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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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官僚及新精英阶级。
苏联的变革是由上而下的变革，是由苏共高层发动并领导的，并为多数官员和精英阶级所接受，抵抗的官员是少数。苏联的变革起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由三个方面改变了斯大林的苏联，为苏联极权体制的最终瓦解奠定了基础。
A、瓦解了共产主义信仰。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实乃一种现代宗教崇拜，而宗教崇拜的终极乃是对某一神灵的崇拜。就当时世界共产运动，斯大林是最高领袖，由而也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崇拜之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撕破了斯大林的神话，让人们看到一个作恶多端恶魔。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从这一刻开始瓦解，首先是苏联、东欧乃至欧美各国共产党的精英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信仰被动摇，乃至摧毁；其后蔓延至普通信众。斯大林神话的破灭，导致苏东阵营共产主义信仰的瓦解。
B、结束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杀戮。斯大林的统治依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杀戮，这也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的重要贡献就是改变了苏共斯大林的统治方式。斯大林后，苏联仍然是极权体制，仍然迫害执不同政见者，秘密警察无处不在，但是放弃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党内斗争也不再实行残酷杀戮。苏联进入相对温和稳定的时代，即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时代，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斗争。
C、结束了领袖个人独裁统治，转而为高层寡头集体领导。赫鲁晓夫虽然也是专断性的领袖，但已不能实行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他之下台，即说明苏联已转入多寡头的时代。赫鲁晓夫之后，勃烈日涅夫执政近二十年，而他是个中性人物——其上台即是各派别妥协的结果，代表诸寡头间的制衡与妥协。其间，苏联虽然还是极权体制，但转入制度化，集体领导，寡头分工制衡，而非领袖的专断独行，随心所欲。
应该说，中国邓的变革也有以上三方面类似的意义，但是其间有一重大的不同，就是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在数十年间培养出一批开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这批人和邓后中共干部全然不同。由赫鲁晓夫到苏联解体，这三十多年是苏联和平、稳定时期，政治相对温和，社会也相对正常。这三十年的和平稳定的时间，苏联培养出几代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这就改变了官僚阶级的成分和素质，相对温和、开明。（从斯大林时期，苏联就重视精英阶级的培养，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这和毛不断清洗体制内知识分子，重用“工农兵”干部截然不同。前者是精英治国，后者是“草根”掌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苏共新领袖，是其代表。
戈尔巴乔的《改革与新思维》表明这一时期的官僚，不仅和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不同，而且也不同于赫鲁晓夫及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官僚也不同，从安德罗波夫便显露出来，这一代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都期望变革。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中心是“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实际上建立的是‘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人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把人当作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他的改革就是要“明确人是问题的中心，明确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人是‘万物的尺度’。”（陆南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开启的政体变革，代表了当时苏联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的变革意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弱点不是他们固守极权体制，而恰恰是他们对人的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有过高的理想。但是，他们毕竟结束了苏联红色帝国，结束了苏俄的极权体制。1991年，苏联保守派发动反改革的政变，但多数官员、精英阶级和民众都站到了改革的一边，乃至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苏联得以和平变革，得力于由上到下的开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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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苏联相较，中国的情况则有致命的欠缺。
