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人品，不以诗文重，实以诗文显。试观两汉逸民，若二龚、蒋方、……法真诸人，志洁行芳，类不出渊明下，而后世名在隐见间。渊明妇孺亦解道其姓字，由爱其文词，用为故实，散见于诗歌曲调之中者，众也。汉末如黄宪……管宁……与晋陶潜皆第一流人，而陶更有诗文供后人赏玩。
——乔亿《剑溪说诗》
此言极有道理。仅就人品而论，陶之人品未能在二龚、蒋方……诸人之上，依愚所见，恐不能在刘伶、阮藉之上，更不能在嵇康之上了。但事实证明，陶的名气大大地大过刘、阮、嵇。诚如乔亿所言，·“陶更有诗文供后人赏玩。”
诗文是言志抒情的，只要不矫情粉饰，是能够表现一个人的人品的。陶潜被后人推崇的人品，正是借其诗文显现出来的。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大诗人先生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底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
乔亿所引“志洁行芳” “第一流人” 诸位，皆无诗文传世，后人势必只有读史，才能了解一点他们光辉的人格。何况读史者愈来愈少，且史书记载简略，非帝王将相、重臣硕儒也占不到几行。 嵇康、阮藉、刘伶虽都有诗文传世，但受时代之局限太深。刘伶只有一篇《酒德颂》，虽也写得潇洒有趣，无奈只活现了一个嗜酒之徒的幽默情结，致使后人只知其酒名而不知其文名。阮藉也堪称大诗人，他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颜延之评道：”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由于写得过于朦胧，后人难以猜测，吸引力减去大半，诗名也就不怎么显了。而嵇康，其人品光照千秋、清香永在，诗文却艰涩难读，意玄辞浚，令人望而却步，这不能不令后人深感遗憾。
显然，嵇、阮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就不如陶潜了。陶的诗文有两点是其天才之处：其一，诗文所表现的情志，既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又有对“儒、佛、道”人生真谛的追慕；既有在朝野间徘徊，灵魂的苦闷与燥动，又有野鹤闲云、清风流水的人生境界的理想。故无论或儒或佛或道，皆引陶为同道；而历代文人在“朝野”双重诱惑下必生的彷徨、苦闷，皆可在其中觅到同病相怜的精神慰藉：入世者赞陶有凌云之志，其诗不失风人之旨；出世者推崇陶穷而守志之节，仰慕陶随遇而安的旷达；而不上不下、辗抟反侧的更多的人则视陶为人生楷模，完美的人格典范。——他的诗文几乎写尽了封建文人所有的典型的“志”和“情”。
其二，其诗文所运用的语言选择了那种“既可远观，亦可近睹”的清新、流畅、朴素、自然的风格。（这风格在文学史上，还有对当时盛行的枯燥、晦涩的谈玄诗风拨乱反正的意义）。这风格亲切、易晓、温馨而隽永。人喜读，不反感，而且你有多深的境界，差不多就能在其诗文中找到多深的意境，故耐嚼，且回味悠长、时读时新。后来体味陶诗竟成为历代人品、学识的一种竞争方式；品陶、评陶蔚然成风，历久不衰。雅士风尚如此，名气大得吓人。深究原因，乔亿所说“供后人赏玩”也。——欣赏其人品，享玩其文字，或欣赏其文字，享玩其人品。
现在，时代不同了，陶潜的“志”和“情”已失去现实意义，他的人格力量很难在现代找到共鸣。我们的时代，腐蚀性更强，生活充满着危机，在传统文化的泥石流里、在人格大裂变的运动中，当我们的生活不再“淡泊与宁静”时，我们的人品就再也“清高”不起来了。但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只要“真”，我想后人一定会欣赏我们带有疤痕的人品，并享玩我们略带苦涩的文字。——但愿那时的人们，不再有我们的命运。
1974·旧稿《读书笔记》
1987年冬改
文章来源：陈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