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为什么不会有前苏联式的和平变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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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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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官僚及新精英阶级。

苏联的变革是由上而下的变革,是由苏共高层发动并领导的,并为多数官员和精英阶级所接受,抵抗的官员是少数。苏联的变革起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由三个方面改变了斯大林的苏联,为苏联极权体制的最终瓦解奠定了基础。

A、瓦解了共产主义信仰。所谓共产主义信仰实乃一种现代宗教崇拜,而宗教崇拜的终极乃是对某一神灵的崇拜。就当时世界共产运动,斯大林是最高领袖,由而也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崇拜之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撕破了斯大林的神话,让人们看到一个作恶多端恶魔。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从这一刻开始瓦解,首先是苏联、东欧乃至欧美各国共产党的精英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信仰被动摇,乃至摧毁;其后蔓延至普通信众。斯大林神话的破灭,导致苏东阵营共产主义信仰的瓦解。

B、结束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杀戮。斯大林的统治依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杀戮,这也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的重要贡献就是改变了苏共斯大林的统治方式。斯大林后,苏联仍然是极权体制,仍然迫害执不同政见者,秘密警察无处不在,但是放弃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党内斗争也不再实行残酷杀戮。苏联进入相对温和稳定的时代,即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时代,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斗争。

C、结束了领袖个人独裁统治,转而为高层寡头集体领导。赫鲁晓夫虽然也是专断性的领袖,但已不能实行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他之下台,即说明苏联已转入多寡头的时代。赫鲁晓夫之后,勃烈日涅夫执政近二十年,而他是个中性人物——其上台即是各派别妥协的结果,代表诸寡头间的制衡与妥协。其间,苏联虽然还是极权体制,但转入制度化,集体领导,寡头分工制衡,而非领袖的专断独行,随心所欲。

应该说,中国邓的变革也有以上三方面类似的意义,但是其间有一重大的不同,就是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在数十年间培养出一批开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这批人和邓后中共干部全然不同。由赫鲁晓夫到苏联解体,这三十多年是苏联和平、稳定时期,政治相对温和,社会也相对正常。这三十年的和平稳定的时间,苏联培养出几代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这就改变了官僚阶级的成分和素质,相对温和、开明。(从斯大林时期,苏联就重视精英阶级的培养,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这和毛不断清洗体制内知识分子,重用“工农兵”干部截然不同。前者是精英治国,后者是“草根”掌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苏共新领袖,是其代表。

戈尔巴乔的《改革与新思维》表明这一时期的官僚,不仅和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不同,而且也不同于赫鲁晓夫及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官僚也不同,从安德罗波夫便显露出来,这一代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都期望变革。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中心是“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实际上建立的是‘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人不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把人当作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他的改革就是要“明确人是问题的中心,明确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人是‘万物的尺度’。”(陆南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开启的政体变革,代表了当时苏联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的变革意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弱点不是他们固守极权体制,而恰恰是他们对人的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有过高的理想。但是,他们毕竟结束了苏联红色帝国,结束了苏俄的极权体制。1991年,苏联保守派发动反改革的政变,但多数官员、精英阶级和民众都站到了改革的一边,乃至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苏联得以和平变革,得力于由上到下的开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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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苏联相较,中国的情况则有致命的欠缺。

由1917到1991共74年;从1917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是36年;从斯大林逝世到1991年也有38年。前36年,特别是自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工农出身的草根干部基本被淘汰光了,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领导阶层已经完成了从草根到精英的转变。这也是苏联能迅速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的重要原因。后38年,苏联转入“全民国家”的温和稳定时期,其间培养了3-4代新人,虽然他们接受的仍然是共产意识教育,但是他们没有经过残酷的战争和政治清洗;虽然共产意识仍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苏联保持了俄罗斯传统道德和人文精神,有人道的底线,这在苏联文学中可以明显看到。普金、梅德梅杰夫都是这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实行威权统治,但是反对共产意识形态和共产极权制度。苏联后38年所培养的几代人,在悬空的共产意识之下,有一共同的道德与意识基础,即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宗旨即是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而1949年至1976年是27年。毛接管中国,但新政权的官僚基本是革命战争中的转业干部,他们多出身底层,大老粗,没受过什么教育,当然中共干部队伍中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青年,但数量有限,同时中共新政权还延用了一批“旧中国”的官员,但是后两部分人,在毛时代不断遭到清洗。毛的用人政策基是,不信任精英、知识分子,对之打压,而重用草根“工农兵”,因为后者更忠诚,更容易掌控。至毛去世前,中共的官僚队伍为两部分人,一是经过战争年代忠于毛的老革命(包括先打倒后又请出来的),一部分是文革中提拔的激进左派“工农兵”干部。这即是当时领导中国的各级政府的班底,从中央到地方。

