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不想读他的书。一个中国人的痛苦已经够多了,不必雪上加霜。回避和遗忘常常难免,人不能总在悲哀中。何况不忘却又如何﹖我的年纪已经不再慷慨激昂,我尽量去理解那些消沉的事情。人生不易,世事唯艰,宽容和淡漠乃是一种解脱。但是,我最终还是读了他的《夜》。小小的一本书断续了几次才读完。它的确太痛苦了,我需要中间有一点喘息。

二战后,世界上真正複兴的民族其实是犹太人。不仅是因为建立了以色列,更是因为他们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的成就。犹太民族依靠的是什么呢﹖德国迫害犹太人其实早有渊源,欧洲的历史中有长久的反犹传统。西方文明中“犹太人”是一个卑下字眼。这个没有家园,历经欺凌的不幸民族,上个世纪短短数年间有六百万人被杀害。但是今天,已经少有人再可以随便对犹太人说三道四。前两年,奥地利总理因为肯定希特勒的劳工政策,而被欧洲制裁,可以想见犹太人的舆论力量。犹太人的兴起是潜在的,不动声色,然而力量非凡。以色列这样一个微小的国家,在庞杂的伊斯兰国家的包围中,顽强兴盛。在美国,如果注意一下此问题,更会大大震惊。有玩笑说﹕有一天以色列的政府会搬到美国。

犹太民族的複兴,当然可以说是由于他们的团结﹑宗教﹑聪明才智,但是这些他们从来就有。犹太民族命运的真正转折其实是在二战之后,是由于那六百万人的死亡。是他们对苦难顽强的记忆和叙说,伸张了正义,恢複了他们的名誉和尊严,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生存的信心和权力。他们的记忆和叙说使六百万人的死亡转为民族複兴的牺牲,犹太民族转折的命运牢牢地植根于他们的苦难。打开世界各种学生课本,多可以看到犹太人那一段不幸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年青人不论其种族和国家,从小就须知道且记住纳粹对犹太人残酷的迫害和屠杀。这些苦难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经验,可见他们记忆叙说之重要。至于犹太民族自身由此所激发的自尊自强的精神,这里我们就不说了。但是需要说明,我并非赞成战后犹太人过份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新的仇恨和战争,给世界带来危险。犹太民族需要对之反省。

这本小书是记述奥斯维辛的代表作之一。我读这本书有一个契机,因为它是我儿子在高中指定的阅读教材。我要强调一下,这本书是实录,我没把它归入文学。人类文化中,文学有重要功能,但亦有其局限。现代汉语中,文学的意义有些夸张,尤其是小说。文学基于虚构,而人类的许多事情则应该保持真实。向文学要求真实,可谓缘木求鱼。小说成为大说,既有难于文学,也易使人丧失真实感。“习有余而为文”,是先哲的训教,也是生活的常识。应该承认,文学于人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即使是在叙说范畴。这本书中,那个吊在绞架上十三岁的孩子﹕“绳子还在动,轻微地颤动,那孩子还活着……。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就在那里,在生与死中抗争,在慢慢的煎熬和我们的眼中死去。”还有车厢中那个残忍的争夺面包的故事﹙它是故事吗﹖﹚,一块面包,父子两具尸体。这些可以用来虚构小说吗﹖如此,那么它们的真实性就被取消了,“小说”的命名宣布其为虚构。如此,我们就背叛了这些事情,背叛了那个孩子﹑父子和他们的死亡。我们不能向文学要求真实,而真实应该有它另外的记叙方式。92年我去了奥斯维辛,之后看了《辛德勒的名单》。应该说我对这部电影有些反感,不喜欢它的概念化和投机性。世界极为广阔,艺朮有其足够的想象创作的空间,对奥斯维辛的事情不该这样随意。有言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残酷的”,话很极端,我不赞成,但其反应了艺朮和苦难相沖突的一面。8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反右﹑文革的小说,但少有成就。其中有一简单的道理,如此残酷悲惨的事情,人对之首先需要的是忠实的见証,使之在文明中留下永久的记忆和思考。此不在艺朮的范畴。何况事情本身的残忍和恐怖,已远远超过人虚构想象的能力。文学毕竟有限。巴金一生写小说,但他记述文革则是实录。二十余年中,真正有价值的汉语文字多是实录。以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为例,如果高先生将他笔下的人﹑事写成小说,那将多么遗憾。那些不幸的事情将永久地失去它们的实在性,那些死去的阴魂将永无清白归宿。对于高尔泰先生笔下的那些事情,艺朮已经没有意义,它们不需要创造和虚构。一个身经其历者,他的责任就是忠实地见証记录,将此如实地交予道义和未来。他说,曾经是这样,真真实实确确凿凿。这是他于死者,于苦难,于文明和时间的责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不能写为小说的。以奥斯维辛为题材的小说电影林林总总,而于《夜》相较,有如烟雾。

