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8日，广东南海三山镇，陈宁彪、陈志彪、刘德秋、少小冰四位反对地方政府非法征地的农民维权代表被当地公安便衣在没出示任何证件情况下强行带走，当地公安至今尚未通知其家属有关他们被拘留的地点和原因，也没有让被羁押人或他们的家属请代理律师，这是当地政府继去年12月抓捕阻止当地政府强行征地毁田勇敢村民陈惠英并不经庭审给予一年劳教后的又一次非法抓人事件。
2006年5月22日至24日，汕尾东洲村因不满当地政府为修电厂强行低价征地而于去年12月6日进行群体抗议中被抓的村民黄希俊、黄希让、林汉如、黄贤裕、张清宇等六人被以“爆炸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分别判处三至七年徒刑；与此同时，在去年“汕尾事件”中屠杀至少三位村民的直接责任者如汕尾市副书记刘金生只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直接下令开枪的公安局副局长吴声也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公安局副局长职务的惩罚，这些双手沾着农民鲜血的官僚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司法审判。
2006年5月17日福建莆田市农民维权代表黄维忠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维忠为捍卫附近10村万余村民的基本生存权，抗议地方政府非法征用当地村民土地，依法通过行政和司法的渠道历时两年多上访、诉讼和申请游行，竟于2005年11月10日被拘留，随后于12月28日被捕，并于2006年2月28日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罪被起诉。
类似的因地方政府非法抢夺土地而导致的不幸，近年来在中国大地屡屡发生。如四川万洲事件，陕西三岔湾事件，河北绳油村事件等等，就一再控诉着这个极权政体丧心病狂般的在土地上侵害公民的权利。在中国，土地的掠夺式征用完全成了极权瓜分民财的最后晚餐。这种侵权的普遍而深远是超乎人的想象的。从最近中国新华社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就力证了这种极权在土地掠夺上的最后疯狂。
据新华网北京6月6日专电：“国土资源部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
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介绍，当前，土地违法面广量大。2005年国土资源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2003年10月到2004年9月，全国15个城市70多个区县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数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数的63．8％和52．8％，有些地方高达80％和70％，有的甚至在90％以上。2004年9月以来，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
今年以来，各地发展经济的热情异常高涨，土地需求更是急剧增加。今年1到4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投资额1．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6％，大量投资最终落在了土地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项目用地是违法用地，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
根据极权政体的一贯特点，新华网公布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上的违法率就高达90％以上的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目前已不存在没违法征用土地的地方政府。如此普遍的违法征用土地，可以想见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无辜者被侵权。而这些大量被侵权的农民在奋起捍卫自身的基本生存权时，居然还会招致被抓、被判、甚至被杀的厄运。这就展示着中国农民被侵权而维权，再到被更大的侵权，以至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无望之路。
中国农民如何从无望中走向希望？在这个极权政体下实在不能指望通过法律或政府来出面讨回公道，而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罪，看来现政权是没有给农民留下一线盼望。面对如此绝望的现实，我深恐又一次农民起义可能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这个民族再次沦入战火自残之中，中国必需尽快结束这种权力不受约制的极权政体，马上停止一切在经济发展名义下的掠夺，将土地权真正落实到使用者手上，让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公民的议决与授权基础上。
历史一再告诉世人：给农民生存就是给极权统治者自己生存，就是给子孙后代生存。不给农民出路，最后这个社会谁也别想有出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近月福建莆田维权代表、广东汕尾东洲村维权代表及南海三山镇维权代表的一再遭遇不幸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后被剥夺殆尽而又在现实社会找不到任何申诉途径的农民除了揭竿而起别无他途。中国社会近年来各种暴力事件猛增，公安部门一再强调在执法中鼓励使用枪支的情况，已经生生地注释出这个社会已到了临界点，绝望的国民进一步步走上容忍的极限，最后暴发的惊雷几乎已隐约可闻。
为使这个民族免于再次沦陷入自相残杀的灾难，在此，我再次强烈呼吁，中共当局立刻停止一切罪恶的侵权行径，马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条件释放一切维权人士，将农民的土地归还给农民，合理赔偿农民的一切土地损失。
给农民以土地，给农民以权利，给中国以希望！
2006-6-11于北京
文章来源：王德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