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房地产行业出了两个有争议的消息:其一者,香港新界大埔区一宗住宅用地,“以每平方米不足两万港币的楼面价成交”;其二者,以北京“三百万元买房起步价”为先发,随后上海、深圳、广州均出现楼市大涨情形。有从业人士认为后者是今年楼市利好的先兆。

前者尽管是单宗而非香港的普遍情况,但很有可能波及内地市场信心,后者的出现是有意识操作。简言之,京沪深穗楼市大涨是“伪高潮”。

金价涨预示乱世悲观浮现

以上判断有相应数据为证。一则北京的纯商品住宅签约不到五千套,加上网签二手房才一万套出头,需求量仍然偏低;二则上海代表东部沿海繁荣之最,但未报出签约数,只以各区县房地产交易中心“大排长龙的情况”以代,而深圳最好业绩仅是“二月十五日一天售出五十一套新房住宅”,广州勉强以低价位签出八百余套住宅;三则广义的一线城市是十九个,媒体只以京沪深穗做出“一线大涨”宣传,而完全排除了津渝汉济沈等十五地。用宣传性数据制造市场“伪高潮”是自前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急遽恶化的官方托市行为,在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最高层的派系之争。在“党媒姓党”指令发出后,新闻报道说从业者及其机构要坚决回击“中国经济崩溃论”。回击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唯一旨归乃为“党媒姓党”的内容构成。

不惟楼市可以用“伪高潮”引领所谓信心,辅线则有“中国大妈”在黄金市场上的再扫货之炒作。二○一三年下半年出现的金价下行已致“中国大妈”持仓成本卡在三百一四点七元每克的水平,这个水平与今年预期的金价(每盎司一千三百美元)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亏损幅度。以我做微观经济调查的黄金专项数据而言,春节初五后至元宵节前,零售金价是三百一十九点五元每克,仅高于“中国大妈”二○一三年末持仓成本四点八元。假定每位“中国大妈”持仓量为十万克,她们理论上清仓才能赚到四十八万元。这里面是两年的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投资选项的获利可能,而实际上的平均持仓量远未达到如此之高。目前炒作的再扫货当中有人一笔生意还做不到二十万元。经更精细一些的分析也可以发现:由未公布人数的“中国大妈”在国际上(以去日本为多)扫货,其所获利还不足以顶抵旅费与吃喝开支,她们很可能是一支“国家队”。

“中国大妈”在一线楼市被传大涨之时,从旁以再扫货方式来帮衬“伪高潮”成为经济大衰退中的一大奇观。然而,在金价完全国际化的情况下,热炒扫货黄金信息十分不利于本没希望走出低谷的股市。单个投资者增持黄金(以及可能的美元)说明该人对本国股市没有信心,所以说,即便“中国大妈”并非一支“国家队”且她们再度以翻本为目的而在国际上扫货,那么,很不幸,“乱世黄金”的传统观念再度起作用。于是,普通经济人的理性指向是既不相信股市,更不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以增值。

索罗斯揭宣传攻势招谩骂

明确“媒体姓党”之前,没人敢报道真实经济情况;“媒体姓党”之后,更没人敢把我上面提到与卖房广告刷到农村街头的情况做成访谈节目。北京高层在利用宣传攻势掩盖大衰退,尤其是要对国际上掩盖。国际上不仅有“中国经济崩溃论”在威胁中共政治生存,而且最为刺耳的经济指责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索罗斯作为国际金融超级战术家率先点破了北京的国际经济颜面,他在今年一月的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说中国“有个推销一切都好、一切都没问题的巨大宣传攻势”。如此者,招来北京的舆论谩骂也就必然了。最大的商业门户网新浪在综合相关消息时把新华社抬到了顶端,称曰“索罗斯魅影浮动,新华社厉声警告”。

与其说北京在准备用海量外汇对决索罗斯,毋宁说是在用字符丑化索罗斯。事实的真相是索罗斯只是看衰而未有做空的规划,倒是中国商家自己“做空”,实景表明以房产行业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也进入大衰时期。城市新建豪华商业店铺多是空空如也,寻常百姓凭感觉评价:“钱投错了,买门店乾赔钱。”而如此豪华的门店外边宽敞的区域乾脆成了免费停车场,门店出租与自营合计尚不到四成。

两大政策悖论是京沪楼市“伪高潮”难以掩盖的:其一,两大城市都力求限制人口规模;其二,救济型住房政策失败。上海要将人口限制在两千五百万,实际接近三千万,不计代价的购房需求还是有一些。北京具有定向安置功能的自住房在权衡位置、交通、价格三大因素后没有优势可言,原预约而现弃购者众多。

农村人进城买房愿望极低

大陆的行业政策完全控制在行业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种情形不仅加剧了市场与普通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会使行政决策当局陷入“相信自己的谎话”的可笑状态。比如说,在二○一三年末出现金价衰势后,黄金零售定价决策层面推出“金工分离模式”:每个金货(如戒指、项链、手镯等)在有每克标价之外,又加上了单品加工费,这样等于变相维持了金价。单品销售中,加工费占到总价的百分之九点四九。房地产行业的定价原理同样如此,诸种地方政策附加构成了房价的相当部分,因此,在党媒大力宣传去库存政策时,斥问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究竟想不想降价以及能够降多少。

不管党媒如何指望后两者一致作出降价决策,但房子没人买是个铁定事实。北京经济决策最高层指望农民买房的政策与社会现实南辕北辙。农民不仅在近两年收入大幅下降,而且少有人愿意举家迁往距离很近的城市,生活习惯与文化心理都是相当大的阻力。我在春节期间回乡下老家,问及一些年轻晚辈如何看待农民买房政策,有人指着村街口的一处广告说:“看了不?刷上快一年了,没谁人打过电话,也没人去市里看房。”

综合二○一五与一四的两年纯农业收入,四个耕种季合计尚不到一三与一二年的百分之七十,这还是在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发生的。“谷贱伤农”如同“乱世黄金”一样,正预示着古典的农村经济陷入乱世败落状态。至于两个时序区间内的农业外收入,则是后两年不及前两年的一半。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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