就邓本人,他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二者都是他反对的,但是他上台后还是要打这两块招牌,原因是中共内部的草根势力太大,不得不如此,否则无法推行他的资本主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邓本人的局限,如果将他和戈尔巴乔夫对比,就可清楚地看到二者的精神、思想、文明素质的差异。届时,中国较苏联、中共较苏共落后两个时代。

毛后,被毛压制的右派元老们反扑,逮捕了“四人帮”,拥邓主政。邓上台后,改变了毛路线,废弃阶级斗争,将国家转向经济建设。邓执政后马上着手,解放被毛清洗的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重新启用,同时清洗毛留下的左派“工农兵”干部。其后,邓重视提拔新一代技术官僚,重视新领导阶层受教育程度,中共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受到重用,如江、朱、胡、温。至此,中国由毛的革命“草根”领导国家,转向精英领导国家。在中共体制下,这总算是正确的干部选拔路线,无论如何这是国家之进步。

江、朱、胡、温一代精英大致是少年时期接受的是民国的正统教育,“新中国”时期完成大学教育,并被培养为党的青年干部,其后遭到反右和文革的冲击,邓后被启用,成为国家各级官僚。就毛时代,他们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了,尤其是他们少年时代受过正统文明的教育。这也是八十年代,国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后两代人则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童年受到的是“新中国”共产教育,少年、青年正赶是文革,参加红卫兵造反,之后学校关门,被下乡当知青。这是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最糟糕的两代人。他们自幼受的是“党化”教育,文革中成为革命“法西斯”暴力造反,之后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他们既没经过正统的文明教育,基本是早荒蛮和暴虐的环境中长大的。文革后期,恢复大学,他们中的精英或作为“工农兵”被推举上学,或在77年后考入大学,但均属残缺的教育,而他们的心理在文革中已经定型。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批优秀者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但“八九”之后,遭到清洗。

当下,中国官僚阶级主要是这两代人掌权。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一案,此三人大致可代表这两个年龄段的官僚,既无信念,亦无道德底线。薄、谷是红二代,王是底层“奋斗”上去的。他们不愧是毛教育大的,其贪腐、蛮横、胡作非为,前所未有。而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官僚,他们大致是在权贵经济、唯利是图的环境中长大的,正统的文明教育没有,而党文化仍然主导教育——不为其所信,他们受到的仅完整教育是技能教育。他们中好者成为钱理群教授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差者则沦落贪腐。

纵观中国当下的官僚阶级,整体而言,他们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的新官僚不可同日而语。相对而言,后者有理想,有道德、承担国家之责任,有改革之要求,而中国的官僚则是无官不贪,他们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力、利益、家族,将子女送到欧美,他们没有改革的意愿,而是要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权力,并进而上爬,以捞取最大利益。他们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中国一旦发生问题,就将携巨款,举家逃离。

这样的官僚阶级,国家的各级领导者,我们怎么能期望他们领导国家实行宪政改革呢?如果国家实现宪政改革,政权将大变革,大批官员将失去其权力,而一旦失去权力,即面临其非法财产将被清算。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现官僚集团并不期望变革。戈尔巴乔夫时期,前苏联时期官员有特权,但并无多少私有财产,这与当今的中国官僚阶级截然不同,现中国官员大部分都有数量不菲的非法财产,这也就是中国之所以推行不了官员财产公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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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尚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及。邓的改革限定是经济改革,政治体制上则依然要坚持中共极权政体,意识形态上也强调要坚持毛思想。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共还是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在这两次运动中,中共体制内再一批持守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洗,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最终中共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被逼下台,并由此引发了其后的“八九”运动。“六四”镇压之后,所有反对开枪镇压,及各级倾向政治改革的官员遭到全面清洗,以高层赵紫阳为首,包括胡启立、阎明复、鲍彤、胡绩伟等等。此举严重打击了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使中共的政改更加无望。

