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己经存在了千年了。这个阶级始终游离在皇权和布衣之间。它从不被统治者看作为同党,又不愿意和被统治者合汙.一九四九年后知识份子被法定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基本范围是科枝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从那以后,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级进一步被政权剥离,中国知认分子的地位一直随着统治者对其的好坏,喜恶发生变化,它成了名符其实的一张皮。冷了,用它一下。热了,就扔在一边。在中国的地位排名上,知识份子被排在了“老九”。当中国知识份子被宪法明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很多人为此欢呼,觉得自己终于进入了“人民”的行例,而且觉得应该名正言顺,挺起腰板的说些话,做些事。七六年,毛泽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发生了变化,知识份子在中国的角色也随之变化,慢慢地从远离又依附到权力的周围,又扮回了上千年中国“士大夫”的角色。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存在或明确类似中国“知识份子”这样一个阶级,由其进入现代杜会,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的普及,知识更被大多数人接受撑握。知识巳不是有知识人的专利,知识份子的界线早已模糊不清,很少有人能拍着胸口说自己是一个具有“知识”的特殊阶层。但在中国,由于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经济落后,学校不普及,教育不发达,造成了有“知识”的人仍然能作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存在,地位紧紧地排列在权力后面。而更多的人寄希望通过“知识”得到权力,利用权力再转化为资源。在社会上赚取原本属于自己并榨取更多属于别人的“大饼”,这点上,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权力拥有者完全一致。纵观历史,中国知识份子和权力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蔑”,一个是“贱”。诗人李白,属知识份子,少年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侠。李白长期在各地云游,天宝年供奉翰林,小官一个,大概算个“处长”之类的官僚。很奇怪,中国知识份子在“官位”和“学术”之间选择,往往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放弃后者。李白也一样,以做官为荣耀。在他短短的一年做官生涯中,正是他一生中最无特色,最不显才华,也是最没出息的一段时期。由于在政治上与统治者渐近渐离,不久遭权贵谗毁,李白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权力。这一点和几千年后中国知识份子的特徵一致,只有“被迫”,没有“自愿”。被迫离开了权力的李白恢复了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对安史之乱结于痛斥;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放声讴歌,把诗歌推到了中国的历史巅峰,很难想像:如果李白一生为官,衣着奉禄,果腹皇粮,他能写出《蜀道难》《静夜思》《早发白帝城》这样传世的佳作?能成为中国的“诗圣”?

四九年后,中国知识份子经过几次翻手云,複手雨的政治运动,基本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以及政治斗争的无情,最终他们发现无论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总会被权力者推到台前,作为靶子,怎么躲避都是徒劳,知识份子的学术空间和生存空间都被压宿到极限,没有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社会大环境和知识份子本身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放弃任何妄想,只能走一条路,即与权力合作,作紧密地合作。1951年9月,就是以后被毛泽东批的一文不值的北大校长马寅初等十二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开创中国长达五十年政治学习的先河,中国知识份子发起了对知识份子的改造运动,毛泽东及时总结到:这次运动,对知识份子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经过思想改造,使知认分子提高了爰国主义觉悟,一定程度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想刭,四九年后知识份子的第一次发嗲就发到了自己头上,使他们领教了新政权并不在乎知识份子的“秋波”,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鼓励知识份子“大呜大放”。历史证明,绝大部分知识份子怀着对党恋卷,怀着对这个政权的信任,说了一些怎么也不会使政权倒台的言语,但这还是越过政府难于容忍的底线,知识份子又一次倒楣了,一百二十万的右派,以及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基本上被这场运动扫平,甚少在心理上如此,万马齐喑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每次政治运动的初期,知识份子总是积极回应,他们放弃自己的见解,主张,立场,甚至于人格,取悦和迎合政权,尽量为自己创造空间,但最后又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知识份子脊樑骨一次一次被政权打断后,他们丧失或基本丧失了话语权,要么和政府说的一样,要么什么也别说。长期以来知识份子不断地总结经验,老一代告诉新一代:不说比说好,不做比做好,不写比写好,顺从,保持高度一致比一切都好。

中国知识份子对权力的依附和依恋随着上千年的发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磨炼变的越来越发粘,越来越难以割舍。随着改革开放,逐步被知识份子带到了海外,大量知识份子在海外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暂时掩盖了过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激烈冲突,人民也从过去的政治斗争中得到了好处,知识份子与权力集团之间的矩离越来越近,从过去的“臭老九”一跃成为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相当部分的人则直接由知识份子的角色进入权力机构,权力和知识份子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走到了最近。毛泽东曾经说过: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两个字——利益。

