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纪迎新送旧,无论喜气洋洋抑或心有戚戚,世纪末既然不是尽头,事情就还得往下做,那就少不了清点盘算计较赢亏,家常尚需要洒扫庭除,何况是文坛胜业?于是,我们就有了“文学百年回顾”,有了“百年百部小说”,也就有了这一部别致新颖的《齐人物论》。

“百年回顾”之类,是潮流兴衰交替的纵观,讲究的是气势气魄,非雄才大略不能办。“百年百部小说”切分得细腻,既考虑题材体裁,又顾及时代地域,因而赢得了广泛的首肯认同。不过,这是一项汇拢大陆、港台及整个海外华界数十位鸿儒硕彦共同完成的集体作业,虽经历可以想像的种种比堪磋磨、权衡删选,所提出的也仅是一个个书名。《齐人物论》则不同,其观照幅度要宽敞得多,选评的有小说、剧本,有包罗众多文体的散文,还有诗。更有甚者,百部小说不足百数作家的举出,当然有理由,可能也公正,可整个作业过程黑箱。《齐人物论》却要坦荡大方得多,它是诗话词话书话,美之恶之,笔下分明,卮言曼衍,不拘一格,笔底有波澜,过眼即烟云,所论未必传世,却可聊备一格,以供参阅、验证和导引曲幽。

作者宗老庄而奉道家,齐物不足,尚且要齐人,如此开张即名义,既是善意也是睿智。作者深谙“自是而彼非,美己而恶人”乃文人通病,任说到谁,心里也不会舒服,是以寓庄于谐,事先亮牌,“是非虽异,彼我均也”,世间人与物莫不相对而存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意在抚慰了众人,无论智愚贤不肖,睿智在预先开脱了自己,不管知我罪我。虽云自我作古,并非英雄欺人,天下本无事,同归于一齐。

(二)

可帽子再大,也掩不住身子,齐物之境太过高妙,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帽檐下挺立的还是血气方刚的昂藏之躯,仍免不了物议人非,人物齐论完不了篇。可,又有谁能完得了?

人们常以为,“血气方刚”是少年人特质,其实孔夫子指的是壮年人,这样说的意思就是,《齐人物论》只会出自“血气方刚”的壮年人之手。少年人“血气未定”,未经多少世事,议论难免浮薄,见其一点就欣然狺然,要他人忏悔之举,一望而知是初出茅庐的张牙舞爪。既说到此,我们就来看看作者如何评说余秋雨:

“余秋雨《酒公墓》: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喜爱者有之,憎恶者有之。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文笔和才情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媚俗的矫情和明星的做秀使他失去了丰厚和博大。但在这篇《酒公墓》中,他对这位学逻辑的同乡先贤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潦倒颓废的悲剧命运的深情惋叹,却是感人至深的,而且切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

我知道,作者之一在另外场合曾对余有过激切的批评,但在这里归总概说时,作者仍出于平实公正,没往余脸上胡乱涂白。这种为文为人的气度胸襟,下笔之际的收放有度,乍亮相,就高出无聊围剿者们数个段位。

再看一则论张爱玲及《倾城之恋》的: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不懂不爱张爱玲者,不会看出张爱玲的渊源和“崇拜的误读”,而没有一定阅历者,也点不出过度吹捧张的“反革命偏见”本质。尽管已间隔半世纪之多,但张爱玲时代的革命与否,还是我们不该忘却的一条重要的评判标准。否则,鲁迅的“纪念”真的“忘却”,左联五作家也白死了。可惜,今天的青春年少却不知道,知道一点也不会明白,更难以把握分寸,比如《格瓦拉》。

(三)

由于时代的落差,今天再回看几十年前的东西,看出点毛病不奇怪,看不出那才是怪事了。如何其芳的幼稚,如巴金的语言毕生没长进且缺乏理性思辨能力,如朱自清《荷塘月色》:“结构呆板,情感暧昧,联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无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届而立,满纸却一片迟暮之气,而朽腐之绮念又纷至沓出”。然而,对前人的判断还需含蓄,需要节制,更需要设身处地有当时的现场感,这不仅仅是宅心仁厚,更是历史的公道,时代进步,不能只用来垫高自己,否则相当于仗势欺人了。作者在这点上的把握,与那些只图爽快一泄无余的作派,是大相径庭的。以杨朔《荔枝蜜》论为例:

