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部分）
三
我进去的时候，“笼头”是一个辽宁白城人，彪形大汉，人称“东北虎”，是因为抢劫出租车被抓进来的。他做“笼头”的统治方法是靠武力镇压。监房内的众多偷儿们对他还算服从。他打人也不太出格。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进去以后基本没有看到他滥用权力。有一次我还很同情他。收容所里有一个叫金传通的老公安，好酗酒，每饭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发威，每发威必打人。以前有一次他把一个嫌犯反铐起来毒打，打过了瘾就去倒头大睡，一觉醒来，那个被反铐的嫌犯差点就残废了。这次事件后，他喝酒依旧，打人依旧。那天，时近中秋，我们监房的一个贵州布依族年轻嫌犯站在铁门前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正巧这位金公安醉醺醺地来查监房，走到门口，胀着舌头说：“哼，你唱歌！跪下！”一面说一面就把手伸进来，抓着这个布依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往铁门上撞。布依人竭力声辩没有唱歌。我在旁边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就出来证明。这位金公安斜着眼对我说：“你跑开，没你的事。谁是笼头？”“东北虎”走上前来。“你是笼头？他唱歌，你怎么管的？跪下！”可怜七尺男儿，就这么跪下了，面对着一个因幻听而神志不清的公安。可是就这么跪下还算是幸运了。只见那醉老头又伸进手来扯着“东北虎”的头发，向铁门猛撞：一下、二下、……我实在不忍卒睹。（多年以后，在我单位隔壁的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南星派出所的值班室，我又看到了这位金公安。他的风采已非复当年。我上前调侃：“老英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惨然一笑，手在空中一挥：“别提了。”）
进牢房的第一个晚上，正昏昏欲睡，从外面一阵阵传来男儿的惨号声，又夹杂着仗人势的狼狗叫声和低低、狠狠的威胁声：“你再叫！你再叫！”然后是极度压抑的惨叫。我不禁毛骨悚然。同室告诉我，那是用电警棍在电击新来的犯人。我想睡却无法睡着，口占一首小诗：
颠倒世界黑窟窿。
人叫也凶，
狗叫也凶，
男儿惨号毛骨耸。
进黑牢的第3天，由于我坚持与那些年轻的嫌犯们一起洗冷水澡，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抵抗力好，我却病倒了，发冷发热，没有力气坐了（收容所规定白天一定要在铺板上坐着）。看到我昏沈沈的样子，“东北虎”发话了：“老朱，等会有个姓张的公安路过门口，你走过去喊一声报告，向他要一点药。”不多久，狱医张公安果然进到里面去了，“东北虎”招呼我，我就站在门口喊报告。张公安闻声，斜弋着眼睛问：“啥事体？”我告诉他我感冒了，希望他给点药。他又问：“你啥时光进来的？”我回答他3天了。这一回答不知怎么激起了他勃然大怒。他破口大骂：“娘买个ＸＸ，你当老子是疗养院啊？！你外头的毛病叫老子里头来医啊？”骂完转身走了。（出狱后，我带着女儿去看新交的监狱公安朋友。这位姓张的公安竟抱着我的女儿要她叫叔叔，完全一腔柔情。是不是这个制度扭曲了他们的人性呢？就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可是，犯人也是人。收容的嫌犯并不是罪犯。当局从来不让执法者进行人权扫盲。）
那天，监房里抓进来3个新疆人，一个23岁，一个16岁，最小的14岁，不识汉字，只会简单的汉语。大家混熟了。有一天，年长的拿出一张小纸条比划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我，纸条上写的什么字。我看了，是一张扣押单，写着人民币贰元陆角。就念给他听了。他一听急了，对我说，被那个公安拿去的钱是600多元，是不是看错了。千真万确，我错不了。我想他也错不了。要不，为什么那张扣押单上不写人人都看得懂的阿拉伯数字呢。每次那个小新疆提审回监房，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我就对他唱那首著名的新疆民歌；“你的脸儿红又红呀，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在我们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黑牢里，关押的大多数是小偷。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外地的小偷贵州人最多，省内的小偷常山人最多，基本上与地方的经济水平有关。各民族兄弟有维吾尔族、布依族、苗族、僮族和汉族。有江洋大盗，也有偶而失足的，与我抵足而眠的那个湖州叫沈林法的农民，就是偷窃电缆线卖铜丝的。据他自己说，案子统计总额达20几万。我告诉他必死无疑。这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很豁达地用湖州话说：“吾晓得吾要枪毙的。所以吾老婆也不讨呀。假如共产党再给吾一次机会，吾再也弗偷了。”可怜的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毒害的人们！我不知能对他说些什么。他并不需要怜悯。（我出狱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9月19日，“东北虎”被通知要押往原籍。当天晚上，监房里又需要找一个人做“笼头”。没想到大家一致选我做“笼头”。我还接受了一任任“笼头”传下来的重要物件──一枚水泥钉。别小看了这枚水泥钉。