﹙二﹚

尼采说﹕上帝死了。而威赛尔﹙Elie Wiesel﹚在他的书中见証了上帝是怎么死的。“我永远不能忘记那烟。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孩子的小脸,我看见他们的身体在静静的蓝天之下被化成缭绕的烟雾。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火焰吞噬了我毕生的信仰。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夜的寂静剥夺了我对所有的永恆和生命的渴望。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其片刻之间扼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将我的梦想变成灰烬。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切,即使我被判决,和上帝他本人活得一样长久。不能忘记,永远不能﹗”

一位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上个世纪的苦难乃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祭奠。我不敢同意这个看法。难道为了文明的进步,就必须奉献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吗﹖人类所谓的进步其实是盲目的,这个星球近代所发生的种种灾难正是进步的结果,或说其代价。人的屠杀从来就有,但是如此规模的战争和屠杀则是近代的事情,因为人掌握了现代科技和武器,人残酷的本能具有了更强大的能力。我们说现代文明常常是指其正面成就,但它的另一面呢﹖每一座天堂,都有一处对应的地狱。人类的享有和付出正相平衡。人容易遗忘,总是尽力逃避那些悲惨不幸的事情,就像这本书《夜》不愿被人阅读。但是如果没有对事情完整的认识,人就不能学会自觉──自觉地维护文明,会重複以往的盲目和灾难。对于苦难的记述,即是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免人的遗忘和逃避。是因为有《夜》﹑《古拉格群岛》这些记述,今天人类才有可能自觉地抵制这些事情。人们一向把科技的发展看作是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片面的﹔只有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同步发展与平衡,才是文明的进步。科技是中性的,其可以带来文明﹑进步,也可以导致破坏和毁灭。人类的两次大战可以说是进步吗﹖

奥斯维辛的恐惧在于它的现代性──其以工业化的方式对人进行大规模集中持续的迫害和屠杀。奥斯维辛由苦难和死亡的一面显示了上帝之死。约伯的苦难是个人性的,无论他遭受怎样的不幸,他始终面对的是绝对的自然和宇宙──此是上帝发生的根据,苦难来于此,是上帝的意志,不可知,也无可抗拒,惩罚在他,赐赏也在他。绝对的自然宇宙在,上帝即在,既使苦难,既使死亡。因此他可以保持对上帝的信仰。草原上的牛群是神性的,既使被射杀。但是将牛置于厂房集体饲养﹑屠宰﹑售卖,其神性即消失,因为它们仅仅是人的肉食。这就是奥斯维辛和人类传统苦难的区别,奥斯维辛将人变为物品随意处理,人在此只是物品而被处理。

奥斯维辛使上帝死亡的是它的方式。现代工业方式使奥斯维辛能在持续的时间中具有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迫害屠杀。首先是集中营隔绝了人和外界的关系,这里是人﹙受害者﹚的全部世界,包括苦难和死亡,宇宙的绝对命题在人的意识中被删除﹔而生命没有宇宙的绝对意识,上帝就没有了来源。再是它的集体性,其体现了人一致的命运。这里对人的屠杀不是个别偶然的事件,而是人存在的普遍本质,其不可逆转,是人的终极命运﹔对之,如果上帝在,他为什么允许﹖如果他允许,他怎么是上帝﹖或者它就是魔鬼和罪恶﹖要么上帝就是没有能力阻止,可是如果他没有能力,他怎么可以是上帝﹖由此上帝被颠覆了──他不存在。上帝的意义在于给人希望,战胜死亡﹔但是屠杀之规模性大至吞噬所有的希望,覆盖人的全部心理,那么上帝也即死亡。人类杀戮的传统有许多方式远比煤气室和焚尸炉残忍,但是那终是人对人的──手工方式,而人是有限,可以反抗,可以被惩罚和消灭的﹔而焚尸炉的日夜燃烧代表了屠杀的不可抵御的无限力量,对于那些囚徒而言,焚尸炉就是替代上帝的宇宙绝对力量。这些就是上帝的死亡。“这一天,我不再祈求。我不再悲恸。相反我感到自己的强劲。我是审判者,上帝是被告人。我睁开双眼看见自己孤身一人──完完全全孤立于一个没有上帝和人的世界。没有仁爱和伶悯。我注定了除了变成灰烬一无所能,然而我仍旧觉得自己比上帝强大……。”这最后半句话值得注意,其和尼采一致,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和尼采的预言相反。上帝死了,人却没有走向古希腊的英雄,而是被抛到了这里,如虫如彘,变成灰烬。更具有嘲讽的是,恰是希特勒伟大的英雄梦想把人赶到了这里。尼采的权力意志其实是他预感的权力恐惧。上帝死亡,人绝对的制约和戒律即消失,于是人既陷入彼此直接的对立﹑扩张﹑和权力争夺,直至疯狂。尼采的天才应该由此来理解。威塞尔在奥斯维辛代尼采见証了他的恐惧。

