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政权，“维稳”已成了当局的最核心利益。维稳经费之高昂，根据公开数据推算，维稳费用占GDP总量的1.53%，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接近同年度军费开支5321亿元。
为了在全国推广奥运安保模式，公安部长孟建柱宣称，要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将任何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者视为“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中。显然那些敢于代理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的律师也在其中。当局为了达到内部防控，将触角伸至每一个律师事务所，严控每个律师，在“全国1.4万多家律师事务所中，建立党支部；无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则全部派驻党的指导员或联络员，以实现党对律师行业的全覆盖。”（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2009年8月6日关于《律师代理敏感案件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讲话）；与当局不一致的律师不是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就是被司法局“谈话”。这样做就能达到维稳的目的吗？我的答案是：恰得其反。
一、高压锅与法律秩序
稳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高压锅里的稳定，这不是真正的稳定，只不过是将各种社会矛盾暂时捂住而已，这是当局掩耳盗铃的稳定。突尼斯的苿莉花革命就是明证：独裁者本？阿里铁腕统治该国23年，但一夜坍塌。另一种稳定是法律秩序下的稳定，表面上看它有些乱，但乱中有序，各方利益在法律秩序下博弈，矛盾不会动摇国本、导致无政府状态。如2010年10月，法国政府推出的《退休改革法案》，引发250多万人示威抗议，最后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法统得以维持。
法律不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工具，其功能是管理社会，维护公平正义。如果国家政权借法律损民自肥，那么政权也不会长久。一个社会，法律不能通达，合理的诉求无处表达，那么就会走向暴力，杨佳、瓮安、石首等事件就是证明。
二、谁是不稳定的制造者
拿法轮功事件来说，在镇压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学员都是很拥护共产党的，也体谅政府的难处，那时有很多访民上访，法轮功学员都劝导他们说，现在比起毛泽东时代要好多了，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但1999年4月，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集体上访，被江泽民定为邪教。当时政治局就有人警告，不要太抬举了这些气功团体，但江认为3个月内就能解决法轮功问题。结果10余年了，法轮功学员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并传播到了100多个国家。中国官员一出国门，走到哪儿，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就跟到哪儿。这于国家形象有利吗？
有关法轮功案，610的官员曾找某律师谈话，说：“法轮功已被国家定为邪教，这是党的政策。律师办案首先要讲政治。”律师说：“律师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就是最大的政治。政策上升为法律需要一个立法的过程，在此之前，政策不得违背法律。……作为律师，所有涉及宗教的案件，我们都不会就其教义进行辩护，而只遵从法律。”维护法律，还是破坏法律，这才是稳定与否根本所在。
目前政法系统内部有一条纪律：办案单位不能对外透露法轮功案是610在幕后指挥。可是当家属到办案单位（基层派出所）要人时，对方马上就撇清责任，称“我们只是配合610，不关我们的事”。许多敏感案子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却因证据不足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法律界谁都知道，这样的案子补不上什么新证据，但最终还是要起诉，法院还是要照判。既然照判，检察院为什么还要退回公安机关呢？其中的蹊跷，想必610官员们比局外人更清楚。赵作海案被媒体曝光之后，要追究办案人责任时，商丘市检察院就推脱责任，向媒体宣称：“我们检察院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可见，对违法办案，连司法界内部人员也留一手。
国内刑法学教材讲，通过刑事审判达到惩治犯罪，教育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是现实中，效果恰得其反。广州亚运前为了预防法轮功闹事，提前对法轮功学员清场。法轮功学员安分守己，只是在家练练功，看看宗教手册，但警察全城搜查，凡被列为法轮功监控对象者，或发现家里有法轮功资料者，均被抓进看守所或送去劳教。朱宇飙律师也属此次被捕之列，他第一次被劳教时，其父还怪他不该与政府作对，并打了他一顿；但这次，朱宇飙被莫名其妙地抓走，还抄了其父母的家。这下惹恼了这位核物理学老教授，他说“政府说法轮功是邪教，但镇压也得用合法的手段呀！这样抓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为什么国家法律没有定法轮功是邪教，而共产党只凭内部定条政策，就打压？”从此案例可看出，将更多的人推向反面，将他们变成政府的敌人，实有害于社会稳定。
再如征地案。老百姓并非不讲情理，他们也知道旧房换新房，公路修到家门口对自己有利。他们不满的是：征收款帐目不清，基层官员私吞征地款。开发商也抱怨说：“我们拿项目，要打点地方官员。投资款到位了，但老百姓不能完全拿到，就阻拦项目开工。我们表面上赚了钱，实际上到手的不多。”2007年，某律师经办顺德杏坛土地征收案，司法局领导找其谈话，律师说：“老百姓的诉求合理，但行为方式违法。他们的行为方式为什么违法？因为他们的诉求无处表达，请律师，政府又施加压力，公力不能救济，就只有诉诸私力，让政府疲于应付。这样政府就陷入了维稳怪圈，越维越不稳。”“其实土地纠纷案是纯民事案，不要政治化，政府站在中立的立场将征收款公之于众，至少可让老百姓释疑。整饬吏治，让公务活动清廉，有利于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位领导认为这一观点很好，还让他就此写篇文章给司法局。
三、维权律师破坏了社会稳定吗
当局将维权律师当作防范的对象，其思维盲点在于：律师办案要“讲政治”，就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而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制约政府权力被滥用；如果处处与政府一致，干嘛还要设置它？政府也会犯错误，公民通过司法救济，目的就是纠偏，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
2009年，佛山市南庄村民诉广东省政府土地纠纷案，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时，有800多名村民到该院所在地仓边路要求旁听。为预防村民骚乱，政府出动20多辆警车，百余警察到场戒备。由于律师事先向村民打了招呼，要他们不要凭感情用事，结果村民秩序井然，庭审后和平散去。此后，该律师迫于压力，不能继续代理此案。宣判的那天，来了十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法庭外打横幅、喊口号，百余警察目瞪口呆。后来司法局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案件，有律师参与比没律师参与要好些。
四、真相有利于官
湖南省武刚市副市长杨宽生被自杀案，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当时湖南省政府也很重视，请北京公安大学法医学专家来作法医鉴定，结果领衔的一位老教授拒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名，而让两位学生签名。这就更加引起家属的怀疑。其家属先到北京上访，后到广州《南方都市报》社跪着喊冤。
后来，某位湖南籍律师代理此案。湖南国保闻讯后，就到该律师老家调查其家庭背景，并到其弟弟单位装模作样地查帐，还请其弟洗脚，说要与该律师交朋友，吓得他80多岁的老母半死，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该律师赶到长沙后，湖南省公安厅安排其住在该单位的宾馆，三个国保找他谈话，并反复声明不干预办案，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该律师告诉他们：“你们既然对这个案件那么自信，就不应害怕律师介入。律师揭示真相，其实是帮了你们的大忙。真是自杀，家属的怒气自然会平息；是他杀，就要惩治凶手。这样就能整治官场秩序，否则官员人人自危。你们想想，杨宽生是主管政法的副市长，行政级别比你们要高，他生时像你们一样履行职责，何曾料到身后，妻子竟下跪喊冤！”他们无言以对。
结束语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真诚地反思乱源，而一味地用暴力打压，维稳总有一天是要走到尽头的。
2011-2-25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