它包含了全部的监狱文化：刚进黑牢，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当你坐下来，仔细看那木板铺，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线条。最多的是“正”字。关进去的人，每逃诩是无聊地打发时间。没有人来提审，就像这个世界把你给忘了。你自己要是不做一个记录，连关了多久也忘了。于是，每天早上开始坐好后，这枚水泥钉就成了太史笔了。大家轮着在自己找到的空间划上一笔。5天一个“正”字。每天数数，就能知道自己关了多久了。有文化的还能刻上一些豪言壮语。我仔细地趴在铺位上看过，诸如：“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坦白从宽，只关10年；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等等。有记录自己的姓名、地址的。更多来自贫苦地区，没有文化的，只会刻“正”了。睡在第2位的贵州小伙子，肤色苍白，毫无血色，沉默寡言，据说已经关了两年了。在收容所要大家讲清余罪的大会上，所长说，“你不把真实的姓名告诉我们，就让你关上一辈子。”我想，他一定是隐名埋姓的。但是，没有犯罪证据，公安部门没有破案本领，就应该把人给放了。共产党是宁可错抓千人，不肯放过一个的。反正，这个贵州人铁了心，他连“正”字都不画了。
第一天，这支特殊的“笔”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划上一横，并在旁边刻下小诗一首：“民主触天条（指‘四项原则’），无罪下黑牢，‘6．4’重评日，回首亦堪豪。”因为这支“笔”的重要，我们平时藏得很好。公安多次突击搜查，都没被搜走。
我在牢里，一直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轻声教胡荣贵唱岳飞的《满江红》，把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怀弟）》用墙壁灰块写在墙上，让那个安吉中学因盗窃而入监的老师学。我还经常给大家猜猜谜语，讲讲笑话。大家说，我们五号监是模范监房。我出狱后，还有几个难友来看过我。
我问胡荣贵，以前是否有被捕的学生关在这里。他说，“有，天热的时候关得很多”。我问他，那些学生和政治犯是否遭到虐待。他说，“这里有一个姓周的指导员，最恨政治犯。周是苏北人，早年是一个技术高超的扒手，50年代被公安招安反扒，后来提了干。前些日子，他变着法儿折磨政治犯。有2个学生被他铐在空地间的水泥柱子上暴晒，直到昏迷。他遇到政治犯就骂：“共产党有什么不好，你要反对它？”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他打过。不过你老朱不会被他打。这里的杭州人都不会被打。他们打的都是外地人。”至此我才明白了没有遭到杀威棍的原因。后来我遇到了这个姓周的。那天，收容所里拍照的公安小李听说我摄影是个行家，利用值班的机会，把我叫去传授些经验。正好在办公室：到这位满嘴暴牙的周指导员。他那对三角眼打量了我一番，问我什么事进来的。我如实相告。他一听，摆起架子说：“应该判你15年！”我心想，幸亏你不是法官。小李悄悄地向我递来眼色，暗示我不要把他当回事。
四
关进去的第4天，张宝裕来提审我了。说实话，与其每天关在那笼子里，还不如叫出去提审。走出长廊的时候还可以晒上太阳。那简直是一种享受。提审的地方是一间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屋子。进门处是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对面靠里屋的墙角是一方约30厘米高用水泥砌的墩子。局坐（与其说是坐，还不如说是蹲）在那里，本身心理上就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中国博大精深的监狱成就，凝结着多少代人的智慧啊。简短的开场白后，张宝裕居高临下地发问了：
“你《美国之音》听过几次？”
我心里暗暗好笑，忍不住从嘴角表示了出来：
“听过不计其数次了。”
公安有句套话叫做“挤牙膏”。与其让这人挤着，不如直截了当。果然不出所料，该张的套路被我打乱了。原本他以为我会抖抖嗦嗦地报上几次，他可以接着追问每次的内容。然后，在他的穷追之下，我乖乖被他俘虏。张愣一愣，又一个圈套做好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我明白这种人咬到什么算什么。
“从中美建交开始听的。”
我心想，他会不会愚蠢到扣我一顶“收听敌台”的帽子呢。在中国有多少人被这顶帽子毁了一生。今天，共产党的狮子年代结束了，不敢再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可是狐狸时代的共产党将更为狡诈。也好，你扣吧。你敢说我“收听敌台，你们就是人民公敌：为什么与敌人建立外交关系？不愧是老公安，他也没往我的圈里钻：
“你为什么要听《美国之音》？”
“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有了解这个世界上任何信息的权利。”
他慢慢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嚼不烂，悻悻然结束了这个话题。
于是，他转了一个话题：“陈立群到哪里去了？”陈立群是我“79”民主墙时期的好朋友。前些日子她声援学生，被公安追捕，避难去外地了。“你问我？你在外面都不知道，我关在里面怎么知道？你现在就把我放出去，我帮你去找。”
又问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胸中激荡着的那股气急剧升腾，终于脱口说了出来：
“你干脆判了我十年、二十年吧！”
“哦，为啥？”
“今天，我被你们关在这里迫害，以后平反的依据都没有，干脆判了刑，以后我一定会平反。将来，子孙问我‘那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苦难的国家在坐牢！’”
