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起于谎言，谣言兴于隐瞒，谣言绝于真相。六十多年来，这样的状况未曾改变，即使是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
1959年开始的三年灾害时期，是中国社会“谣言”盛行的时期。
笔者手中有一份1960年10月江西省赣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内部印发的第51期《情况汇报》。《情况汇报》一般都是每期只有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事件，这一期的主题就是谣言，题目是《提高政治鉴别能力 批判右倾糊涂观念 严厉打击反、坏分子的造谣破坏活动》。全文列下：
自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和市场一部分物资采取凭证供应以来，部分死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对我心怀不满的反动分子，即大肆制造谣言进行破坏。敌人企图制造谣言，煽动人心，挑拨我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我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据赣县、大余、定南、宁都、上饶、南康、于都、赣州市等八个县（市）的初步统计，发生谣言25起。这些谣言多发生在农村，特别是边沿山区，但城市和厂矿也有流传。谣言的种类很多，散布的快而广。查其内容，集中起来：一种是围绕当前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进行反动宣传，散布变天思想，恐吓群众；一种是针对我副食品、棉织品和粮食问题暂时出现的紧张情况，散布谣言。对待这些谣言，我们已不知各地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查，发动群众，认真追查到底。一经查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同时，通过处理造谣犯，必须正面加以驳谣，以教育群众。并要求全体公安保卫干部要提高政治鉴别能力，批判右倾糊涂观念，及时察觉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严厉地予以打击，保卫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方便领导同志研究当前敌情，我们把各地已发生和破获的一些敌人制造谣言进行破坏活动的事例，综合如下，供领导同志参考。
破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
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中，南康、赣县均发现一部分五类分子污蔑我下放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工作，赣县吉埠公社保林大队有一个顽固的不法富农吴有发造谣说：“下放到干部都是有问题的人，不是好干部，没有问题的就不会下放”阴谋孤立我下放干部，破坏我中心工作。
散布变天思想，恐吓群众
兴国县城关公社中统特务分子钟利生造谣说：“四面都打起来了，我们有出头的日子了，希望快点好，象炒青菜一样炒他几下功夫就好。”该县城关公社坏分子黄家森造谣说：“最近国民党的军队已在广东、福建登了陆，广东已失去了一半。”大余县城郊公社新安大队反社会主义分子黄振云造谣说：“现在美国发明一种粘铁很厉害，一次可以粘五、六十架飞机……因此，现在苏联很紧张。”宁都县石上公社西甲大队真空道分子黎广新、杨金秀大肆造谣说：雷公打开一个石头，从石头里面拣到两本经书，上面什么都记载了，其中说：庚子之年人吃糠，虽有大斗无米量。并说：石头上裂出三对蜡烛，一对是蒋介石的，49年已点完；一对是毛泽东、朱德的，从49年开始点到69年还有十年的天下；另一对即是寅卯年出世的新天子的。（笔者注：没有寅卯年）定南县鹅公公社发现反动会道门分子造谣说：“仙人丢下有书信，刘家（指刘少奇主席）只有一、二年天下，大家要烧香敬神，身上要带符，才可以保灾难。”并说：“照书信念或接到书信的人传给别人也可以免一切灾祸。”因而一部分落后群众都偷偷带上了符，并一个传一个，已传到定南中学里去了。
破坏副食品、棉织品供应
于都县盘古公社仁风大队地主分子欧阳洪根听到13种棉织品要实现凭证供应，即散布谣言说：“今后卖盐都要凭证供应了。”结果造成一部分思想落后的社员大肆抢购囤积食盐，最多的囤积50多斤。定南县鹅公公社镇田大队五类分子叶章羽造谣说：“布票会二尺折一尺使用。”结果也影响很多人到商店去抢购棉布。类似谣言传播的面很广，计划是各县都有。而抢购的现象各县程度不同的都出现过。赣县湖江公社于平供应点8月10日一天销售布1800余尺，比一个月的销售量还大。定南县鹅公公社有些社员听了谣言后，不搞生产到广东省龙川县上坪圩去抢购棉布，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
破坏粮食供应政策
定南县三亨公社圩上小队地主分子黄善政治群众中造谣说：“月子公社有一个人生下一个小孩，一出世就会说话，那个小孩说：今年粮食少，明年骨头多，后年粮食多。”（谣言之意是说今年粮食少，明年会死很多人，即骨头多；后年由于人死的很多没有人吃粮食了，就会出现粮食多）。定都县赖村公社发现流传谣言说：“庚子之年会遭殃，老百姓会吃糠，全村一支烟，千人耕头牛，三反呀，将来有八反，老百姓都会反死。”
