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与音乐的缘份最深，我从初中毕业后即进入中等音乐学校学习，接着又进入高等院校音乐系继续深造。按理，我应该是一生从事音乐事业的，但是，因为命运的播弄，我却离它越来越远，原来我与音乐又是无缘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离开故乡雁荡，几经周折，进了杭州师范音乐科。杭师的前身是浙江两浙师范，是个曾经培养过许多杰出人士的百年老校，尤其是艺术方面的人材。但是这个学校开办独立的音樂科还是第一次，而且等我们这一届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接着办音乐科，我们这个班是杭州师范空前绝后的唯一音乐專業班.因为是初办的音乐科，似乎还来不及編撰教材，我们所学的全部科程都是照搬上海音乐学院的，从《视唱练耳》、《乐理初步》、《和声学》、《对位法》以及钢琴练习教材等等，都与上海音乐学院一模一样。只是学生的年龄比大专生小些而已。
我们的音乐科教师有顾西林、俞绂棠、沈同德、丁兰纽、李益中，还有来兼课的黄永、潘国栋等。顾西林老师是音乐界前辈，抗战时期曾与缪天瑞同时任教于福建音专，其他老师也都是当时音乐修养甚高、卓有成就的一代人才。我班有四十多位同学，都在十六、七岁的妙龄。
当时“阶级斗争”尚未炽热，我们弦歌一堂，努力学习了几年，长进颇多。我的钢琴教师是顾西林先生，二胡教师也是顾西林。顾先生当时已六十多岁了，她是苏州道台的千金，精通昆曲、提琴，她為了艺术与父亲“三击掌”而终生未婚。她爱校如家，爱学生如子。她生活严谨，教学认真。我在严格的教育下，三年中学完了多种钢琴练习曲、奏呜曲等。她尤其擅长二胡，她是以刘天华十首曲为教材的，三年内我从《良宵》拉到《空山鸟语》、《烛影摇红》、《独弦操》。对要求的“指法”、“弓法”甚为熟练。我班的国乐合奏课，也是顾先生承担的，我在其中任“翁胡”的拉奏。顾先生要求我们在课前抄好分谱，练好分谱曲，在琴弦上擦好松香，对好音，课前就要按号入座。上课铃一响，顾先生走上讲台，指挥棒一动，即使是最生疏的乐曲，也立即能发出悠扬的乐声……。
后来我在福建音专，也有半天合奏课，可是大学生们等上课铃响了才络续到课堂，才开始对音，老师并不要求抄分谱，大家手持一本总谱，找不到自己该拉的分部，座位零乱，总要混乱数十分钟后方能落座演奏。
我在福建音专的钢琴教师是王政声。王教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钢琴造诣很高，尤其是对萧邦乐曲的演奏与理解，我在他的教导下，弹奏了萧邦、柴可夫斯基、格里格、贝多芬等难度较高的乐曲。此外王教授还指导我弹奏他自己创作的钢琴曲如《渔歌》等。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有机会在国际音乐家纪念会、夏季音乐会等舞台上，作钢琴独奏表演。那时我接触的都是西洋音乐。
然而我在大学的音乐学习，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而中断了，于是这雙弹钢琴的、被人誉之的“兰手”，从此拿上了锄头铁耙，栉风沐雨在福建长乐、连江等山区林场，从事最强最劳苦的开荒砍树劳动。我是忽然从三十三天降到了第十九层地狱！从此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身的需求贬低到吃饱饭、睡够觉的原始要求。即使是在如此严酷的劳作中，在缺食缺眠双手肿胀拿不住筷子的日子里，三日两头还要遭受批斗会的折磨。那时我羡慕的，是山上那几户山农，见他们能吃白米饭，能自由的进行劳动，不受批斗就是最幸福的了，至于不识字、不弹钢琴又有什么关系？！
从此以后开始了巅沛流离的生活。一九五九年我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此时文化部、全国文联也已瓦解，陈朗正在居庸关外的冰天雪地劳动，改造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发配西北，我随他西出陇中，正如诗人张雪风在给我的赠诗中有句云“江南腰肢杨柳弱、西出阳关伴谪居”是也。
在兰州一住十年，在文革中又劳燕分飞，陈朗去了大通河畔，我则和孩子辗转陕西富平，到了杭州郊区，一直待到一九七九年岁末。
二十多年的岁月，在艰难困苦中，在人类社会最低层中倏然而逝。我已经忘记了我原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更忘记了我原先是学习音乐的，我曾经那么优美地弹奏过人间的天籁之音，曾经浸润其中有过优美的情操！不过，细究起来，我还是有所得，我這个来自山乡，纯真、朴实，又在音乐里陶冶熏染，灵魂脆弱的女孩，终于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里，在丧失人性的磨炼中，未致消沉，九死而后生，活了下来。生活锤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果断、坚忍，能挣扎二十多年對任何磨难都能接受并处之泰然了。关汉卿说他自己是“砸不扁、蒸不烂、嚼不碎的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正也是我所期盼和獲取的。
