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两年曾写过一篇比较学者与文人文章,因其中有些表述没有把握,也就搁置一旁没再理会,但其中有些句子仍记忆犹新。比如其中谈到:

学者主要在体制内,而文人大多在江湖上,这种生存状态状况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就形成学者和文人立身处世的不同。即便在学者之中,所持立场也有差异,有主要做策论眼光向上以备咨询的,有主要做时评批判社会现象为民发言的,当然更多的还是经营自己园地做本份研究的。治学方式上也可区分,有高屋建瓴气魄宏伟大施屠龙术的,有细微谨慎仅仅磋磨小专题的,还有既屠龙也专题但同时还热心于介入时下社会的。

立身处世不谈,治学方式的数种分别却是各有短长难分轩轾的,无论长远或眼下,这几类学者都为社会、为学术所需要,也是一个进步开放社会应有的正常景象,令人担忧的倒是其反面的单一和僵化。虽难分高下,却不妨碍个人的偏好,就我来说,在数种治学路径之中,更欣赏和喜欢的还是后者。而就我的理解,胡守钧正是这种风格的学者。

(二)

胡守钧是学者,是一位社会学学者。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命运在中国是有过很大起伏的,虽然经过许多人的内外共同努力,从二十多年前完全取消挣到目前比较稳当的地位,可社会学究竟搞什么,其研究对象应划定怎样的方位,不要说外行不太知道,即便是行内人也不能说完全清楚。一味虿卖西方是不行的,无论是韦伯或涂尔干,无论是功能论还是冲突论,仅可借鉴而无法照搬沿用,因为国情不同。不管你怎么看待社会学,在中国研究社会学,或者说以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你总要以中国社会为基点。于是,这里也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社会任何时候都有不失时机提出的指导思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否还要提出自己观照中国社会的总体理论或者说框架式的理论呢?还是仅只在第二层次上做文章,比如说社区研究,比如说性产业问题?

胡守钧是有自己有关中国社会的总体理论的,不但有对中国社会以往的总括性结论,还有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

胡守钧是借助他所谓“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系统论,来建立自己中国社会的总体理论的,他将人类社会作为系统,然后从中析取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三个子系统,由这三个系统的各自运行规律以及三个系统的交互关系,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系统模型,从此而展开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这一模型看似简单却管用,象是无心建构却自成一说,易于把握,实际运用也就更有力量。

他以此分析中国社会这二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分别清楚地指出原有的问题和今天的变化,逻辑地指明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的及时性和合理性,改革的根本内涵就是告别计划社会而迈进市场社会。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和面貌,但其中仍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则用“异化”一名统而概之,也同样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法,将其分为:社会精神方面的异化,如反对价值判断的相对主义流行;经济方面的异化,如流通秩序、金融秩序紊乱、国有资产流失、生态破坏严重;政治方面的异化,如权力资本权力经济盛行、官本位和地方保护主义、行政缺乏权威;文化方面的异化,如金钱拜物教、损人利己、装神弄鬼以及愈演愈烈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经济上进一步市场化,更为重要的是,“走向民主新秩序”,方能消除以上三方面的异化现象,脚踏实地地推进改革,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

还不止于此,胡守钧的视野更伸展上下,这可以用他两本近著的书名来概括,一是《走出轮回》,一是《走向共生》。“轮回”只是前者论鲁迅《阿Q正传》中阿Q式革命的性质的一节标题,可却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盛衰存亡的高度概括,从民主民生角度而言,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宋明清,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无不是落入这一轮回的窠臼。中国社会要和得实质的进步,完成现代化,必须走出这一轮回。而要避免轮回,只能民主。至于他所提出的“社会共生论”,写于五年之前那时还可说是展望,而今天却已成为再现实不过的问题了。“何谓社会共生论?社会共生论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勿论信仰、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等所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只要你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那么你也拥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不是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予以注意的最大问题么?

这是胡守钧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理论。引用得不多,但其实也无多可引,因为他写得就是如此简明扼要,他曾对我说:他不喜太过繁琐地细腻描述,可说十句话的,如果能一句话说清楚的就说一句,绝不多说。

(三)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应该要有自己的基本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当下以及过去和未来发展方向和途径的总体的把握和设想。胡守钧有自己的基本理论,但他却不主要在这一理论层次上用力,相比于他对于中国社会当下问题的分析和论述,甚至于可以说,他的基本理论只是为他分析具体问题所设的一个宏伟叙事的框架,是他观照现实而放眼展开的视野远景,相当于一个功能性的理论模型,虽然不能说他的基本理论不能细化和深入,也未必不可建立和完善。

但他却无意于此,他的眼光紧紧地注视着中国当下,他的视点始终落在当前不断深化、日渐展开、朝向开放和进步却也问题丛生的的改革现状。

听起来象是讥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就是社会。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也象是讥讽,社会学就研究那些其他学科不研究的社会问题。这其实是真正的大白话和大实话。社会学不研究社会还研究什么呢?社会学家不研究社会问题又研究什么呢?社会学家当然也可以专注于建立基本理论,也可以用心在译介西方理论,但无须作怎样的说明就可明白,相比于这一些,更为需要的却是对中国当下和本土的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社会学要成熟,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特色或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流派、理论和范畴,一切也只能从此而出,这是基础工作,既为社会也为社会学本身,舍此而被无他途。由此来看,从事这些工作的社会学工作者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赞赏。