海外知识份子在离开中国时,最初他们感到幸运,终于可以远离集权的约束,亨受更多的自由。但是生活在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多的快乐,相反,因为环境。语言。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人自我调节比较好,转型快,溶入主流社会能才相对强,他们彻底改变自己,尽量把自己的立场,观点,生活方式尽可能的和居住国相匹配,结果这些人活得比较放松,自在,并对自己的命运撑握了主动权。可是相当多的知识份子活得并不容易,脱掉贵冠,变成布衣,总觉得不是味道,横竖不舒服,他们认为被时代抛弃了,被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给扔下来。有两种现象比较突出。一,忘记过去的任何不快,和各种原因遭受到的不公,迅速调整自已,为了经济利益,参于国内的商业活动,争取在利益这块“大饼”上分得一块。二,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回国参与商业活动,他们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重新审视,经济的发展使他们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政治上的独裁,法制的不建全,以及民主,民生,。民权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渐渐感到并不那么重要,生活在西方社会使他们不但渐渐适应而且麻木,海外华人和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主要在这些人身。

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比我们预料的更快,走的更远。主要表现在下属方面:

1.统独问题。他们认为祖国的统一神圣不可侵犯,祖国的统一高于一切,不管用什么手段都不能阻止统一的决心,不惜流血,不惜动武,不保征不使用核武器对副台独(中国驻联合国特使沙祖康语),为了统一可以把台湾炸个稀巴烂,在所不惜毁了重建,并对中国的导弹可准确地打在到陈水扁的办公室,误差不超过一公尺津津乐道,海外知识份子比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更失去耐心。

2.台湾的民主。他们对西方成熟地民主本不屑一顿,却又把台湾的民主与此相比,认为这种民主根本不适合中国大陆,立法院的一场场乱哄哄地闹剧,陈水扁六年,憋案连连,丑闻不断,社会动乱,使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停止不前,台湾的国际空间进一步压缩,这一切被海外知识份子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其祸根是民进党的台独路线。

3.美国心态。从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把自已的子女送到美国,和中国人首选的出国地是美国之外,美国是中国人最仇恨的国家,甚少在口头上如此,‘九一一’以后,他们认为虽然飞机撞大楼不对,但是,美国人活该!这是美国人专门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头上的下场,是继苏联垮台后美国‘单边主义’的结果。他们忘记了美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贡献,长期坚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所有的困难和曲折都和美国背后作梗分不开,所以,我们一定发展经济,强大祖国,总有一天敢和美国叫板,与美国说“不!”

4.东欧巨变。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共产党七十二小时的倾複,中国知识份子得到的教训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导致亡党亡国。苏联的国家分裂是中国的镜子,所以,维持一党专制,甚少在近期维持一党专制是有必耍的,目前的中国状况坚决不能要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所谓自由”,海外知识份子无论在书面或口头上对这两个词的表述前面一定要加“所谓”这个定语,苏共的教训成了坚持党一元化领导,稳定压倒一切的最坚定的口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知识份子对一点都基本赞同。

5.法轮功。自从北京定法轮功为“邪教”,反动组织,人们基本认为它和四九年以后定为邪教,反动组织“一贯道”一样,碰不得,说不得,研究不得,在国内甚至连律师都不能替它辩护,目前在中国,法轮功的罪行比杀人。抢劫。贪污更为严重,严重到超越了中国的司法范围,在海外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法轮功同样成为与北京保持高度一致的知识份子的大忌,广播媒体,平面媒体对这三个字是基本不能提的,自觉尊守这一原则,甚至有些知识份子认为:法轮功和“六四”一样,迟早会平反,但平反之前还是别得罪北京为好。

6.政治体制改革。慢慢来,不着急,西方的民主也化了两百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事是发展经济,老百姓吃饱饭,口袋里还有钱才是当务之急,西方社会的三角鼎立的行政架构不符合中国国情,虽然嘴上不赞成“一党专制”,可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社会比有共产党的社会更糟。更坏。香港文化程度这么高都不能在今天进行直选,别说中国还有这么多的文盲,按中国全民素质来看,我们无法学美国。无法学俄罗斯。无法学台湾,而北朝鲜。古巴的经验倒是可以借签,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一步一步来。

7.贪汙腐败。中国有贪官,美国也有;中国有腐败,美国也有;中国侵犯人权,美国也有;中国有司法不公,美国也有;中国有造假,美国也有;中国有贩毒,美国也有;中国有妓女,美国也有,所有中国有的,美国都有,凭什么眼睛就盯住中国?用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政权,三反,五反,杀地主,打右派,揪牛鬼蛇神,饿死打死几千万人来维持的这个政权,难道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国有我们都有的世界,那么,为什么还要四九年这场革命?