二十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具有一致性,走出国家意识形态,将之联系起来看或许更完整。两次大战﹑纳粹﹑奥斯维辛﹑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极权国家﹑清洗﹑麦卡锡主义﹑冷战,以及文革﹑红色高棉等等,它们没有内在的联系吗﹖技能的激变导致沖突的激烈化,传统来不及调整适应或者干脆被摧毁,人陷于深度焦灼恐慌,其一方面转为剧烈的暴力骚动和虚妄,以敌视﹑迫害﹑杀戮﹑战争排解恐惧和不安,满足自我夸张﹔另一方面投向领袖﹑国家﹑集团﹑强权崇拜──取代传统秩序和宗教,获取心理的安全和保护,极权也由此建立。这一困难複杂的历史,人类至今尚未有能力充分认识。也许是其仍然离我们太近。

﹙三﹚

威塞尔的《夜》记述的都是具体的事,因此它也是人性的见証.人怎么会这样呢﹖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比人更残忍﹑卑鄙﹑危险可怕吗﹖人即地狱。不是吗﹖人类所有对地狱的想象都是人自身的呈现。奥斯维辛不是确实的地狱吗﹖在生活的正常状态中,人的许多方面被遮蔽了。文明的秩序中,人性的黑暗﹑残忍﹑卑下受到制约,不为常态,其在隐蔽处和个别的状态中,因此其常常被忽视。而奥斯维辛对之却给予了集中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需要见証.人为什么需要记忆,需要不断回归苦难﹖为什么说文明奠立于黑暗﹑鲜血和死亡﹖奥斯维辛对人的屠杀迫害的本性,提供了两种形式。一是合法化,其以国家权力实行,并赋以精神之理由──优秀的日耳曼民族要拯救人类的堕落,因此德国民族集体地被赋予了迫害杀戮的权力,为了德意志,迫害﹑杀戮﹑战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誉。合法杀戮源于人类最古老的种族生存竞争,但人掌握了现代科技武器,它的残酷性﹑规模性和毁灭性就被推到极致。二十世纪大规模的迫害和屠杀都是以国家权力实行的,并被赋予堂皇的精神之理由──国家﹑种族﹑真理﹑革命﹑理想﹑主义﹑人类﹑未来﹑进化﹑公正﹑自由等等。没有比合法的杀戮更残酷更最野蛮的犯罪。德意志是高度文明的民族,但也是德国发动了两次大战,并创造了奥斯维辛。人的杀戮本性如此根深,其完全可以“文明”的理由和形式出现。这是人最根本的悲哀和危险。文明实为脆弱,其平衡的天平随时都会倾斜野蛮的一边。《旧约》的一戒是“不杀人”,基督说“爱”,佛法“戒杀”“慈悲”,儒者舍身求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文明的基本原则抵御着人性的野蛮,人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去监护和看守,否则人类随时都会卷入集体的合法屠杀。

奥斯维辛为人的屠杀和迫害提供的另一形式是将人的生存降到绝境,取消人与人间的文明限定,使人置于动物的生死角逐。《夜》中记述的,实际上许多的是受害者之间的残酷。人性并非那么美好,向善﹑道义﹑尊严就普遍人性其只有在“人”的处境﹑文明之秩序中才能确立。而人被剥夺至尽,文明的规范颠覆,生存降至最低点,人就会显出动物的本能,且他们之间的彼此仇恨﹑抢夺﹑摧残﹑杀害远比动物残忍。一片面包就会成为杀戮的理由﹔一点微弱的权力就可以把他人置于死地,其黑暗残酷是地狱的最后一层。“──营房非常之大。房顶透出丝丝蓝色的天光。想象中的地狱前庭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么多疯狂的男人,那么多的叫喊,那么多兽性的野蛮。”那些吉普塞人,那个波兰领奏,那个满脸横肉的男孩……,他们同样都是囚犯﹑受害者,但是为什么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人﹖他们比纳粹更有人性吗﹖残害与侵犯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在人与人间取消文明的限定──法律﹑道德﹑礼仪﹑人的价值和尊严,人就自然地处于奥斯维辛的境状。“一个名叫巴拉·科茨的年青人因为强壮被选中了去焚化炉干活”,“他亲手将他自己的父亲送进了焚化炉”。如果这是奥斯维辛的“法令”,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发生呢﹖“在那块面包落到车厢后,一场真正的战斗爆发了。人们互相拥踩着,撕扯着,啃咬着。一群捕食的野兽,他们眼中带着动物的仇恨﹔一种超常的力量抓住他们,人磨利了他们的牙齿和指甲。”这就是那一幕,最终父子两同时死于一块面包。人的生存有其限度,如果将人掠夺到绝境,本能就成为生命的法则。