就胡守钧而言,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做得极为出色,他的论述也更为精彩,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他的社会共生论或许还没多少知道或注意到,可他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分析解说,他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特征的阐说论述,却早已广为人知,有的已进入社会生活,为人们广为应用。

如“权力经济”说。权钱交易现象今天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早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和热门对象,胡守钧对此作的分析批判不是最早也是最早的其中之一,而且不是一般出于愤激的泛泛而谈而是如他那样鞭辟入里由源头至表现的分析,至今象是仍不多见。

“何谓权力经济?简言之,乃是一种以权力为轴心的经济运作形态。”

权力经济特征,一,权力病变为一种特殊资本。

权力如何转化为金钱?

1,巧立名目,设置关卡,要‘买路钱’;

2,以权经商,倒买倒卖,层层盘剥;

3,索取‘回扣’;

4,假借名义,强行摊派收费等等。

二,“权钱效应所聚集的金钱,不可能投入再生产”。

权力经济的猖獗泛滥,其直接后果是:

1,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只会不断减少社会财富;

2,促使近钱围绕权力聚集;

3,树立了不择手段、非法窃取金钱的楷模;

4,刺激了反社会性消费。

由此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民心灵的“恶性协变”。

权力经济的形成直接原因:

1,权力滥用;

2,权力资本化;

3,缺乏舆论监督。

简单明了,问题的表现、恶果和根源,清清楚楚。胡守钧曾说过,他写文章喜欢简洁明快,决不将一句话说成十句,而只会将十句话并为一句。于此可见一斑。

直面当前,抓住现在,随时也及时地针对社会问题给予分析分解,胡守钧这类精彩的论书还有许多,如“无主体所有制”,“土地问题”等等。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有广泛社会效应的当推他在一九九一提出的“灰色收入”说。须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一年之后才正式提出建立的呢。

有一种非正式的衡量标准,作家的成就,体现在所创造的人物是否能成为典型形象,哲人的成就,体现在其发明的思想是否能成为时代精神,而学者的成就,则体现在所提出的概念能否为大家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若以此标准衡量,胡守钧的“灰色收入”说确当得起这样的衡量,成就可算是大大的了,因为“灰色收入”不仅为公众所接受,事实上已成为我们社会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括社会现象的名词之一了。

同样不是泛泛而谈,同样是言简意赅,探源析流,从定性、现象始,至后果、原因及可能的治理措施终。

定性:不伦不类,介乎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

表现为两大部类:一为权钱效应之显现,二为劳动力价值的畸形体现。

不制止遏制,其社会后果计有:灰色竞争意识张扬,价值标准灰色化,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轻白重灰,不可避免不法者化黑为灰。

怎样制止遏制,又是如何如何。

如果没有这一个极具概括力的、生动形象且富色彩的概念或名词,我们在讲话和行文中不知要多说多写多少,而且说不形象和准确。

(四)

虽然,近年来人们对于一部分专家学者津津乐于在媒体亮相、频频作秀颇有微言,但胡守钧却沾不上边,尽管他也在电台电视上作讲话节目。原因很明显,一则不多,再则更重要的当然不是数量而是实质,作为社会学者,他所谈所亮的都是社会问题,而且其所讲都出于学理学问,完全是按牌理出牌,不失其学者的本分。

年龄和身体精力,他不能西走黄河做田野考察,术业有专攻,他也不会南下探访“红灯区”做个案研究,不过一个社会学者还怕找不到问题么?社会学易为外行所诟病在此,而社会学者的优势优越之处谋不也正在此么?诚然做小题目、尤其是几十年专做一个题目易出成果,可说得夸张点,学者的社会责任心呢,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现实关怀呢?还是那句话,就看你用什么标准了。

基于此,也就有了胡守钧针对更为具体的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批评,如谈气功的、周易的,如谈汉语纯洁化、儒家文化的,如谈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等等。可以说是驳杂,也可以说是渊博,可以说是耍得太开,也可以说是投身入世,可一以贯之地是其中渗透的一个学者的义理和责任。即便对学者而言,一个社会需要冷眼的,也需要热心的,胡守钧选择的是后者。实在说,热心背后未必没有冷眼,或者冷眼之下热心才可能有更准确的投放和寄托。

写到这里,想起最近在一份全国文化大报上的刊载的胡守钧的谈话,主题是关于诺贝尔科学奖,主持谈话的记者在开场白时说胡及其另两位嘉宾是“科学外行”,所以让他们从外行角度来谈谈诺贝尔科学奖,以提供更多的角度云云。

记者可能太年轻,不知道胡守钧的经历,再则就是将科学作技术“窄化”了。

胡守钧在三十多年前原本就是学物理的,而后再转系哲学的,这还不算,如果要揭点老底的话,他还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信奉者,不说颇有造诣至少是很有心得,二十年前,他就和一些老牌物理学家一起写过科学哲学的专著。若从我就近观察来看,西方的科学哲学和中国的鲁迅,就是他的主要精神支柱。

2003

文章来源:张桂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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