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们,除了对那个时代不堪回首的人间浩劫难以遗忘,对于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所谓革命歌曲,还有根据毛泽东语录改写的所谓语录歌,更是烙印般地留在那段痛苦的回忆中,以至三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一旦再听到那些旋律,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

当音乐变成工具

就我个人而言,自从跨出国门,二十几年来没有一天想再听到那些革命歌曲,那些铿锵的曲调令我只能联想到痛苦和屈辱,暴力和野蛮,恐怖和鲜血,还有愚昧和愚忠。

十几年前,大陆曾有一场为是否恢复演出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的争论,一方认为文革已经结束,虽然四人帮中的江青培植了八个样板戏,但从艺术角度来看,样板戏还是可取的,云云;另一方则认为出炉于十年浩劫中的样板戏,令人们太容易联想起那个恐怖时代,应该让这些文革产品走入历史,不要再伤害人们的感情。

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这样一件事,纳粹头目希特勒非常欣赏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在当时的电台节目中,瓦格纳的作品几乎成为代表纳粹的音乐,其时,瓦格纳已经辞世五十几年,他与希特勒毫无关系,只是他的儿媳跟希特勒关系密切,介绍了不少瓦格纳的作品给希特勒。

战后,很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拒绝演奏或聆听瓦格纳的音乐,为什么?那音乐太容易令人回想起那残酷的岁月了。以色列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对瓦格纳的音乐“解禁”。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经过二战的老年人,至今都在抵制瓦格纳的音乐。

不久前,收到朋友从北京带来的一本书还有录音带,书名是“红色音乐家——劫夫”,人民出版社出版。劫夫是文革中写毛语录歌最多的作曲家,除了毛语录歌还写了多首毛诗词歌曲,将毛泽东这样一个杀人如牛毛的流氓皇帝,推崇成至高无上的神,为文革的造神运动卖了不少的力气。结果怎样,劫夫因与林彪集团有脱不开的关系,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劫夫便被关押起来,五年后在狱中去世。

劫夫既然被中共定格为“红色音乐家”,那就是说他作为作曲家的一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作曲家,是心甘情愿当中共宣传工具的作曲家,其实,劫夫的一生也确实呕心沥血为共产党和毛泽东歌功颂德,除了大量的为毛语录和毛诗词谱曲外,“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指定必唱的革命歌曲。

劫夫惨死在狱中

从劫夫三十年代到延安追随共产党,直到四十年后孤独地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咽下最后一口气,整个过程令他的家人感到莫大的悲愤,更何况在劫夫死后,沈阳省委还对劫夫作了这样的最后结论: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和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问题可不再提及。

劫夫的三个女儿对这个最后结论很不服气,于是联名上书,为父申诉。那些申诉书内容和申诉过程在“红色音乐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本文并非要探讨劫夫的冤案或错案的问题,所以不在此処罗列她们的申诉内容。总之,该申诉书力陈劫夫是如何一贯地忠于共产党,即使是跟林彪黄永胜有过来往,也是无关痛痒的私人关系,构不成政治性错误,云云。

据瞭解,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落箭下马的干部子女,对他们父辈的不公平下场所写的申诉书,内容都大抵如此。可是在外人看起来,这种共产党内部的倾轧与斗争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党完全不顾及此人曾经为党作过多少贡献,像李劫夫这样的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写了一辈子颂歌的忠诚党员,只要卷入政治斗争中,以中共的话语来讲就是“站错了队”,那就要遭到灭顶之灾。劫夫的一生便是最好的写照。

尽管劫夫去世五年后,他的三个女儿写的申诉书投送到中央有关部门,唯一结果只是退回了以前曾经被扣发的九千元工资。

九十年代初,大陆改革开放十年,邓小平的政策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还有一大部分人挣紮在贫困线上,他们自然怀念起当年吃大锅饭的毛泽东时代,于是“红太阳”歌曲又悄然在文化贫瘠的中国大地上飘荡,而劫夫的颂毛颂党歌曲又一次红火起来。

一九九四年,在劫夫家人的奔走之下,举行了劫夫的骨灰安放仪式,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记录了安放仪式的过程,并重新称其为“人民喜爱的作曲家”。仪式中发来电文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肯定了劫夫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而当年为劫夫作最后结论的更高一级的党政机关,却始终未发一言。

作者霍长和尽管在此书中颂赞了红色音乐家劫夫的一生,但在完稿后却依然不能顺利出版,在“后记”中,霍还提到有人建议他拿到香港出版,甚至还曾与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谈过。后来,恐怕是中共的政治形势有了微妙的转变,二零零三年才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这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而且绝不后悔的又一例証.

主动成为党工具

李劫夫出身贫寒,却很有音乐天分,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里,音乐不必为政治或党派服务,劫夫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但是劫夫自从三十年代到延安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就不可逆转地成为一名共产党音乐工作者,而作为音乐家,其作品与政治或执政党若发生扯不断的关系,他的音乐已经沦为工具了,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案例。唯一的分别是,有人主动成为工具,有人则是被动地成为工具。劫夫,属于前者。

曾在网上看到光明日报在二零零二年登载的一篇文章,“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作者是伊凡男爵。我以为那产生于十年浩劫的所谓红色歌曲,早已被人们唾弃,想不到作者对“红色歌曲”不仅怀念不已,更盛赞那个年代将毛推上神坛的颂歌。文中提到: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巴黎公社其已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是人们唱过‘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唱过‘喀秋莎’,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如此臭名昭著的,并被中共自己称作“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竟然被拿来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来做比较,真是连耻辱都不懂了。记得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称那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二十几年之后这个史无前例竟然成了文化革命的代名词,应该丢到历史垃圾堆的语录歌,竟也想拿到世界音乐史上占一席位。

中共向来对媒体非常敏感,对于不合党胃口的文章,一律批判打杀,能够不动声色地允许作者为“红色歌曲”招魂,为红色音乐家树碑立传,我们已经可以洞悉中共在经济上全方位向资本主义靠拢,但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脱离党文化的阴霾。

至今,在香港的中资国货公司,依然可以听到那些带着血腥味的红色歌曲,在商场中回荡,就像个濒死的阴魂,发着阵阵屍臭,久久不愿离开。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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