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灌输问题是本世纪以来西方(主要是美国)教育界、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对灌输这一现象,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各种有效的实验。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灌输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

在英语中,灌输(indoctrination)一词原来就是“教育”、“指导”的意思,这几个词被看作是同义词,是可以交换使用的。一九零九年,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史家卡伯莱(Euwood P. Cubbrtley)在谈到如何教育当时如潮水般涌向美国的移民子女时说:“……应尽可能对他们的儿童灌输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律、秩序和民选政府的概念。唤醒他们,使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那些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对于人民拥有永久权威性的事物。”

当时一些教科书的编写者也在教科书的序言中表示,要把自由和爱国主义的情感灌输给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

在“灌输”和“教育”、“指导”这几个词之间作出区别,将灌输看作是一种不正确的错误的教育,那是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一九三四年,一本权威的词典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才第一次在“灌输”的词义上加了贬义。它对“灌输”作了这样的注解:

1,对于学习的基本原理或原则……进行指导,在……中进行指导或带有……进行鼓动。

2,有时带有贬义,指带有成见或某党派或某宗教派别的观点进行鼓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主要和杜威的教育思想以及二三十年代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有关。

(二)

杜威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出发,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他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把教育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方法。他反对传统的旧教育,认为在传统教育中,学生只能静听,只能被动地叫受教师所讲的一切,而忽视了教育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让学生有活动机会,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生命力。杜威强调培养学生优良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注重启发,反对灌输。他认为传统教育过分重视学生积累知识,然后在考试时背诵照搬,这种堆积知识只会对思维发展起破坏作用。杜威还反对在道德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灌输,他指出,传统教育只训练儿童恭顺服从,小心从事,这种教育只适应贵族阶级的需要,而民主社会应当培养学生积极的品格,如主动精神、独立性、富于智慧等等。他反对在学校中开设专门的道德课,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他明确指出,直接的道德教育,即使是教得最好的,也是在数量上比较少的,影响也是微弱的。

进步教育运动是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教育改革运动,三十年代是它的全盛时期。它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对美国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影响。进步教育运动反对形式主义教学,反对旧学校对于儿童的威吓压制的方法和粗暴的态度,要求更多地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形成亲切的教学气氛,使师生关系民主化。他们强调儿童的自我表现,认为无论是教学还是道德教育都不应该对学生进行灌输。他们在灌输和教育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别,并组织了广泛的反对灌输的运动。就这样,从杜威开始到进步教育运动,经过他们的反复批评,在三十年代末,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都反对再把灌输作为教育的合理形式。今天,除了在美国军队中仍然公开承认他们在进行灌输——军队把新入伍士兵的预备课程就叫做“灌输”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把灌输看成是一个肮脏的字眼。甚至那些被人们谴责为是在进行灌输的人自己也这么看。但是为什么要反对灌输呢?

(三)

西方反对灌输的根据和理由很多,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大致是这三种:1,灌输不符合民主精神;2,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3,灌输不复辟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

1,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民主精神。民主社会不能对儿童进行灌输,民主观念和灌输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儿童信奉民主也需要进行灌输,这本身就自像矛盾。民主观念是不能够从外界灌输给儿童使他们铭刻于心,这住要是个人思维能力发展的结果。只有在集权社会中才会对人们进行一系列观念的灌输。民主社会也这样做,那只会培养儿童不民主的习惯。

2,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不能进行灌输,因为灌输违反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它将人仅仅看作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是以牺牲被灌输者作为代价来把某些道德观念灌输到人们心中。被灌输者仅仅被作为实现某一种主义或教义的手段。这样,他就被拒绝拥有包括自己在内的目的的道德权利了。而且,如果对儿童灌输一套现存的与社会并不和谐的观念体系,那对儿童没有任何好处。学校道德教育使儿童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作好准备,而不只是保持现有的一套问题丛生的观念体系。