在七十年代的后期，住在杭郊乡僻，我自己于乐器，荒疏二十年，已不可能“重操”，然音乐意识固存，“积习”又复萌生。我曾亲自教大幼拉二胡，让二幼跟骆介礼习琵琶，三幼则跟徐晓英学习古琴。我觉得别人有的，我的孩子也应该享有。
一九七四年后，我居住杭州武林村阁楼，得与美术家、古琴家王绍舜先生毗邻，先生時处穷愁潦倒中。由于古琴为室内乐，阁楼之中，只要门窗紧闭，则声不闻于外。先生夜夜焚香操七弦琴。王先生常说，是古琴给了他生命，使他的多病之身得以延年！我和三个女儿与他一板之隔，听了十年琴声，对《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梧叶舞秋风》等古曲韵味感受最深。绍舜先生友人赵松庭，人称“笛王”，在阶级斗争松懈的七十年代后期，时来与先生琴箫合奏，这些都是我在困顿的生活中最高的艺术享受了。
三个孩子的音乐学习，只有三幼后来稍得以坚持。她的古琴教师徐晓英是史学家徐映璞的女儿，晓英幼从徐元白、张怡真、马公愚学习古琴后，蜚然成家。八十年代以后，我时与晓英结雅集，凡琴、筝、评弹、昆曲，甚至绘画，诸般集芷阁，借屋顶阳台作一时之啸傲，真是平生佳话。友人王翼奇，相交于患难之中，恢复工作后，任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他有长诗记芷阁雅集，诗中有句如“寅年阳月芷之阁。主人邀客对秋菊。是日列坐多时贤，各擅琴诗书画曲。”“渔舟唱晚忽鳴筝，三叠三弄琴相续。”
一九八五年，我应福建武夷山中美兰亭学院之邀，前去讲授《诗经》，三幼亦为学员演奏古琴，在碧水丹山边响起了古琴音韵。她现在德国，常有机会在波恩、科隆、墨尼黑等城市表演古琴，在欧洲的古建筑和教堂塔尖间，能回响中国的古乐，也算是宏扬祖国文化吧！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先后得到了三张古琴，古琴不仅是音色浑厚，韵味深长，仅就其形制而言，已给人以极大的美感。琴身修长，均一百十厘米，琴头宽约十七厘米，琴尾宽约十三厘米，面板必须以桐木制成。面板外侧有十三徽，往往以玉镶嵌。底板用梓木做成，其上的两个音孔称“凤沼”、“龙池”。琴面张弦七根，故又称七弦琴。右手拨弦，左手按弦，有吟、揉、绰、注等手法。因为琴身修长，音域较宽，有三个八度又一个纯五度，音色变化丰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演奏艺术和具有许多流派。古代乐曲赖琴保留者极为丰富，自南北朝至清末，琴曲谱集现存者有一百五十馀种之多。三幼后转师郑云飞先生。凡徐晓英、郑云飞以及他们的导师徐元白、张怡真等均属浙派范畴。
我的第一张琴，为王绍舜先生重病返故里前所赠，为清初物，桐木、玉徽，为琴中精品，殊为珍贵，音色淡雅。现存芷阁。
第二张琴为徐晓英购自扬州，琴身略宽于清琴，音色悠扬。一九九零年三幼携来奥克兰。
第三张琴为郑云飞向徐元白子徐匡华购得，琴头镶有翡翠环，音色含蓄为郑云飞所激赏。此琴亦于一九九一年托友人自杭州带来奥克兰，又于一九九六年由三幼带往德国。
一九九五年我俩来奥克兰后，于九七年相逢同学钱奕正，在他的帮助下我先后买了三架钢琴，分别让孙辈学习，也圆了我自己多年的钢琴梦，与音乐的缘份是第三代的情愫了。
现在身居桃源，与外界的联络，竟仍是我杭州师范的音乐科老同学们。我们这班同学的感情都未泯，回忆是美好的。离开音师也已半个世纪了，经过时代的洗礼，同学竟都健在，在八十年代初办起了《音师通讯》。大家在音乐领域里各有建树，我班出了三个大学音乐系主任。尤其《音师通讯》的执编林光璇同学，他已出版了有关音乐理论、曲集、二胡演奏法等书多本，他在《二胡演奏法》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顾西林先生。”顾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死。师生们都怀念她，在平反落实政策后，在杭州师范校园内建造了“西林亭”，以志永念。九十年代初，音师班同学作过一次集会，在西林亭前留影，先生以她的音乐造诣仍然活在学生心里。
至于我福建音专的钢琴老师王政声，文革初期，我在兰州时，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还在教导我“音乐家不一定从学院里出来”，还在鼓励我继续音乐事业。但面对腥风血雨，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通訊就不再继续，到八十年代初又重新恢复通讯，但先生老了。八十年代初他被邀至京担承前肖邦钢琴选拔赛评审，我因公务在身未克前往北京相见。后来他即去了香港，再无通訊。据说先生在港曾任港督彭定康家庭钢琴教師，计算年龄，先生当已鹤驾西天，若我能早几年来纽西兰，当会与先生相会于香江之畔，他会伤心我早已“此调不弹久矣”！
此文于2008年04月14日做了修改
文章来源：素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