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疏漏”了99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落到使用世界上最大语种的华人手中，这无疑可以评为本年度华人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其份量之重绝对超过了中国在悉尼奥运会所得的28块金牌。
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先生的获奖，恐怕已使所有的媒体和专家都大跌眼镜。高行健的经历和作品，也将在华人社会尤其是中国大陆引起对诺贝尔奖的更大争议。
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至今正好是第一百个年度。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某些年度停颁，文学奖共7年，空缺数仅次于和平奖（16年）。由于其中有4年是两人分享，因此高行健实际上是文学奖的第97名得主。
从杨振宁和李政道分享1957年物理奖（中国大陆出生，获奖时持“中华民国”护照，后来加入美国籍），高行健是华人获诺奖（包括达赖喇嘛的1989年和平奖）的第8人，中国大陆（包括西藏）出生的诺奖得主第5人。至此，华人已有物理（5人）﹑化学﹑和平与文学四项诺奖，只在医学和经济两奖中缺席。
生活在华人本土──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新加坡的同胞至今仍然无人获奖，则一直是也仍将是华人对诺奖非议的重点。
诺贝尔奖设立时的非议
自诺贝尔遗嘱中有关设奖的部份公布起，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就不曾中断。十九世纪末年的欧洲，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被社会视为异端，反战运动甚至被视为叛国。因此，遗嘱中提出“颁奖不考虑候选人之国籍”，设立“和平卫士奖”，甚至奖励“取消和削减常备军”等，在爱国主义者看来，都属于“不爱国”的偏激观点。
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因旅行在外而无法参加1901年的首届诺贝尔授奖大典，很难说不是有意表示冷淡，尤其是联系到他在此之前一直极力阻止遗嘱的执行。
另一方面，诺贝尔的设想也遭到一些同样主张国际和平的左倾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著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布兰庭就曾认为，诺贝尔以金钱授奖的主意是“资本主义骗局”。有趣的是，这位社会主义者后来出任瑞典首相，与担任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的挪威人克里斯琴兰格分享了1921年和平奖。
此外，在被委托的颁奖机构内，最初也发出过拒绝接受这项额外任务的强烈反对意见。瑞典文学院的两位院士曾发表声明说，接受此项任务将可能沖淡人们对固有职能的重视，使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实际上，这也是后人不断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
诺贝尔奖的颁奖结果更是各方非议的中心，围绕和平奖得主的争议最大，其次则是文学奖，各项科学奖相对平静得多，但也远不是无可非议。这里就以文学奖为例加以简要归纳。
文学奖“疏露大”
对文学奖的非议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疏漏大”，二是“政治化”。
关于“疏漏”批评也有两类﹕一是具体提出“被疏漏者”，二是泛指“被疏露地区”及其语种。
在不同时期，国际上的批评者都提出了一些“被疏漏者”名单，其中有许多公认的世界文学大师，华人读者比较熟悉的主要有﹕托尔斯泰﹑哈代﹑左拉﹑易卜生﹑斯特林堡﹑高尔基﹑卡夫卡﹑弗洛伊德﹑詹姆斯﹑斯宾塞﹑瓦莱里﹑乔伊斯﹑布莱希特﹑马尔罗﹑格林﹑庞德，等等。
在今年以前的96位得主中，74位是欧洲人或流亡的欧洲人──其中瑞典7人，其它北欧国家共8人，前苏联3人（得到官方作家协会认同的仅1人）﹔18位出自于使用欧洲语言的其他地区──美国（8，不包括3位美籍流亡人士）﹑智利（2）﹑危地马拉（1）﹑哥伦比亚（1）﹑墨西哥（1）﹑圣卢西亚（1）﹑澳大利亚（1）﹑尼日利亚（1）﹑南非（1）﹑以色列（1），非欧洲语言的仅4人──印度人泰戈尔（1913年）﹑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和大江健三郎（1994年）﹑埃及人马哈福兹（1988年）。因此，文学奖的国际性受到广泛质疑，亚非人称之为“欧美文学奖”，苏联人称之为“西方文学奖”，美国人称之为“欧洲文学奖”，其他欧洲人则对北欧得主过多颇有微词。
“被疏露地区”的较大语种有﹕中文（汉语）﹑印地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尼语等。中文为世界最大语种，使用者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中国人至今榜上无名，这至少被国人看做是最大的“疏露”。
中国老一代的作家中，林语堂﹑巴金﹑丁玲﹑老舍﹑沈从文据说先后曾被提名，却都不曾进入决选名单。林语堂后来主要用英文写作，被视为二﹑三流以下的通俗小说家，除了部份中国人以外，虽然曾获诺奖得主赛珍珠的推崇，但从来无人将他列入“被疏漏者”名单。巴金据传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诺奖提名首选，但他在国门之外似乎一直缺少有影响的知音。丁玲得过“斯大林文学奖”，至少比巴金多点苏俄人缘，但她显然没有前苏联作协主席萧洛霍夫的成就或运气，即获斯奖又得诺奖。据说，老舍曾有希望在1968年与川端康成一争高下，因为老舍于1966年自杀身亡一事，当时并未报导。瑞典文学院那年决定在亚洲作家中评出一人，老舍是热门人选，委托瑞典驻华使馆落实他的情况，才知早已身故。很多人认为，其他几位中国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至少不在美国畅销小说家赛珍珠女士1938年的获奖作品之下﹔尤其那些作品竟然主要基于她在中国生活的素材，更令国人感到忿然。当代大陆中青年作家张洁﹑北岛﹑王蒙以及台湾的李敖近年也被提名，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诗人北岛这几年更进入了“决选”短名单，就这样也引起了国人诸多争议。现在，高行健后来居上，填补了对汉语的“疏露”﹔但因其外籍华人的身份，这地区性“疏露”的问题恐怕更遭非议。
文学奖“政治化”
被作为“政治化”典型的，以前主要是几位与前苏联和东欧形势有关的文学奖得主﹕无国籍的前俄国流亡作家蒲宁（1933年）﹑芬兰作家西兰帕（1939年）﹑冰岛共产党作家拉克斯内斯（1955年）﹑被看做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的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和索尔仁尼琴（1970年）﹑被看做苏联御用学者的萧洛霍夫（1965年）﹑智利共产党诗人聂鲁达（1971）﹑美籍波兰流亡作家米沃什（1980年）﹑捷克流亡诗人塞费尔特（1984年）﹑美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斯基（1987年）。
证明当年“政治偏见”的最雄辩的论点，莫过于将默默无闻的蒲宁获奖与赫赫有名的高尔基落选相对照。而西兰帕获奖的当年，正好苏芬战争爆发，世人很难不怀疑这其中有支持或至少同情芬兰的取向。此后，从拉克斯内斯到米沃什，左﹑右两派作家轮流获奖，从而也轮流受到对立两方的强烈批评。右派舆论对于颁奖给左派作家的主要指责是﹕放弃文学原则玩弄“政治平衡”，或是鼓励苏联当局继续“缓和政策”的一场外交游戏﹔而左派尤其是官方舆论则断言﹕颁奖给右派作家是屈服于西方新闻界压力的结果，是一场“反共”﹑“反苏”的政治闹剧。
最严厉的批评者认为﹕在东﹑西方对抗和冷战中，文学奖的颁发一直是为西方集团战略服务的文化工具。
高行健作为中国大陆“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作家，此次获奖是否又会被照例扣上“政治化”的帽子呢﹖
（历史资料部份原载《生活周刊》1996年第23期，2000年10月12日诺奖公布当天补充修改于斯德哥尔摩）
文章来源：张裕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