音乐天分，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里，音乐不必为政治或党派服务，劫夫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但是劫夫自从三十年代到延安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就不可逆转地成为一名共产党音乐工作者，而作为音乐家，其作品与政治或执政党若发生扯不断的关系，他的音乐已经沦为工具了，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案例。唯一的分别是，有人主动成为工具，有人则是被动地成为工具。劫夫，属于前者。
曾在网上看到光明日报在二零零二年登载的一篇文章，“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作者是伊凡男爵。我以为那产生于十年浩劫的所谓红色歌曲，早已被人们唾弃，想不到作者对“红色歌曲”不仅怀念不已，更盛赞那个年代将毛推上神坛的颂歌。文中提到：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巴黎公社其已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是人们唱过‘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唱过‘喀秋莎’，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臭名昭著的，并被中共自己称作“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竟然被拿来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来做比较，真是连耻辱都不懂了。记得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称那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二十几年之后这个史无前例竟然成了文化革命的代名词，应该丢到历史垃圾堆的语录歌，竟也想拿到世界音乐史上占一席位。
中共向来对媒体非常敏感，对于不合党胃口的文章，一律批判打杀，能够不动声色地允许作者为“红色歌曲”招魂，为红色音乐家树碑立传，我们已经可以洞悉中共在经济上全方位向资本主义靠拢，但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脱离党文化的阴霾。
至今，在香港的中资国货公司，依然可以听到那些带着血腥味的红色歌曲，在商场中回荡，就像个濒死的阴魂，发着阵阵屍臭，久久不愿离开。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