3,灌输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灌输与教育目的相抵触,它阻碍个体的成长。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智力充分发展和成熟,它包括思维的主动积极、反应灵敏和思维的批判性的意向和能力。观念的形成主要就是这种思维智力的发展结果,它必须经过智力判断和批判思索的过程。灌输只会阻碍儿童思维的成熟。而且,灌输会长久地损害儿童,灌输给儿童的观念完全控制了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永远拒绝自由的思考,就会长久地成为灌输者的奴隶,这样的学生很难再得到纠正,今后的考查评定对他们也往往失去作用。

(四)

对灌输在理论上进行批判的同时,西方在实践上也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哥仑比亚师范学院教授哈特肖(Hugh Hartshorne)和梅(Mark A May)的研究工作。他们在二十年代末作了道德灌输对儿童是否有效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学校中的品德教育、宗教教育和灌输的课程对于儿童的道德行为没有影响。例如拿儿童的诚实品质来说,研究表明,儿童的欺骗行为主要和学校风气有直接的关系,风气好的,欺骗行为就少,风气差的,欺骗行为就多。好的榜样和公众的舆论是决定的因素,与道德教育课程没有关系。他们还认为,有些学生在某些环境中会撒谎,并不表明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撒谎。那些不撒谎的学生其实也只是比撒谎的学生更小心谨慎而已。他们发现,学生懂得什么是良好行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良好行为,这是不一致的,有些经常撒谎的学生往往是口头上反对撒谎最激烈的。

尽管对哈特肖和梅的研究结果,西方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精神分析学派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还是最近柯尔堡(Laurence Kohlberg)关于道德的研究工作,都没有根本否定他们的研究结果。

(五)

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没有人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反对灌输的理论本来可以作为宣传武器,用来反对德国法西斯宣传部的种种颠倒黑白、污蔑诽谤,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此时再提反对灌输就会使人们去注意区分国家与人民大众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限度,引导人们去关心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然而这很明显是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的。反对法西斯争取和平要求人们团结一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个国家、民族的事业中去而毫不顾及自己的关人利益。在这种时候,再谈什么反对灌输、保护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这只是一种有害的奢侈。

(六)

五十年代,西方关于灌输问题讨论又开始活跃。尽管大家都认为灌输是一种不正确的有害的教育形式,应该反对,但许多人仍想再进一步探究,灌输究竟是什么?灌输与什么有关、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美国霍夫斯特大学(Hofstra University)教授雷维德(Mary Anne Raywid)去年在美国《教育论坛》(Educational Forum)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专门文章,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归为四类:灌输的目的观点、灌输的内容观点、灌输的方法观点和灌输的渗透观点,并对这四种观点分别作了分析批评。

1,灌输的目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教育者的目的是想使被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产生不可怀疑不容批判的观念,那么,这就是灌输,至少是启图按行灌输。

这种观点明显存在着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教师自己也没有一定目的就在对学生进行灌输。更重要的是,我们教师要教给学生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不可怀疑不容批判的,例如2+2=4,猫的字母拼写是cat等等,这些内容我们要求学生准确无误地加以接受,而不是提出疑问,如果不这样做,那只会引起学生观念上的混乱。

2,灌输的内容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是否在进行灌输,主要看教育内容。如果教的是2+2=4、7×9=63这样的算式,不是灌输;如果教的是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进步这样的观念,那就是灌输。也就是说,教授与宗教、政党的教义、主义等有关的内容或和一整套什么原则有关的内容就容易成为灌输。

这种观点至少有两个问题:

①对于哪一种内容教授时容易成为灌输,人们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正如一位哲学家所指出的:由于人们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的不同,有的内容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灌输,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学习。

②教师要教给学生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中——包括许多反面的、令人反感的材料,因此,教师在教授这些内容时,一定会带有某种观点,表示某种意见。那么,为了避免灌输,教师是否只能不带任何观点、不加任何评论只讲述那些干巴巴的、无声无色的历史材料呢?没有进行灌输的唯一证明难道就是夸耀我们教师对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对事物的看法没有任何影响?最理想的反对灌输的方法莫非就是:教师只用四分之一的社会学科课程来教育学生追求民主,而在其余的四分之三的课程中则分别平均地讲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而且有许多内容恰恰是我们要求学生接受的,我们相信接受这些内容对他们是有益的。

