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坐在小学的音乐教室里，老师指着墙上列宁的语录告诉我们：“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你有多么艰难困苦，肤色不同，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凭着国际歌这熟悉的曲调，就能找到同志和朋友。”为此我为这个确信无疑的真理在苦苦地寻找证据。当然我无法在中国验证这个真理，因为在那儿我不唱国际歌也照样有一大帮哥们。妈妈嘲笑说是一群狐朋狗友，太太恶狠狠说是一群王八蛋！我也知道一百多年前法国诗人欧伦？鲍蒂艾写下了国际歌，讴歌了巴黎公社，号召穷人们联合起来，用刀、用枪、用棒、用石头、用高帽子、用大字报、用黑牌子，打倒地主、资本家、有钱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天能生活在糖水中，成长在红旗下。我们能不说是沾了国际歌的光吗？！
澳大利亚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不但你不干活就不给钱之外，还把你赚来的钱抽去一大块养那些“公共事业”，搞得穷人不觉穷，富人不觉富。我一直在琢磨：到底什么地方不公平？好不容易在一个铁傢俱厂找到了第一份工。老闆说好七点开工，我怕迟到，四点半已坐在厂门口了。我心里非常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资本家和共产党更不同。印象中的资本家牙齿里都有个洞。咬你的时候，顺便就把你的血吸干了。还有很多电影中看到的资本家手上都拿着鞭子，象电风扇一样在你头上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下来了。我坐在厂门口的台阶上，天真冷啊！望着黑乎空无一人的四周，举目无亲的孤独感涌上心头，我悄悄唱起了国际歌，给自己壮壮胆。
爱伦是个英国人，名字好，爱之天伦。人也好。六十多岁，他带我参观了更衣室，厕所，还有喝咖啡的地方。当他告诉我牛奶可以随便喝时，我脑子里马上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资本家设下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圈套，好进一步的压榨剥削你；要么就是共产主义了。据我观察爱伦是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亚无产阶级。他在这个工厂整整干了三十六年，每星期干六天，三十年前花了二万元买下的房子款还未还清，没开过一辆超过二千元的汽车，没坐过一次飞机，近二十年没去过一次饭店。一年中最丰富的一顿便是耶诞节的工厂PARTY了。记得有一次我请他上中国餐馆饮茶。他居然不相信人可以有这么好的东西吃。天下穷人心连心，就象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他对我特别照顾。可能他知道毛主席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的穷人比澳洲的穷人更穷。所以他把我的记时卡放在他的手中。早上六点半就帮我塞进了记时器中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国际歌中唱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真正含义和比较具体的内容了。爱伦的英语很好，因为他是英国人，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不是英国人。爱伦对我说他每天早上四点钟便带他女儿去上班。我怎么都搞不懂，他女儿的确就在工厂附近的政府部门做文秘，可也没有可能早上四点钟就上班啊，要么可能穷得合用一辆汽车。一年以后我才发现，带我女儿上班和带我的狗散步在英语中是多么的接近，由此我对爱伦的无产阶级身份表示了怀疑。你没钱还想养什么宠物？玩物丧志不说，这情调也不属于咱们无产阶级啊？有一次我特意在他面前唱起了国际歌，爱伦一边听我唱，一边拿着钳子打着拍子，“非常好听，你今天一定很高兴，是吗？”“你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吗？”“不知道。”“你知道有一首叫国际歌的歌吗？”“不知道。”“你知道列宁吗？”“不知道。”“你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要联合起来吗？”爱伦耸了耸肩，“不知道”。我极度失望，一个无产阶级竟然不知道无产阶级自己的战歌。
罗伯特是澳洲小伙子，二十出头，身体很棒，从第一天见到他穿了短裤和T血以后，再也没有见他穿过比这套行头更多的东西，只有周末例外，在脖子上再加上一条Collingwood橄榄球队拥有者的围巾。他手上刺着一条龙，背上纹了一个大大的“忍”字，我问他这字是什么意思，他说可能是越南文，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罗伯特力大无穷，多重多累的活，一上手就干完了。老闆见他都敬畏几分。我亲眼看见他把花生酱涂在芹菜上，三口两口的就咽下去了。终于有一次我把他从厕所拉出来时，他低着头喃喃地向我恳求：“这是最后一次。”顺手把大麻扔进了马桶里。我查找了一下《毛选》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断定罗伯特属贫下中农和赤雇农之间的一种阶级，属城市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流氓无产阶级。父母亲离婚时他还小，他跟了母亲，成年后恨当警察的父亲，找了个机会，把戴着大盖帽的父亲揍了一顿，结果他至少犯了三项罪。犯上作乱罪或叫欺君罪、殴打警察罪、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罪，条条都属于现行反革命罪，拘役两星期。所以每当我说出警察两个字时，罗伯特都会轻蔑地伸出手的中指。