8.毛泽东,文革。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碲造者,无论干了多少错事,杀了多少人,只能算在三分错误里面,包括十年文革这场人类灾难,也无损于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知识份子虽然是至始至终是受害者,可相当部分的海内外知识份子认同了毛只是好心犯了错误。澳州有一华人知识份子撰文不但否认十年文革是场浩劫,而且引经居典,罗列大量资料来证明大量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也属子虚乌有,该知识份子并进一步撰文赞扬中国的监狱是在进步,是世界上最人道,最尊重司法,条件最好的监狱,这种文章在国内也不能见到,在国外却还有几下掌声。

海外知识份子的种种异化,应该说和国内的大环境极为吻合,部分的异化甚至超过了国内的“极左”的极限,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主要是通过媒体这个平台向社会传递的,媒体的自身立场起着非常关健的作用。海外媒体一般都存在人手少,资金缺的问题,百分之百的媒体依赖广告生存,同行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中国航空’‘中国银行’这两大广告客户成了媒体的“米饭班主,”在澳州,看一份报纸的立场,只需看有没有这两家的广告,能刊登这广告的,媒体老闆的自律一定是在容忍范围之内,至少与中央大概保持一致。

“凤凰卫视”有个唐人街节目报告美国华人如何欢迎国家颔导人的造访,其状况是“残不忍睹”,华人大都为大陆知识份子,新移民,为了谁去接机,为了谁能和领导人一起进餐,一起合影是吵的不可开交,剑拔驽张,那种献眉,拍马屁,赤裸裸地不要脸让人看了心惊肉跳,美国的知识份子这样,澳州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位中国领导人到坎培拉作短暂工作访问,墨尔本的华人知识份子会驱车700多公里送鲜花并彙报工作,结果连面都没见着,回来后大骂不给面子。

中国进入WTO,2008年申奥成功,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神五’‘神六’的上天,一万亿的外汇储备,使海外知识份子在失落之外找到了精神支撑,只要有饭吃,只要有衣穿,就是最大的人权,什么制度。司法。人权。民主都不重要,四九年前中国人怕外国人,现在的中国人腰杆子硬了,脾气大了,声音沖了,更扬眉吐气,当问到如果在集权统治下也能取得上述成绩,那和希持勒有什么两样?他们马上回答,国情不一样,德国是德国,中国是中国。

教育。医疗。住房是目前压在中国20%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80%的百姓头上顶着‘三农问题’,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政治停滞所来的死结,高污染,高消耗带严重的环境问题,95%的房产,能源,金融,中国最暴利的部门都掌握在干部子女手中,每年七。八千矿工的死亡,几千亿人民财产被转移到海外,社会道德下滑,社会治安告急,社会诚信丧失,海外的一些知识分却可以视而不见,他们只对二位数的经济增长有兴趣,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机,(他们永远作纵向比较,从不作横向比较)。既然是最好的时机,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一人一票,社会公平等重大问题不要急,慢慢来,稳定压倒一切,有些海外知识份子公开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一党专制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选择。但这些知识份子都有一个惊人的特徵,他们决不会放弃PR,决不会放弃外国护照,要他们放弃外国的一切,回到他口口声声热爰的制度。环境中去,恐怕比自杀还难!

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其根源是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而高涨,他们只看见长城大,黄河长,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知识份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以国家兴亡为责,个人要为国家利牺牲一切,为了民族利益,怎么委曲求全都是应该承担的,他们以政治上的默认来换取民族的自豪感,有的时候还显得十分悲壮。一个自称为‘侨颔’的大右派,在中国连绵的政治运动中没过一天好日子,鼠串各地,最后流落到一毛不拨之地,当他爬上澳大利亚这块土地时,一名不闻,一文不值,每当回忆这些,老泪纵横。可反过来他自已,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在以国家。民族的名义下进行的,他赞同以国家暴力处置一切,包括对自己的种种不公,公开撰文向前看,忘却一切。这种知识份子,有时‘贱’得让人难以想像,甚至连动物都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反射也丧失了。

部分海知织分子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己经失去了底线,他们会为载人飞船的上天感动们热泪莹眶,却对几百万失学儿童无动于衷;他们对又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楼建成而自豪,却对无数居无其所的百姓漠不关心;他们面对全世都是Made in China的产品倍感中华民族之伟大,却不知道中华民族巳陷入巨大的环境污染之中。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也不是一天两天演变而成,国内的道德沦丧,诚信流失,造假成风进一步推动了海外知识份子的异化的步伐,中国知识份子如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与权力剥离,或远离权力,那么,知识份子的异化,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来源:阿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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