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中国为什么不会有前苏联式的和平变革(之三)

Share on Google+

——《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8

再说中国的精英阶级。任何国家和民族实际都是由精英阶级所领导的,他们决定国家、民族文明的质量——智能、文化和道德和程度,是之主要担当者,代表国家、民族发展的趋向和前景。

中国传统上的精英阶级是“士”阶级。中国文明崇尚教育,受过良好教育者方可为“士”,也就是进入精英阶级,即使是乡绅也是知书达礼。中国传统上的“士”主要担负这样几项职能。1、治理国家。他们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之后参加科举,进入仕途,作为国家各级官员,护民理政。2、维护道统,保障国家与社会在正统的儒家道德规范、秩序中运行。3、传承文化。由于经济所限,中国古代受教育的人数很少,至晚清国人识字率大约仅占人口的5%.“士”是文化人,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继承先人的文化,再创造、发展,并将之注入社会生活,如经典、礼仪、记史、诗书琴画等等。4、教化民众。“士”有教化民众的责任,传道、授业、解惑,其无论是为官,还是退居乡野。

由于中国文明属非宗教文明,因此中国的“士”负有宗教文明中教士的责任,在为官行政之外,也还要维护道义,教化民众。在人类文明史中,中国的“士”阶级是很了不起的,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他们是中国文明的实际担当者和传承者。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收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国家一败再败,国家被迫进行改革。废科举后,中国传统的“士”阶级解体,新“士”阶级诞生,即现代知识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人。

从晚清至1949,中国作为国家是失败的,可谓一败再败,虽然赢了抗日战争,但最终中华民国还是丢了大陆。但是,从文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则是中国文明的新生期,是中国古老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折,其既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发展大飞跃。

西方文明的冲击,打开了中国传统文明封闭、停滞的状态,激发起其空前汲取的激情与活力。其打开了中国知识人的眼界,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更高形态、更富饶、更辉煌、更强大、更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文明。从而中国知识人开始向其全面的学习和汲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宗教,百年间,中国文明获取的新的文明元素和知识超过前两千年之总和。在此期间,中国的“士”——精英阶级,得以新的塑造。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道统——中国传统文明的仁义礼智信;一方面,他们广泛学习、汲取西方文明的科技、思想、文化、宗教,将二者优秀之成分融汇一体。这一时期,中国各领域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政治、军事、科技、工业、交通、金融、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这里我们无需例举他们的名字了,他们将古老的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这是一个英雄时代,群英辈出,其成就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先贤,唯有肃然起敬;他们是值得中国民族骄傲的。

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如果没有苏俄的渗透,一路下来,中国优秀的精英阶级,加之勤劳、质朴的百姓,将会把中华民国建设得何等昌盛,其文明又当何等灿烂?!

然而,苏俄支持中共夺取了中国政权,大陆成为了共产“新中国”。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后,大批优秀精英、知识人随之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流散它国。而留在大陆的精英阶级、知识人则遭到灭顶之灾。

9

中共政权是流民政权,颠倒文明价值,仇富、仇精英、仇知识、仇文化;以贫穷、愚昧、底层、流民为尚。为了推动战争,征集兵员和物资,中共从1947年即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消灭乡绅阶级,没收其土地、财产,或杀戮,或交给“贫下中农”监管,结果是全面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组织、领导者乡绅阶级,摧毁了中国农村的自治社会。

中共立国后,为巩固政权,紧跟着就发动了“镇反运动”。这是一场政治大清洗,将民国留下来的官员、军人及反对中共的知识人,或杀戮、或入监、或“群众”监管。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被强制“洗脑”,令其自我批判,信奉共产意识,效忠“党”。至此,中国的知识阶级丧失独立人格与思想,在党的监管下,仅作为技能工具,为“党”服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针对私营企业家、商人的,没收其资产——所谓公私合营,下放群众中改造。晚清以来,中国工商业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至此一网打尽。1958年“反右”,对知识阶级再次进行清洗,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成为国家“公敌”。

1959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毛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政推行“三自一包”,以挽救经济。毛针锋相对,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治以刘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官员。这场斗争最终演变为“文革”。为打到以刘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官僚集团,毛发动全国青少年和底层民众,进行全面“造反”。在“文革”中,知识阶级再次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从小学教师到国家顶尖级学者、科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宋永毅先生认为,文革中仅被迫害致死人数就在200万以上。