“杨朔的散文是比较老派的,讲究构思布局,追求炼字敲句,然而由于主题先行,意义至上的缘故,这一份可贵的努力,竟没有获得相应的酬报。由于杨朔习惯于在篇末点出的主题总是过于高亢伟大,读者层次不够,只能要么倍感惭愧,要么觉得怪诞,要么干脆直斥之为做作。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如果这段还看不太清楚的话,那还有论秦牧的(过来人都知道,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在五六十年代几三分天下),论更早的胡适、郁达夫和近年的邓友梅的。缺陷挑明讲透,当年价值或早年筚蓝之功同样记上,今天还需再看看的也立此存照,如对邓友梅《那五》:“《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这样的评断要见识、睿敏和宽宏包容留有余地的心胸和气度。所谓知人论世,反转来也成立,不在世上活过点年头,有过点阅历,难于臻此境地,这些评断不可能出于只想一飞冲天的后生之手,是显然的了。

(四)

老年人如何?

恐怕也不行。

智者进入老年,一派雍容寡淡,人间冷暖时潮起落看得多,推己度人论人论事自也从容周到得多,落笔为文虽不张扬却耐咀嚼,故所以,聂绀弩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如枯木,随手写成的《小红论》其精彩不输于早年的水浒论章。近十年周作人热,文章专著无数,洋洋数十万言的也有,在我看来,最出色的还数舒芜《周作人论》。可老年人究竟“血气既衰”,见识不成问题,精力恐难支撑,这几百则人论物论,不说写,单单收拢来看一遍就需怎样的精神和时间?时下常有读书不多即发宏论的疵议,作者怎样?令我感动又佩服的就是,每日孜孜不倦如狼似虎读书十二三小时,持续进行已有十二三年。所得确可骄人,读书千册以上,过目万卷有余,形之于纸和电脑硬盘上的文字那就近千万了,单以数量计,弄一本百不足一的《齐人物论》,无论怎样是绰绰有余的。

再回头说,人入老境,无论当年怎样风雨春秋,眼下早已风平浪静,言说多在无可无不可之间,即便握笔,也总是对事大处着眼对人网开一面。张中行写魏建功,只说七十年代两人见面,因魏在其家附近的“什么编写组织”中作“顾问”,看得懂会心一笑,看不懂那就拉倒。老一辈的这类儒雅,可以叶圣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取一半为精典。叶说,自我批评完全可以,批评他人却不然,他人问题不是看不出,但要直接写出道出,却就是做不到。老辈风范,今天已日渐凋零以至于无了。幸耶非耶?象是难说。

因为时代换了档,风气不同了,你客气,他当福气,你是有修养,他认为可欺,你稍一旁顾,他就不可一世,想来,这也就是作者写出下面这些令人叫爽的篇目的缘故了。“废尔泼来”应实行缓行要看时与地,有些东西的存在确是讨嫌惹气,不说生气,说出了才解气,为了环境卫生,为了大家的生理心理健康,需要有人出头作斗士,风范风度如何,在此只能忽略不计了。

作者指明,余杰“好斗但不是斗士”,余过早把自己的角色绑定在绷床上,周而复始地起落不已,亮相之日即出丑之时,实在只是个“可怜的孩子,谁能救救他呢?”作者点明,朱大可是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文章一身流氓腔,“正如鲁迅所说,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着官腔讨伐金庸,朱大可靠着书商讨伐余秋雨”。还有论王朔的:

“王朔在散文领域的特别之处,就是空前绝后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这指的是内容,几乎相当于巴金的‘说真话’,可惜这只是指语言形式。结果就成了这样,他吃进去的是什么,屙出来的也是什么。王朔是当代文坛的一条直肠!他屙出来的东西之好坏,取决于他吃进去的东西之好坏。不幸的是,他是个没喝过多少文学乳汁的文化弃婴。正如他承认的,他是个无知者”。另有论王朔小说的:“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王朔这只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会破罐破摔地躺在马路上,不仅碍你的眼,非常影响市容;而且挡你的道,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如此论王,作者还是留情面的。不留情面应怎样说呢?我想起西方淫秽小说家的遭遇。人说他们的作品有碍观瞻,他们说是要给你开开眼界,人怨他们的小说太过暴露,他们说这是打破禁忌,政府出面来干涉压制,他们就更来劲了,一面高擎言论自由大旗,一面正好借势促销大大捞了一把。可当批评家说他们的小说根本是无价值的低档货,他们全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对王朔,似乎前面几个回合都上演过了,老实人说他玩世,他原本玩的就是心跳,迂腐者说他痞子流氓,他是流氓他怕谁?说来说去全是在帮他搔痒,给他打上镜率,他当然会轻蔑地不管不顾。王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王的小说根本不行!充其量只是“一次性消费”的“易拉罐”。这才是王的死穴。作者只看了王一部小说,我倒是看过不少,可除了一些好玩的京城扯淡,至少到目前为止,王就没有一部小说可算得上是上乘作品。王小说连同王本人所引起的反响,主要在消解传统的社会学意义,而不在文学上。百年百部小说没人提起,十年十部小说也没提起,有点头脑的人是不会弄错的。

(五)

作者论人物是按姓氏笔划来的,这里我们也顺序来看一段论王蒙及其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重镇。天赋,才华,勤奋,机遇,阅历,见识,斗志和创造力,一样不缺,仿佛上帝打造他时,就想着为世人弄出一文豪来。然而此时此刻,当我回想近二十年来吞咽过的不下百万字的王蒙大作时,竟一时讷讷,不知如何评价是好。有一股极大的阻力,正千方百计地劝阻我不要鲁莽地写出‘大作家’三字。王蒙为什么不是大作家呢?想来与他过于发达的智力有关。这当然不是说凡大作家只要有中人之资就够了,而是说真正的大作家,不管如何智力超群,必不会把文学之宝全压在智力上。看看王蒙吧,他知道自己绝顶聪明,却强迫症般怀疑别人有可能对此认识不足,为此,只要有一丝可能,他必不忘反复重申,再三提醒。结果,读他的小说,我们常常在本该沉痛的地方,意外地见识到了作者的开通,在本该神经绷紧、汗毛倒竖的段落,意外地读到些‘解构主义’风格的笔墨。我理解他是想抖露自己‘拿得起,放得下’的世故和与时俱进的练达,他正确地算计到了智力对私人形象的成全作用,惟独漏算了智力对艺术的杀伤力。”

王蒙的小说、文论、人论、创作谈我似乎全看过,王蒙论也看了不少,正面的反面的不正不反的,直到最近故作惊人的最大业余作家说等等,但以如此精短篇幅精悍语言作如此精炼评断的,还数这段为精彩。王蒙积几十年之功,小说短中长已难胜数,单挑《活动变人形》这一部少见人读人评的小说,就可见作者的眼界之高。顺带言及,王蒙另一部中篇《杂色》,不知何故也少为人读人评,只见过诺贝尔奖新近得主高行健有一文极赞其为“杰作”,列于世界名篇也不愧。高小说写得怎样,现在是不知道了,评点趣味倒一直是蛮高的。