3,灌输的方法观点。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精神分析学者,最初反对灌输的进步教育论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不管教育者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使用了非理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无视或违背事物注重根据的原则,片面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提供给学生的也只是一些机械的、呆板的知识——这就是在进行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最完满的对于灌输的解释,至今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这种观点想避开目的、内容观点中的问题,但它自己却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它首先不能在早期教育中得到证明。一年级教师教育学生:警察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非理性的方法,但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如果教师要求学生一起来对这种提法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找出它的事实依据,那么,这只能使学生困惑不解。在早期公民教育的某些课程中尤其需要使用这种方法,因为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在教育学上既是合理的又是适当的其他方法。小学教师早就知道,如果希望年青人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抱有积极的态度,那么,这个教育过程必须在儿童理性思维阶段以前就开始进行。

其次,灌输的方法观点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教师在教育学生时避免某一种方法、坚持另一种理性的方法,就可以使学生免受灌输,这是不对的。最近知识社会学家和人种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成人的观念也是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获得的。例如担任一项新的工作,进入一种新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去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即使我们对这一点有所知觉,对随之而来的一切有所警觉,但结果往往还是如此。这就是说,不但年青人容易被灌输,就是成年人也容易被灌输。这种无理性的方法和过程或者说就是灌输,不但教师无法控制,而且教师本身也是灌输的牺牲者。因为存在着另外一种灌输——渗透灌输,这种灌输似乎是不可控制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4,灌输的渗透观点。这种观点是雷维德教授本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工作而加以概括的。这种灌输主要是通过非正式课程、社会化和统治者的权势影响这些中介手段来进行的。

非正式教育(hidden cunicujum)不是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的内容,而是学校中组织的一些风尚习俗的教育形式。它不是直接传授的内容,而是包括在一些课程的内容之中。

社会化(Socialization),就是年青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社会的文化传统,具备一定的原则、态度和信仰,具备一定的智慧、道德面貌以及社会交际手段,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公民。有人认为,所有的教育事实上都是使学生社会化的过程。这也就是暗示所有的教育都可能成为灌输。

统治阶级在社会中控制着财富和权势,他们也同样控制知识和文化。事实上,只有统治阶级加以重视的知识和观念才被认为是值得在学校中传授的内容。而且统治阶级对各种年龄阶段及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加以这种影响。

这种最新的灌输观点与前面三种灌输观点不同,它将灌输看作一种更普遍、更广泛的现象,它既巧妙又恶毒,似乎是一个渗透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所能学习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逐渐了解和接受的事物给我们一种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印象,而其实完全是人为的。正如有人指出的,社会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儿童只能够理解他们面临的世界而不能够理解还存在的其他世界。这样,儿童一开始接触现实就铭刻上这样的观念:这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最初的社会化使儿童将一大堆完全是偶然性的事物看成是必然的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重要的信念和习惯。

渗透灌输以前从来未搞清,也从没有进行公开的审视,对它的性质加以确定。现在这种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正在引起新的讨论。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灌输显得巨大无比,简直是防不胜防的。为此,许多人对西方社会进行了谴责,因为社会采取的不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太多的控制和灌输。目前针对各级学校的谴责也越来越多,人们甚至对教育的合法性也产生了疑问。

(七)

灌输是错误的,但要在各级学校中完全避免灌输又是十分困难的,那么如何解决灌输问题呢?西方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解决:积极预防和消毒。

预防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只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结论性内容,而是让学生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自己去求得答案和结论。不是让学生记述过去和描述现在,而是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上。

消毒方法就是针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学生已经接受的灌输内容加以消毒。当然这是消极的,有效的办法还是在思想上武装年青人,使他们自己能够对付灌输,最根本的就是使他们形成独特的思想方式,能够学会甄别谬误,反对错误。