一天他把Collingwood的队歌录了二十遍在一盘磁带上，放在我的汽车里，并嘱咐道“天天听，你就知道谁是第一了。”我也不买帐，以桃报李，送了他一盘英文国际歌的带子。“你也给我好好地听，听听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革命！”第二天罗伯特告诉我：“这是一首Funny Song”英语中的Funny.解释为：有趣，好玩和小小地惊奇。“英特纳雄纳尔怎么会一定要这么现实呢？”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真是可怜，连这点基础觉悟都没有，在中国随便抓一个三岁小孩，和快断气的老头老太，个个都是一百分的回答。这个连老马，马克思都不知道的政治白癡我怎么教你才好呢？“听着！你想吃得好吗？你想住得好吗？你想用得好吗？你想有漂亮的女人做你老婆吗？想，可是你没钱，谁有钱？比尔？盖茨有钱。把他的钱分一半给你，你什么都有了，这叫什么？这叫革命。现在革命刚开始，是初级阶段，等革命成功了，就是英特纳雄纳尔，那时候私有制最小的单位家庭都被消灭了，就象你现在一样没有家。到那时全世界的Hot dog，pie，汽车，房子，女人都是你的，也都不是你的，人人都象天上的鸟一样，自由自在。到那时，嘴一张开不是吃东西就是笑，你爸说不定管你叫爸。”“多么美好英特纳雄纳尔。”罗伯特眼中放着兴奋的蓝光，手臂上的青龙也一跳一跳的。“别骗我，当心我爸是警察！”
我在继续寻找国际歌中的同志和朋友，琼是我的雇员。终于有一天我也走到了国际歌的反面，成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第一次见到琼时，我跟她说你长得真漂亮，在中国你真可以去拍电影了。琼是立陶宛人，前苏联的一部分。她具有八分之一的法国和德国血统。二战后，随家人由苏联进入波兰，后移居澳洲。当时繈褓中的她还记得逃亡中的可怕情景。琼说在墨尔本能说立陶宛语的人大概只有三百人左右，她居然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打喷嚏发出的“啊啾”，在立陶宛语中是“谢谢”的意思。她不知道巴黎公社，不知道国际歌，可她知道列宁。她称列宁GREAAT BAD MAN（伟大的坏人）。两次的离婚经历不是因为对生活失去的热情，而是她丈夫不堪忍受分分钟对她说“我爱你。”丈夫带走了一切，她没有气馁，从战争中走来的她渴望和平，享受着这块土地上的清晰空气和明媚的阳光。她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资本主义真是一个旧世界吗，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府强占了他们的土地，列宁又杀了他们家九口人。她最不喜欢的词就是“革命”。有一天琼对我说她今晚要穿一件特别性感的晚装去和小八岁的男友见面，吃晚餐，然后去听一场流行音乐会，去听排行榜上的歌，这种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歌，人人会唱，人人爱听，唱一阵过去了，再换一批新的。虽然我不认同她的说法，可其中有一个道理大概是真的，国际歌也是流行曲，是崇尚暴力，残杀异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这个时代的流行曲，一首人走曲终的流行曲。
唯物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一个老闆，或者叫他资本家前面还要加一个反动的外国人，他说他知道国际歌。他叫迈克，纯撒克逊人。我第一次开口说：“I an looking for job”就是沖着他说的。他继承他曾祖父留下的生意。儿子帮助他在干，孙子假期也来干。可迈克的兴趣不在生意上，机器旧了他不换新的，厂房漏水不去修屋顶而是在下面放个桶，结果产品越做越老，成本越做越高，生意越来越差，惨淡经营。可迈克活得滋润无比。他主要兴趣是研究家谱。记得刚认识他时他才收集到三百多人家族情况，而现在通过英特网居然查到他的家族中七千人的情况。为此他的汽车每年要滚掉四万公里的路程，每年飞一次海外去那些教堂查堆满灰尘的婚丧档案，拜访远得没边的亲戚。当年我挺恨他的，剥削了我这么些年，从不长我工资，自己吃喝玩乐，我想总有一天我们工人联合起来造你的反，可奇怪的是工人们没有一个象国际歌中唱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可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他们认为老闆日子好过，他们才好过日子，老闆有钱赚，他们才有饭吃，老闆有好车开，他们就不会走着上班。迈克有时会走到你的工作台旁问你各种问题，比如，你婶婶的弟媳还在教书吗？你知道中国的太极拳杨式和陈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澳洲人这么笨，会花五元钱去吃汉堡包而不去吃一盒叉烧饭？汉语中的四十四为什么我老发不准？
在一次例行每月中国式聚餐上，（只限我和迈克两家人）迈克拿着一张从中国长城边拍下的一块宣传牌问我：“我发现这块牌上的英语拼错了，可是想来想去不知错在哪儿？语法，单词都没问题，但就是读起来不舒服。”我接过照片一看，乐了：“老迈同志，您的英语不是顶级的，不过就是让莎士比亚来写这块牌子，您老也未必会感到舒服。这不是文字的差异，而是意识。观念。生活习惯的差异，您迈克是活到老，学不了啊！”牌子上这样写道：不要随地乱扔果皮，不要随地大小便。简洁，明瞭，通顺，显目，对仗，押韵。问题是咱们中国人却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任何异议。迈克知道国际歌，我唱上一句，他还能接下句，到最后“一定要实现！”我们还可以合唱。这着实是一个违反规律的现象。这是一首无产阶级工人自己的歌，可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工人会唱，愿意唱。一首号召无产阶级砸烂旧世界，换取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檄文，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回应。我问迈克从哪儿学会这首歌的，迈克不好意思地说是陪太太看了五遍麦当娜主演的《贝隆夫人》中学会的。迈克是著名的“妻管严”。这歌对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旋律顺口，听听蛮好听，也有可能当年工人对他曾祖父，祖父罢工时听过。总之，唱也罢，听也罢，澳洲的天还是这么蓝，空气还是这么清。
国际歌中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当人们匆匆走进教堂；当人们烧香拜佛；当人们高呼万岁拥戴第三代。第四代清君皇臣时，不知离国际歌有多么遥远。有时我倒也喜欢轻轻唱起国际歌，不是因为它能唤起我多大力量，只是和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样亲切，熟悉。没有半点革命和暴力的成分。我一边唱着国际歌的曲调，一边祝福：呜呼列宁！呜呼国际歌！呜呼英特纳雄纳尔！
文章来源：阿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