毛后,邓回到精英领导路线。以往受冲击的右派、知识分子得到“平反”,重新启用;而新一代知识分子已不相信“共产意识”,而转向人文主义与自由精神。中国八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官方的说法,其深层实际上是“非共产意识”、“自由思想解放精神”运动,由此而言,其时保守派指责其“自由化”并没有错。这场“自由思想解放运动”是知识精英发动和领导的。其致使保守派发先后发动了“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最终导致“八九运动”。

如上所述,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一批知识精英被清洗:“六四”镇压后,再进行全面清洗,“自由化”领袖或被逮捕入狱,或逃亡海外,大批知识精英遭到清洗。

其后,中共对知识阶级实行拉拢、赎买政策,鼓励其做官发财。毛时代,知识分子被打压,作为“资产阶级”,监控使用。而邓后,知识分子被鼓励“入党”、做官,特别是“六四”后更是如此,并被鼓励发财。毛时代,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但“六四”后,知识分子大有出路,有利、有地位、有名声、有经费、可出国访问,条件是:遵守“党”立的规矩,可专心“业务”,但不得“乱说”,不得管社会上的“闲事”;如果能服务“党国”,可做官、重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以获取个人的全部利益,但是要交出良知、退出公共社会、交出言论权、放弃公义责任。

1949年后,知识分子长期受打压和被歧视,经济上也沦入贫困;但“八九”后则可飞黄腾达,只要“入伙”。“新中国”后,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儒家伦理中断;毛后,共产意识破产:“六四”之后,“自由思想”也遭到遏制,而中共又给知识人提供了可名利双收,飞黄腾达的道路,何乐不为?于是,大批知识精英入伙做官,或下海经商,卷入贪腐;而更多的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能够尽心本职业务算是很好的了;而个别持守良知和道义的人则成为当局打压迫害的对象。

当下,中国的精英阶级属于技能精英,个人靠技能谋生、进取,但是其不再承负领导国家的责任——该责任由“党”取代;当然,你可为之辩解,说当下精英都进入了“党”内。但是这不一样,精英阶级,特别是知识阶级,承继文明之道统,而“党”仅是某一时期的政治派别,而共产党是极权政党,其成员仅是“党”的工具而已。用毛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是毛,而党是皮,即前者是后者的附庸。

数千年来,中国遭受过无数次灾难,包括几次落后异族的长期统治,但是中国精英阶级的道义精神——仁义礼智信从未泯灭。清末至民国(1911-1949),是中国大失败大动荡的时代,但是中国精英、知识阶级的道义和奋斗精神却空前高涨,至抗日战争,达到数百年之高峰。

而当下,中国的精英阶级成为既得利益阶级,却不能承担国家、社会道义之责任。由于“党”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精英阶级实际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和话语权利,“党”允许他们谋取个人私利,却不允许他们担当社会与道义之责任,因为这威胁“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当中国精英阶级、知识分子被剥夺政治权利、言论权利,精神信念、独立人格被摧毁、丧失尊严与荣誉,那么在唯利益的道路上,便滑向堕落,此乃自然之事。九十年代后,中国精英阶级、知识阶级道德沦丧之普遍之深重,前所未有。比如,教育、医疗、司法乃是乃是文明中最让人敬畏的领域,是其国家、民族道德的标杆,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些领域之腐败,惨不忍睹。这不怪其个人,这是六十余年来“党”极权统治之结果。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级丢失传统、放弃良知,放弃社会公义,放弃担当国家之责任,断绝与民众血肉之关联,很可悲,结果也将很可怕,犹如一种宗教没有的牧师和教义、教规,其将回返野蛮状态,社会沦落丛林原则,人性归复本能,文明消失,国家与社会或解体,或崩溃。

当今中国,已没有一个阶级、集团对国家与社负责了,中共已为利益集团,其八千多万成员即不信奉他们的主义,也无国家、民族之观念,所求仅在个人利益。中国唯一有担当的政治集团是“红二代”,而他们的目标是捍卫红色江山。国家至此,焉有不亡哉!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阅读次数:71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