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年8月22日（那天我还与公安打趣说，今天抓我，正是你们送给邓小平的生日礼物）杭州公安局江干分局政保科科长张宝裕和另一个姓陆的便衣老头来到我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把我“传唤”去了。从张宝裕的亢奋状况看，他一定以为逮着了一条大鱼。他那塌陷的眼眶发着幽幽的光；抿得薄薄的嘴唇，牙床咬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特别是那晚他指挥多批人马搜查了我和我亲戚的五处住宅，拿到了刘青1979年2月写给我们《四五》月刊的信。上面有王军涛的名字（其时王军涛被通缉逃亡），张宝裕的神情可就丰富多了。他一面上报请功，等待上面的意思，一面责令我每天去政保科报到枯坐（害怕我溜了），时不时政保科的几个人轮着要我“说清楚”。
被抓前，我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区总工会几次开会传达中央的内部通知，要我们基层工会搞好“取证”工作，留心周围那些支持学潮的人。我是1987年3月从杭州植物园调到江干房管局的，考虑到自己来房管局上班才1年多，所以，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我一直非常地克制。朋友陈维健、毛庆祥、陈立群看到学生多日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政府冷漠得近乎残忍，就起来声援。他们发动募捐、组织市民游行。我只是拿摄影机在远处拍摄，拍完就将录影带交还给他们。
5月18日我太太生日。我陪她去西湖边拍录影留念。一上大街，游行队伍熙熙攘攘，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迎面来了新闻界的声援队伍。各个报社和电视台有不少我大学的同学（我自己在1984年也应聘参加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考试，是唯一通过了初试、复试和口试的人，最后因为“怀疑四项原则”而没有通过“政审”）。他们路过我面前，都与我热情地打招呼。我禁不住拿出摄影机来拍摄。第2天（5月19日）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处游行的场面，也把自己拍摄的录影带在办公室放给同事看了。没想到事隔3个多月，政保科还是循着腥味赶来了。他们软硬兼施，逼着我交出录影带。
二
8月31日下午过了5点，该放我回家了。可是政保科的人为我打来了盒饭。我明白，有花样了。晚饭后，时间一刻一刻过去。到了9点半后，看管我的人不断地看表，显得有些焦虑。大约10点半，张宝裕和另外两个汉子进来了。只听他一声吆喝：“朱虞夫，你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接着宣布对我实行“收容审查”（这臭名昭着的收容审查制度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目前业已取消），并要我在他拿出来的纸片上签上名字。姓陆的老公安要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并抽去了我的皮带。说实话，我从事民运多年，早就对这一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初初遇到这一天降临了，从未经验过这种场面的我心里还是有些发慌。为了记下这段经历，我镇静地体会着自己的情绪变化：只觉得有一股寒流从天灵盖向下浸，前额发紧，面颊发冷，嘴唇微微发麻。寒气到了颈部，颈部有些僵硬。突然，我意识到不能在他们的面前示弱。想到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肝脑涂地，有多少闻人达士身系大狱，今天正是我为祖国作一点奉献的好机会。想到这里，有一股暖流直冲囟门。我完全镇定了下来。也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以后的牢狱生活甘之如饴。
到了三堡杭州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处已经近午夜了。重重狱门之内，有一间小小的似乎是移交办公室。押送我的人收缴了我的皮鞋和眼镜返身走了。我光着脚站在一边听候发落。嘈嘈杂杂，几个公安带进来10几个大泽乡的后裔们。只见公安喝令他们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就地蹲下。围在旁边的几个公安趁这个时候走进人群中拳打脚踢。场面壮观。我不知所措仍旧站着，万幸雨点没有落到我的身上。正在我晕忽忽之中，一个公安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材料，高声叫着：“《4．5》月刊负责人，哪个？”我一愣，这《4．5》月刊是10年前杭州民主墙时期的事呀，怎么，算老帐啦！打算为“6．4”国殇奉献点什么的我，如意算盘落空了。心里想着，嘴上应着：“是我。”可能是应答慢了，那人打量了我几秒钟，厉声：“衣裳脱掉，蹲下！”我已经注意到，公安们都是从后面下手的。我就背靠着墙蹲下，心想，亏也要吃得明白。然而，不知何故，最坏的可能没有出现。我带着疑团进了监房。
(转下部分)
朱虞夫 ——浙江著名民运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参与创建民主党、发表异议文章和民运维权活动，1999-2009年间先后被加以“颠覆国家政权”和“妨害执行公务”罪名，先后两次服刑9年。2011年3月5日，又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至今。（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