但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反对渗透性灌输。这种灌输与社会化相联系,完全是自动进行的,轻而易举犹如呼吸空气。灌输内容深深植根在风俗习惯和语言结构之中,以致于不知不觉中就在进行教和学。

西方社会学家指出,这里总的战略要求是,对那些理所当然的现实提出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将无意识的学习提高到有意识的水平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正在掌握什么信念,或者说,是什么信念正在掌握我们,然后再确定这些信念只不过是能够也应该受到挑战的一些假设。

他们十分强调学校和教师的作用。他们认为学校和教师在反对灌输中负有很大的责任,教师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最大限度地扩大思想、信仰和理智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放任,放弃对他们的教育。近来的非学校主义者(deschoolers)就犯有这样的错误,他们宁愿让年青人在社会上闲荡,也不愿他们留在教室里。其实,正如渗透的灌输观点所指出的,社会也在进行灌输。每一种环境、每一项活动都起着非正式教育的作用。将年青人抛到社会上可银根是向他们进行一种更专一的灌输。如果说学校中存在灌输的危险,那么,学校同时也在思想上武装学生,为学生识别和克服灌输以及为她超越环境强加给他们的控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八)

以上就是西方研究灌输问题历史和现状的简略介绍。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西方所说的灌输与我们所说的灌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以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对灌输所作的注解为例,它的第二种释义,我们并不作同样的理解,我们并不把带有党派观点进行鼓动看作灌输。西方作那样的理解,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不需要实际也没有作这样的理解。这不奇怪,政治观点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语言,即使是同一个词,意义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他们对于灌输所作的分析,即灌输究竟是什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目的、内容还是方法等等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搬挪用。我们的灌输问题有我们社会的背景和原因。我们所说的灌输一般什么意义呢?简单地说,就是注入式、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的硬灌,是不顾教育对象具体情况,使对象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生搬硬套,是与启发教育、自我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方法。这就是我们现在最一般的最普遍的、约定俗成的对于灌输的理解和解释,即主要把灌输看成是一种不正确的教育方法。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甚至干部的理论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不善于实行启发式,在不同程度上还是用灌输式和填鸭式。其中所说的灌输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西方学者反对灌输的理由,认为灌输不符合民主精神,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一般地说,这大体上是对的。灌输采取我灌你通、我输你入的方式,不利于形成教师和学生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民主气氛。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疏导关系,而且这种疏导应该是双向的,不仅教师疏导学生,学生也可以疏导教师。这样才能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充分的民主气氛。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灌输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我们现在反对灌输,主要也是从这一点来说的。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把人作为手段来说,有它的合理性。但需要补充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也不仅仅是目的,它同时也是手段,我们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论者。西方学者关于反对灌输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水平,使他们形成独立的思想方法,这个平断应该说是有相当见地的。

第三,从西方关于灌输问题探讨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灌输问题的提出和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改变有关。而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改变和整个社会发展有关,和社会发展对教育、对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关。社会要发展,教育要相应地改变,以适应这种发展。陈腐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必须抛弃。联系我们当前现实来看,反对灌输,不但对于我们改革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受陈腐的教育思想的束缚和影响,陈腐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可以说是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够加以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数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我国陈腐传统教育思想和僵硬的学习方法,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一般只要听话、驯服家可以了,而不注重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封建社会的停滞时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经济活动,倾向于要求受教育者恪守传统的知识和技术,守住祖宗家业,而不重视启迪受教育者去开辟新的知识领域,鼓励他们的创造精神。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千千万万勇于思考、勇于创新、富于开拓精神的人才。而实践证明,我们这种传统的也就是带有封建影响的教育思想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是明显不利于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反对教育工作中(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文化知识教育)的灌输,在当前有很大的意义。

[主要参考资料]

1,美国《教育论坛》杂志1984年冬季号,雷维德“反对灌输的观点”

2,《道德审视》第一章“道德是可教授的吗?”普林斯顿出版社1977年版

3,《外国教育史发展资料》(近现代部分)华东师大教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张家祥“西方资产阶级德育中是如何反对道德说教的?”

1985

文章来源:张桂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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