如果这种动物性生存的残忍尚情有可原,那么另一端呢﹖“几年之后,我在埃敦看过类似的场面。我们船上的游客向水里投币,以观看‘土人’潜水取币为乐。一个富有媚力的,具有贵妇气派的巴黎女子对这一游戏异常倾心。突然间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正陷入一场拼死的搏斗,互相撕打着。我转向那位女士。‘请您,’我请求说‘别再往水里扔钱了﹗’‘为什么﹖’她说‘我喜欢施舍……’”这也是动物的残酷吗﹖奥斯维辛的根源正在此──残忍在人性潜在的黑暗中。由于威塞尔记有他的经历,他提出了他的“制止”请求。但是游船上的那些人呢﹖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人性的黑暗和残酷是隐蔽﹑分散﹑受制约的,不为人所注意﹔而其一旦遇有时机──被赋予合法理由和权力,即会以种种形式转为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过去的历史,它潜藏在人性中。正是由此,才有文明的需要和意义。人永远都不会见到天堂,但是却常常见到地狱,因此人需要“上帝”,其是必须的。

人永远不能忽视人性的弱点和残酷,否则我们就会丧失文明的警惕。我不把奥斯维辛看为德国和犹太人间的事情,也不认为它是个别和偶然的。奥斯维辛是历史在一定的境状中人性的呈现。其于人类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因为现代之科技﹑武器为人性的黑暗和残酷提供了更大更集中的能力和能量。历史教育我们,人类在技能增长的同时,需要道义和人文精神的增长,由此,人类才能在增长的危险中,维持其平衡。和前两世纪一些思想家的预言相反,科技的进步意味人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更需要自觉﹑自制,具有人类整体的道德和责任感。如果我们只看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解放,而忽视人面临的更多的危险和道义需求,那么我们就已经立于毁灭之中。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必要由此进行反省。

当然我们正视人性的黑暗和残酷,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即人的爱﹑道义﹑责任。文明之所以能够建立,如同黑暗其也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做为脆弱的群体动物,更需要安全﹑友善﹑彼此的抚慰和救助。爱和道义──文明之根,人于宇宙深处的渴望。无此人就没有可能在了无生息的宇宙间存在。魔鬼根于人性,上帝也根于人性。这本书对奥斯维辛的记述中,一条中心线索是作者和父亲的生死相依,他们在绝境中彼此的责任,相爱相助。还有穆舍比都,“笨拙得像个马戏团的丑角”,“一个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哈塞第克会堂的人”,出生入死逃出集中营去救助他的同胞﹔那个被绞死的正义的荷兰人﹔那个吊上绞架,而拒绝出卖的孩子﹔那个沉默的法国姑娘,“一只冰凉的手在试擦我血迹斑斑的前额。……她向我悲哀地微笑并悄悄地把一小块面包塞到我手里。”,“用几乎完美的德语对我说﹕‘咬住你的嘴唇,小兄弟别哭泣,把你的气愤和仇恨留到以后。那一天会来的,但不是现在……等着,咬紧牙关等着……’”。我还要提及犹列克,那个拉提琴的小兄弟“……我听见拉小提琴的声音。一把提琴的声音,在这黑暗的平房里,死人堆在活人上面的地方。那个疯子能在这里拉提琴,在他自己墓地的边缘﹖或者那完全是一个幻觉﹖……他拉的是贝多芬一个协奏曲中的一节。我从未听过如此纯正的声音,在如此的寂静之中。”“四周漆黑。我能听见的只是提琴声,它是犹列克以灵魂之弓拉出来的。他在演奏他的生命。他全部的生命都聚集在琴弦上面──他失去的希望,他烧毁的过去,他熄灭的将来。他拉着,因为他不会再演奏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犹列克。我怎么能忘记那个音乐会,听众是一群在死亡中和已经死掉的男人﹗从那天之后,每逢我听见贝多芬音乐的演奏我都会闭上眼睛,我的波兰朋友那悲伤,苍白的面孔就在黑暗中呈现,还有他用提琴对在死亡中的听众所做的告别。……我不知道他拉了多久。我被悃倦所征服。当我醒来时,在晨光中,我看到了犹列克,在我对面,倒伏着,已经死了。在他身旁是他的小提琴,碎了,被踩过的,一具奇绝的小小尸体。”人﹑黑暗﹑杀戮﹑死亡﹑文明﹑上帝的声音……。这是文明的毁灭,也是对文明永恆的乞望。永远地记住,不仅是黑暗和残酷,也还有文明永久的声音和指向。

2002年于伊萨卡

文章来源:一平文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