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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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国的精英阶级。任何国家和民族实际都是由精英阶级所领导的，他们决定国家、民族文明的质量——智能、文化和道德和程度，是之主要担当者，代表国家、民族发展的趋向和前景。
中国传统上的精英阶级是“士”阶级。中国文明崇尚教育，受过良好教育者方可为“士”，也就是进入精英阶级，即使是乡绅也是知书达礼。中国传统上的“士”主要担负这样几项职能。1、治理国家。他们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之后参加科举，进入仕途，作为国家各级官员，护民理政。2、维护道统，保障国家与社会在正统的儒家道德规范、秩序中运行。3、传承文化。由于经济所限，中国古代受教育的人数很少，至晚清国人识字率大约仅占人口的5%.“士”是文化人，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继承先人的文化，再创造、发展，并将之注入社会生活，如经典、礼仪、记史、诗书琴画等等。4、教化民众。“士”有教化民众的责任，传道、授业、解惑，其无论是为官，还是退居乡野。
由于中国文明属非宗教文明，因此中国的“士”负有宗教文明中教士的责任，在为官行政之外，也还要维护道义，教化民众。在人类文明史中，中国的“士”阶级是很了不起的，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他们是中国文明的实际担当者和传承者。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收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国家一败再败，国家被迫进行改革。废科举后，中国传统的“士”阶级解体，新“士”阶级诞生，即现代知识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人。
从晚清至1949，中国作为国家是失败的，可谓一败再败，虽然赢了抗日战争，但最终中华民国还是丢了大陆。但是，从文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则是中国文明的新生期，是中国古老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折，其既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发展大飞跃。
西方文明的冲击，打开了中国传统文明封闭、停滞的状态，激发起其空前汲取的激情与活力。其打开了中国知识人的眼界，看到了迎面而来的更高形态、更富饶、更辉煌、更强大、更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文明。从而中国知识人开始向其全面的学习和汲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宗教，百年间，中国文明获取的新的文明元素和知识超过前两千年之总和。在此期间，中国的“士”——精英阶级，得以新的塑造。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道统——中国传统文明的仁义礼智信；一方面，他们广泛学习、汲取西方文明的科技、思想、文化、宗教，将二者优秀之成分融汇一体。这一时期，中国各领域都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政治、军事、科技、工业、交通、金融、思想、文化、教育，乃至宗教，等等，这里我们无需例举他们的名字了，他们将古老的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这是一个英雄时代，群英辈出，其成就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先贤，唯有肃然起敬；他们是值得中国民族骄傲的。
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如果没有苏俄的渗透，一路下来，中国优秀的精英阶级，加之勤劳、质朴的百姓，将会把中华民国建设得何等昌盛，其文明又当何等灿烂？！
然而，苏俄支持中共夺取了中国政权，大陆成为了共产“新中国”。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后，大批优秀精英、知识人随之去了台湾，还有一部分流散它国。而留在大陆的精英阶级、知识人则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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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是流民政权，颠倒文明价值，仇富、仇精英、仇知识、仇文化；以贫穷、愚昧、底层、流民为尚。为了推动战争，征集兵员和物资，中共从1947年即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消灭乡绅阶级，没收其土地、财产，或杀戮，或交给“贫下中农”监管，结果是全面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组织、领导者乡绅阶级，摧毁了中国农村的自治社会。
中共立国后，为巩固政权，紧跟着就发动了“镇反运动”。这是一场政治大清洗，将民国留下来的官员、军人及反对中共的知识人，或杀戮、或入监、或“群众”监管。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被强制“洗脑”，令其自我批判，信奉共产意识，效忠“党”。至此，中国的知识阶级丧失独立人格与思想，在党的监管下，仅作为技能工具，为“党”服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针对私营企业家、商人的，没收其资产——所谓公私合营，下放群众中改造。晚清以来，中国工商业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至此一网打尽。1958年“反右”，对知识阶级再次进行清洗，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成为国家“公敌”。