我们假设,胡耀邦、赵紫阳可能会是中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未来将实行政治改革,但他们恰恰却被顽固派元老们所干掉;而苏联的情况正相反,当保守派发动军事政变,被干掉的则是政变者,其后戈尔巴乔夫被“下台”,原因是他的改革太保守;由此可见苏共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两相对照,中共与苏共的素质截然不同,虽然都是“共产党”,但苏共的文明程度、人文教育、政素质界远远高于中共,中共要比苏共野蛮、愚昧、蛮横得多。说到底,宪政是文明程度的体现。

“六四”镇压后,中共大失民意,进一步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与中共的离心离德,不仅体现于民间百姓,更体现于其官僚队伍与精英阶级中。动用军队杀戮平民,于任何政权都是说不同的。为了稳定政权,巩固其统治,中共对官僚和精英阶级采取了变相赎买的政策,除了大幅度提高他们的薪金、待遇之外,就是纵容他们捞取利益,以各自的方式发财致富。对精英的策略是,提拔他们做官,或鼓励其下海;对官员则是默许其腐败,利用职权捞取好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允许官员和精英,以最小的代价,“合法”分割国家则产。江泽民的名言是“闷声发大财”。在中共的这一政策下,官僚与精英阶级迅速“致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再,毛后,中共实行了一项令全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即将国家党、政、军、经大权,有计划地移交给自己的后代——红二代,因为“自己的子弟可靠”。于此,最可看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流民政权。中国古代,权力的血缘移交也仅限于皇帝,其下从宰相到县令,均需经科举考,并逐步提拔。即使野蛮的元朝,其高级文武官员也是半世袭制,而元朝中期之后亦恢复科举。我们想不出中国历史上有那一时期如此野蛮、落后,将国家权力整体性血缘性移交,中国的政治退回到了部落时代的血缘权力。世界共运200多年,蔓延大半个世界,尚没有哪一个党如此行事,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是苏联、东欧各届共产党想都没想过的,即使朝鲜,权力世袭也仅限于金家一家,此真可谓中国特色。此实质上是将国家私有化,归属诸红色家族。中共之愚昧、短浅,完全不晓其危险所在,国家的私人团伙化,将使国家失去国民之共认,并使该政权与国人对立,这将从根本上断送国家,导致天下大乱。

中共这一布局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至江时代完成,至习“红二代”全面接管中国党、政、军、经最高权力。而这一代恰恰又是文革红卫兵一代,其一面是高度贪腐,另一面是专横,无法无天。以上两条加起来,就是红二代政权。薄、谷一案可窥一斑。他们的“哲学”是:天下是我们老子们打下来的,中国姓“红”,要想改变江山,“拿两千万人头来换”。习、薄可以是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但是他们关于红色江山的认定、“治国”路数、红色意识则是一致的。罗援的名言是“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现在的一些新贵,何功之有?他们的后代凭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

薄熙来到重庆,陈云之子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拨款800亿支持;薄唱红,一百多位高级将领的后人前去站台助威。2016年2月“安儿女联谊会”800多红二代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团拜会,主题是“宏伟蓝图点赞,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实则是为习近平站台。大会强调“要认真领会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跟上习总书记的步伐,……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呼吁革命后代继承父辈的信仰和斗志”数百名革命后代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来,“红二代”的这样的大型聚会已为常态,中心就是挺习,团结在习核心的周围。

可想,在中国还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别可以组织这样的大型聚会吗?“红二代”是中国唯一的有纲领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是中共中党中之党。除此之外,中国任何其他的政治派别和力量,都被消灭了,包括所谓“团派”、“山西帮”、“石油帮”,异议群体就更不用说了。

将国家政权转交给“红二代”,从根本上断送了中国实行宪政变革的可能。“红二代”执政的宗旨乃是保卫老辈儿传下来的红色江山,将国家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为此他们不惜与国家玉石俱焚。薄也好、习也好,为保红色江山,他们都会重上井冈山。他们绝无可能领导中国进行和平变革,走上宪政,他们必将中国抛入大灾祸。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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