“你还想平反？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不可能平反的！”
“你们比毛泽东伟大？他对‘4．5’运动定的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都平了反。你们定的能不平反吗？你是不可能为这种事业奋斗终身的。不要以为你年纪老了。你还有子女。不要弄得他们今后抬不起头来！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你应该见得多了，你的心里其实也明白！”
……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回监房的时候，张宝裕去拿了几个大苹果，让我吃。我对他表示感谢，并对他说，我要拿到监房里与大家分吃。他也答应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十分渴望与那些“专政工具”们较量。我寻找各种机会与他们争论。盯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谎言。我努力找寻他们身上还残存的少得可怜的人性。几十年共产党的愚民宣传，首先受害的是他们。他们自己受害后，又为虎作伥，去残害更无辜的、天性未泯的老百姓。
五
出狱后，我被单位撤消了职务。部队转业来的共产党党委书记勒令我在1个月内离开房管局，自寻出路。单位劳资科的同事，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非常同情我被迫害的经历，私下告诉我，党委书记不是个体户老板，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的职业毕竟是15元工资1月从学徒开始做起来的。他劝我不要主动离职。单位的医生也建议我，根据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请病假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忘不了悄悄潜流的真情。在浙江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一位年高的王姓女医师，偶然知道了我的遭遇，在给我诊疗的时候，轻轻地对我说：“邓小平把人当猪看，只要有生存权就够了。人活着是需要追求精神自由的。”更有许多群众，不断地鼓励我，希望我不要灰心，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
在病休后，朋友毛庆祥把他租下的小店让我开照相馆。有一天，张宝裕装出路过的样子，来照相馆了解我的“动向”。他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在等待。”他大惑不解地问：“等什么？”
“等民主运动再来！”
“你这个人啊！”他匆匆离去。
“6．4”惨案，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与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存在过程中的各式各样的“大清洗”相比，区区杀了那么些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在全世界民主化进程迅猛发展的20世纪末，发生在人类更加重视生命价值、更加重视政治权利的时候。高科技信息的发达，使血淋淋的场面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它终于使苦苦支撑的、努力改变着形像的许多共产党国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剥夺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生存机会。
“6．4”的死难者，倘若死而有知，是否还在等待呢？今天，我听到朱熔基总理在美国说：“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你们是否感应到那句话里有愧疚之意呢？虽然，当初他不在北京，那次事件与他无关；虽然，他没有能力来为那次事件作出最后的裁决，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在当初的专制独裁下起来追求民主的他，见过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制造过像“6．4”这样血腥的惨案吗？！
我们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地等待。也请你们耐心等待。要耐心，明天一定来临。
人类的这个伤口仍在流血。10年了，还在流。同时流着的还有父母、妻子、慢慢长大的孩子们的眼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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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虞夫——浙江著名民运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参与创建民主党、发表异议文章和民运维权活动，1999-2009年间先后被加以“颠覆国家政权”和“妨害执行公务”罪名，先后两次服刑9年。2011年3月5日，又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至今。（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