1959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毛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政推行“三自一包”，以挽救经济。毛针锋相对，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治以刘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官员。这场斗争最终演变为“文革”。为打到以刘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官僚集团，毛发动全国青少年和底层民众，进行全面“造反”。在“文革”中，知识阶级再次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从小学教师到国家顶尖级学者、科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宋永毅先生认为，文革中仅被迫害致死人数就在200万以上。
毛后，邓回到精英领导路线。以往受冲击的右派、知识分子得到“平反”，重新启用；而新一代知识分子已不相信“共产意识”，而转向人文主义与自由精神。中国八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官方的说法，其深层实际上是“非共产意识”、“自由思想解放精神”运动，由此而言，其时保守派指责其“自由化”并没有错。这场“自由思想解放运动”是知识精英发动和领导的。其致使保守派发先后发动了“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最终导致“八九运动”。
如上所述，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一批知识精英被清洗：“六四”镇压后，再进行全面清洗，“自由化”领袖或被逮捕入狱，或逃亡海外，大批知识精英遭到清洗。
其后，中共对知识阶级实行拉拢、赎买政策，鼓励其做官发财。毛时代，知识分子被打压，作为“资产阶级”，监控使用。而邓后，知识分子被鼓励“入党”、做官，特别是“六四”后更是如此，并被鼓励发财。毛时代，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但“六四”后，知识分子大有出路，有利、有地位、有名声、有经费、可出国访问，条件是：遵守“党”立的规矩，可专心“业务”，但不得“乱说”，不得管社会上的“闲事”；如果能服务“党国”，可做官、重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以获取个人的全部利益，但是要交出良知、退出公共社会、交出言论权、放弃公义责任。
1949年后，知识分子长期受打压和被歧视，经济上也沦入贫困；但“八九”后则可飞黄腾达，只要“入伙”。“新中国”后，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儒家伦理中断；毛后，共产意识破产：“六四”之后，“自由思想”也遭到遏制，而中共又给知识人提供了可名利双收，飞黄腾达的道路，何乐不为？于是，大批知识精英入伙做官，或下海经商，卷入贪腐；而更多的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能够尽心本职业务算是很好的了；而个别持守良知和道义的人则成为当局打压迫害的对象。
当下，中国的精英阶级属于技能精英，个人靠技能谋生、进取，但是其不再承负领导国家的责任——该责任由“党”取代；当然，你可为之辩解，说当下精英都进入了“党”内。但是这不一样，精英阶级，特别是知识阶级，承继文明之道统，而“党”仅是某一时期的政治派别，而共产党是极权政党，其成员仅是“党”的工具而已。用毛的话来说，知识分子是毛，而党是皮，即前者是后者的附庸。
数千年来，中国遭受过无数次灾难，包括几次落后异族的长期统治，但是中国精英阶级的道义精神——仁义礼智信从未泯灭。清末至民国（1911-1949），是中国大失败大动荡的时代，但是中国精英、知识阶级的道义和奋斗精神却空前高涨，至抗日战争，达到数百年之高峰。
而当下，中国的精英阶级成为既得利益阶级，却不能承担国家、社会道义之责任。由于“党”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精英阶级实际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和话语权利，“党”允许他们谋取个人私利，却不允许他们担当社会与道义之责任，因为这威胁“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当中国精英阶级、知识分子被剥夺政治权利、言论权利，精神信念、独立人格被摧毁、丧失尊严与荣誉，那么在唯利益的道路上，便滑向堕落，此乃自然之事。九十年代后，中国精英阶级、知识阶级道德沦丧之普遍之深重，前所未有。比如，教育、医疗、司法乃是乃是文明中最让人敬畏的领域，是其国家、民族道德的标杆，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些领域之腐败，惨不忍睹。这不怪其个人，这是六十余年来“党”极权统治之结果。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级丢失传统、放弃良知，放弃社会公义，放弃担当国家之责任，断绝与民众血肉之关联，很可悲，结果也将很可怕，犹如一种宗教没有的牧师和教义、教规，其将回返野蛮状态，社会沦落丛林原则，人性归复本能，文明消失，国家与社会或解体，或崩溃。
当今中国，已没有一个阶级、集团对国家与社负责了，中共已为利益集团，其八千多万成员即不信奉他们的主义，也无国家、民族之观念，所求仅在个人利益。中国唯一有担当的政治集团是“红二代”，而他们的目标是捍卫红色江山。国家至此，焉有不亡哉！
（待续）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