人居海外,作品却泛滥于大陆的两董——董桥和董鼎山,也未漏过。两董文章令人开阔眼界,了解西洋景,人家千里万里好意送来,本不该说三道四的,可你文章多到象是已入大陆籍,不说倒反是冷落了佳人,何况不是什么“酷评”。先看董鼎山:“要说这位‘白相相’的前辈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仿佛无从入手。掌故,有一点,但篓子并不丰富;趣味,有一点,但味道尚欠勾兑。正经,有一点,不正经,也有一点”,“给人的感觉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再看董桥:“香港散文名家董桥,因与大陆文化的间离效果,从容地以一种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采撷文化片石,给华语散文平添了一段风情。然而风情即便万种,有时会倒胃于过度的卖弄”。前董说好的不多,后董自有人发出读董号召,却是一片叫好声不绝,象这样分别褒贬的到位点评,还是头一遭。董桥的最风光时期,应是任《明报月刊》总编时,每月一篇编者按,小处落笔,大处渲染,情韵摇动,仪态万方。若脱离具体的时事背景,这样精致的东西只能是小品、摆设和下午茶,如果铺天盖地,就令人吃不消了。巧语奇思难得灵光一现,可喜可爱,连篇累犊着来,不是卖弄也成卖弄了。

(六)

我最为欣赏的,还是《齐人物论》最后部分,作者小化名之“余话”,我则称之为“现象批判”。作者于纷披如乱麻中理列出清晰头绪,一一设靶,或排炮或闪击,或单挑祸首,或横扫千军,其指所向无不披靡,令人称奇,设若没有多年修炼积聚的功夫,绝无可能具如此冲击力的。

“中国文人,每过一个时期,必有一种学习热潮,学卡夫卡、学马尔克斯、学昆德拉、学博尔赫斯,或者言必称哈耶克、言必称伯林(不学无术之文人,尤喜跟着学术界吠影吠声),其热烈程度一如全民学雷锋。”如此弄法的后果就是:“中国作家的作品充满他人的思想颗粒,而没有自己的营养液,如果析去他人的思想,其作品就只剩下清汤寡水。”对此,想必大家都有同感,我常搞不懂,为何许多人文章、特别是说理性文章中要有如许多引言?要知道,引用只是修辞手段之一种,讲道理除了为例举和省事,其他使用可说都是不尽合理的,最好的用处也只不过是增色和附丽。所谓增色和附丽,就是如作者所喻往身上罩百纳衣,看上去五彩斑斓,究其实却没一片布是自家的。

这种恶习还颇势利,你去随便翻翻,被引者几乎一水的国外显赫名家,本土古圣贤少见,中国当代的现场的同辈的作家,更是绝无仅有,一清如水的想头偏说成“芦苇”和“栖居”,对近在眼前的杰作却视而不见,嘴巴紧如蚌壳,不轻易吐一句好话。如此厚外薄内贵远贱近,除为标举自己眼光的高远且时新超前,就看不出还有什么意思。幸好还有仅有的几位,如王安忆和韩少功。王在复旦授课,讲义集《心灵世界》中将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史铁生诸同道作品与西方大师同时并讲。韩少功极赞史铁生《我与地坛》,说是,即便这一年没有任何其他小说,只要有这一篇就已是个丰年。史文是大家都看到的,可还有谁能这样不吝赞词呢?

作者是一个。

作者赞“写小说的王安忆越来越大师样十足”,作者发问:“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认为韩“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并贡献了具体配方:“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这样的厚爱厚望施之以王韩,一点都不过分。只是我有点奇怪,为何不提写小说的贾平凹?许是贾早已被人升格为“大师”,就省了这一笔?

(七)

写得已够长,引得也够多,写得长得力于引得多,引得多则出于太欣赏,看见好东西不敢私秘,兴奋之余吆喝着想公赏愿共享。

欣赏,是否就是好恶彼此相同?那倒不见得。一部百年文学的人与物论,作者与我所好所恶相同之处实在不少,但总起来看,不同或有出入之处可能更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真是全同,那倒可笑乃至可怕了。比如诗,我就不懂也不太会欣赏,从头至尾不敢赞一词,虽然从我外行的眼光看来,这部分或许是作者下笔轻重最为权衡的。可尽管如此,哪怕权衡到锱铢必较也不管用,诗人多是眼高天外火爆肠内的人物,名义名次稍有不对,一跳二三尺是经常的事,我担心,这部分诗论诗人论可能是最易起是非动肝火的,我幸而不懂,也没引。

2001年

文章来源:张桂华文集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