在这些谣言中，特别突出的是有反革命分子造谣说：“毛主席到了赣州，戴着黑眼镜、口罩，到百货商场去密查，当时遇见很多小学生，毛主席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学生们说，别的没有什么意见，就是粮食少，吃不饱。结果毛主席就批评了赣南的粮食工作搞得不好。”
求神念经，破坏农业生产
赣县长洛公社中坑大队神汉杨易兴（劳改释放分子）造谣说：“我看到三个老头，二个生白须，一个生黑须，这三个老头要出来救灾，搞香灰可作仙药。”又说：“我要不去求神念经，阴兵又会搞死我，我求神念经政府又会抓我去法办，我想横直都是这样，还是要求神念经。”该谣言已传播到于都县一些地区，并由群众从于都赶来求神，严重扰乱了我农村的社会秩序（杨犯现已拘留）。
不可否认，上述资料中许多言论诸如“三个老头”、“小孩一出世就会说话”等等确实是谣言，有些甚至是荒谬的、迷信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谣言的产生具有当时实际的历史背景，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普遍的对社会生活状况的不满和对政府政策的失望，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相信和盲从。这些“谣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能躲过灾荒，有些人寄托于囤积居奇，有些人寄托于鬼怪仙药，有些人寄托于以前的执政党。这些寄托，途径不同，目标一致。在这些“谣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寄托于伟大领袖微服私访，了解真相，救民于水火之中，善良的农民还是抱着贤明的圣上被蒙蔽的良好愿望来编造这个谣言。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谣言”与媒体的大唱高调的宣传方针有关。
三年灾害期间，无论是有多大的灾荒还是饿死了多少人，媒体的宣传还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太平景象，1960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上提到：根据初步的统计，1959年的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了国家的计划，其中钢产量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吨，即比1958年增长了五百万吨以上，或者60％以上。工业产品，无论重工业和轻工业，品种都有了增加，质量都有了提高，成本都有了降低。小型工业和县、社工业，已经进入了巩固发展的阶段，在国民经济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农业总产值显著地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健全，优越性日益显著，在农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场的供应也相应地增加了。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进展。总之，全国城乡都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按照美国的宣传机器说来，1959年却是中国“最暗淡的年份”和“最贫困的年份”。如果所谓“最暗淡”和“最贫困”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让一些靠“美援”维持统治的国家也来一些这样的“暗淡”和“贫困”吧！可惜，即使帝国主义者愿意这样作，他们也绝对不可能作到这一点。多好的日子，从中看不出一点灾难，看不出一点困境。
同样，1960年十一国庆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庆祝我们伟大的国庆》中提到：今天，当全体人民欢腾热烈庆祝祖国的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在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主要指标之后，又取得了继续跃进的新的巨大胜利。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正在大力展开一个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到处洋溢着蓬蓬勃勃的劳动热情，对我们的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所有的宣传，从中央到地方，面对大饥荒的惨状只字不提，只讲“伟大”的成就，只讲“英明”的“领导”，只讲“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现实状况的隐瞒、对于真相的掩盖的结果，人们只能无奈地相信传言或谣言。同时，在人们通过媒体和宣传看到官方所坚持的一贯的所谓正确的方向时，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也就失去了希望，也只能寄托于“谣言”中的救世主了。
谣言起于谎言，谣言兴于隐瞒，谣言绝于真相。六十多年来，这样的状况未曾改变，即使是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