由1917到1991共74年；从1917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是36年；从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也有38年。前36年，特别是自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工农出身的草根干部基本被淘汰光了，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领导阶层已经完成了从草根到精英的转变。这也是苏联能迅速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的重要原因。后38年，苏联转入“全民国家”的温和稳定时期，其间培养了3-4代新人，虽然他们接受的仍然是共产意识教育，但是他们没有经过残酷的战争和政治清洗；虽然共产意识仍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苏联保持了俄罗斯传统道德和人文精神，有人道的底线，这在苏联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到。普金、梅德梅杰夫都是这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实行威权统治，但是反对共产意识形态和共产极权制度。苏联后38年所培养的几代人，在悬空的共产意识之下，有一共同的道德与意识基础，即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宗旨即是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而1949年至1976年是27年。毛接管中国，但新政权的官僚基本是革命战争中的转业干部，他们多出身底层，大老粗，没受过什么教育，当然中共干部队伍中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青年，但数量有限，同时中共新政权还延用了一批“旧中国”的官员，但是后两部分人，在毛时代不断遭到清洗。毛的用人政策基是，不信任精英、知识分子，对之打压，而重用草根“工农兵”，因为后者更忠诚，更容易掌控。至毛去世前，中共的官僚队伍为两部分人，一是经过战争年代忠于毛的老革命（包括先打倒后又请出来的），一部分是文革中提拔的激进左派“工农兵”干部。这即是当时领导中国的各级政府的班底，从中央到地方。
就邓本人，他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二者都是他反对的，但是他上台后还是要打这两块招牌，原因是中共内部的草根势力太大，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推行他的资本主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邓本人的局限，如果将他和戈尔巴乔夫对比，就可清楚地看到二者的精神、思想、文明素质的差异。届时，中国较苏联、中共较苏共落后两个时代。
毛后，被毛压制的右派元老们反扑，逮捕了“四人帮”，拥邓主政。邓上台后，改变了毛路线，废弃阶级斗争，将国家转向经济建设。邓执政后马上着手，解放被毛清洗的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重新启用，同时清洗毛留下的左派“工农兵”干部。其后，邓重视提拔新一代技术官僚，重视新领导阶层受教育程度，中共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受到重用，如江、朱、胡、温。至此，中国由毛的革命“草根”领导国家，转向精英领导国家。在中共体制下，这总算是正确的干部选拔路线，无论如何这是国家之进步。
江、朱、胡、温一代精英大致是少年时期接受的是民国的正统教育，“新中国”时期完成大学教育，并被培养为党的青年干部，其后遭到反右和文革的冲击，邓后被启用，成为国家各级官僚。就毛时代，他们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了，尤其是他们少年时代受过正统文明的教育。这也是八十年代，国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后两代人则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童年受到的是“新中国”共产教育，少年、青年正赶是文革，参加红卫兵造反，之后学校关门，被下乡当知青。这是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最糟糕的两代人。他们自幼受的是“党化”教育，文革中成为革命“法西斯”暴力造反，之后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他们既没经过正统的文明教育，基本是早荒蛮和暴虐的环境中长大的。文革后期，恢复大学，他们中的精英或作为“工农兵”被推举上学，或在77年后考入大学，但均属残缺的教育，而他们的心理在文革中已经定型。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批优秀者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但“八九”之后，遭到清洗。
当下，中国官僚阶级主要是这两代人掌权。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一案，此三人大致可代表这两个年龄段的官僚，既无信念，亦无道德底线。薄、谷是红二代，王是底层“奋斗”上去的。他们不愧是毛教育大的，其贪腐、蛮横、胡作非为，前所未有。而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官僚，他们大致是在权贵经济、唯利是图的环境中长大的，正统的文明教育没有，而党文化仍然主导教育——不为其所信，他们受到的仅完整教育是技能教育。他们中好者成为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差者则沦落贪腐。
纵观中国当下的官僚阶级，整体而言，他们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的新官僚不可同日而语。相对而言，后者有理想，有道德、承担国家之责任，有改革之要求，而中国的官僚则是无官不贪，他们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力、利益、家族，将子女送到欧美，他们没有改革的意愿，而是要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权力，并进而上爬，以捞取最大利益。他们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中国一旦发生问题，就将携巨款，举家逃离。
这样的官僚阶级，国家的各级领导者，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领导国家实行宪政改革呢？如果国家实现宪政改革，政权将大变革，大批官员将失去其权力，而一旦失去权力，即面临其非法财产将被清算。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现官僚集团并不期望变革。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时期官员有特权，但并无多少私有财产，这与当今的中国官僚阶级截然不同，现中国官员大部分都有数量不菲的非法财产，这也就是中国之所以推行不了官员财产公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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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尚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及。邓的改革限定是经济改革，政治体制上则依然要坚持中共极权政体，意识形态上也强调要坚持毛思想。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还是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在这两次运动中，中共体制内再一批持守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洗，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最终中共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逼下台，并由此引发了其后的“八九”运动。“六四”镇压之后，所有反对开枪镇压，及各级倾向政治改革的官员遭到全面清洗，以高层赵紫阳为首，包括胡启立、阎明复、鲍彤、胡绩伟等等。此举严重打击了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使中共的政改更加无望。
我们假设，胡耀邦、赵紫阳可能会是中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未来将实行政治改革，但他们恰恰却被顽固派元老们所干掉；而苏联的情况正相反，当保守派发动军事政变，被干掉的则是政变者，其后戈尔巴乔夫被“下台”，原因是他的改革太保守；由此可见苏共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两相对照，中共与苏共的素质截然不同，虽然都是“共产党”，但苏共的文明程度、人文教育、政素质界远远高于中共，中共要比苏共野蛮、愚昧、蛮横得多。说到底，宪政是文明程度的体现。
“六四”镇压后，中共大失民意，进一步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与中共的离心离德，不仅体现于民间百姓，更体现于其官僚队伍与精英阶级中。动用军队杀戮平民，于任何政权都是说不同的。为了稳定政权，巩固其统治，中共对官僚和精英阶级采取了变相赎买的政策，除了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薪金、待遇之外，就是纵容他们捞取利益，以各自的方式发财致富。对精英的策略是，提拔他们做官，或鼓励其下海；对官员则是默许其腐败，利用职权捞取好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允许官员和精英，以最小的代价，“合法”分割国家则产。江泽民的名言是“闷声发大财”。在中共的这一政策下，官僚与精英阶级迅速“致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再，毛后，中共实行了一项令全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即将国家党、政、军、经大权，有计划地移交给自己的后代——红二代，因为“自己的子弟可靠”。于此，最可看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流民政权。中国古代，权力的血缘移交也仅限于皇帝，其下从宰相到县令，均需经科举考，并逐步提拔。即使野蛮的元朝，其高级文武官员也是半世袭制，而元朝中期之后亦恢复科举。我们想不出中国历史上有那一时期如此野蛮、落后，将国家权力整体性血缘性移交，中国的政治退回到了部落时代的血缘权力。世界共运200多年，蔓延大半个世界，尚没有哪一个党如此行事，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是苏联、东欧各届共产党想都没想过的，即使朝鲜，权力世袭也仅限于金家一家，此真可谓中国特色。此实质上是将国家私有化，归属诸红色家族。中共之愚昧、短浅，完全不晓其危险所在，国家的私人团伙化，将使国家失去国民之共认，并使该政权与国人对立，这将从根本上断送国家，导致天下大乱。
中共这一布局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至江时代完成，至习“红二代”全面接管中国党、政、军、经最高权力。而这一代恰恰又是文革红卫兵一代，其一面是高度贪腐，另一面是专横，无法无天。以上两条加起来，就是红二代政权。薄、谷一案可窥一斑。他们的“哲学”是：天下是我们老子们打下来的，中国姓“红”，要想改变江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习、薄可以是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但是他们关于红色江山的认定、“治国”路数、红色意识则是一致的。罗援的名言是“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现在的一些新贵，何功之有？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
薄熙来到重庆，陈云之子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拨款800亿支持；薄唱红，一百多位高级将领的后人前去站台助威。2016年2月“安儿女联谊会”800多红二代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团拜会，主题是“宏伟蓝图点赞，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实则是为习近平站台。大会强调“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跟上习总书记的步伐，……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呼吁革命后代继承父辈的信仰和斗志”数百名革命后代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来，“红二代”的这样的大型聚会已为常态，中心就是挺习，团结在习核心的周围。
可想，在中国还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别可以组织这样的大型聚会吗？“红二代”是中国唯一的有纲领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是中共中党中之党。除此之外，中国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别和力量，都被消灭了，包括所谓“团派”、“山西帮”、“石油帮”，异议群体就更不用说了。
将国家政权转交给“红二代”，从根本上断送了中国实行宪政变革的可能。“红二代”执政的宗旨乃是保卫老辈儿传下来的红色江山，将国家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为此他们不惜与国家玉石俱焚。薄也好、习也好，为保红色江山，他们都会重上井冈山。他们绝无可能领导中国进行和平变革，走上宪政，他们必将中国抛入大灾祸。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