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其三、质朴、本分、忍耐的俄罗斯人民

前苏联之瓦解,归根结蒂取决于其人民对极权制度与苏共政权的普遍不满和厌恶,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也抛弃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

国家、制度、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之存在,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认同,由此才能建立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人与人间的信约,才能搭成共生之默契。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是讲民对国家的认同性。当然,国家、政权、制度均可依靠武力强制建立,但是如果其不能取得民之认同,最终也将完结。靠暴力维持的国家,人们生活早强制与威胁之下,不得不顺从,而国家一旦遇到危机,或发生政权纷争,或统治力量衰弱,人民就会乘机“造反”。反之,如果国家、政权、制度得到人民的认同,那么当其遇到困难或危机,人民则会帮助其度过难关。

当下,国人对于中共、中共政权及其极权制度的厌恶程度远远超过当初苏联人民对其“党”、政权、制度的厌恶。如果中共统治明天崩溃,那么国人将会是普天同庆。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及其制度必将完结,问题所在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结局是什么?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为什么苏联可以和平地完成国家体制的转型,而中国却没有和平转型只可能。其间,人民的因素是什么?

苏联和平变革,归根结底得救于俄罗斯人民,是他们的本分、忍耐、持守道德、对俄罗斯的忠诚挽救了俄国。前苏联尽管实行极权统治,但是有几条底线没有逾越,一是爱国主义传统;二是以普希金经典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三是民间传统的俄罗斯道德观念;四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人道主义精神。

斯大林的统治尽管残暴,但是也没有低劣到毛的地步,其将残酷的政治斗争限制在国家层面——克洛勃控制,而没有将残酷的政治斗争推散到人民之间,群众都群众。斯大林没有断绝俄罗斯的文化和道德传统,在政治范畴之外,民间保有善恶好坏的基本道德。苏联虽然瓦解了,共产意识破产,但是俄罗斯的精神还在,传统道德还在,加之俄罗斯人民的质朴及传统的忍耐性,致使俄罗斯在政府瘫痪、经济崩溃、国家解体的状况下,人民没有“造反”,社会未发生动乱,而能维持社会和生活的基本秩序。俄罗斯由此得以度过危机,俄罗斯人民拯救了俄罗斯。

1991年秋,我途径俄国,正赶上经济崩溃的危机。莫斯科空荡荡的商店,为买点可怜的食物,俄国百姓可以站几个小时的队,见不到有人插队。众多退休老人一生的积蓄,瞬间贬为废纸。车站前,可怜的老人们,为换面包,默默地站成一排,有的卖一支钢笔,有的卖一块肥皂……。汽车上,青年人见到老人,仍然站起来让座儿;有不让座的青年,从旁便有人站出来批评。本分、平和、忍耐、秩序,这是当时大多俄国人的状况。当时,我的直觉是,如果这场危机发生在中国,就将发生大规模暴乱。

赫鲁晓夫之后,苏联虽然仍是极权制度,但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人们没有自由,但是社会温和、稳定,生活、教育、医疗均有基本保障,如果不触及政治,人也是有安全保障的。这些也都是俄罗斯人保有平和、稳定之心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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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作为一个自然农业国家,乡村社会是其基础,而中国的乡村社会一向很稳固,如果不受饥荒和战乱的直接冲击,即使国家崩溃,改朝换代,中国的乡村也依然如故。稳固的乡村社会中国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的根基。中国乡村之稳固的原因在于:1、自然农业经济。土地私有,农民依附土地。如无战乱和饥荒的冲击,农民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2、宗族自治社会。同村落的人,同姓氏,崇拜同一祖先,为一宗族。血缘上的联系,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紧密,不易解体。3、儒家伦理,包括道德、礼仪、秩序。其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文明秩序。

辛亥革命可谓是翻天覆地,但是对中国农村影响不大,“未庄还是未庄”、“赵老太爷还是赵老太爷”,男人们只是被迫剪了辫子。对此,鲁迅持批评态度,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非常好。国家变、朝代变乃至制度变,没了皇帝,但广大农村社会依然如故。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经济落后,农民大多没文化,但是在中国乡村的宗族社会及儒家伦理秩序中,以及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中国农民质朴本分,知仁守礼,重道德。鲁迅是刻薄的人,但他笔下的农民多老实巴交,即使是“反面人物”鲁四爷、赵老太爷也没坏到哪里去。鲁迅写了“阿Q”,但是“阿Q”不是农民,而是游民。游民确实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有传统的,比如《水浒》中的牛二,他们中的大人物则是陈胜、刘邦、张献忠、洪秀全……。鲁迅批判辛亥革命,不让“阿Q”参加革命,作为“反叛”作家,他可以这样理解;而中共革命则恰恰是鼓动“阿Q”革命,中共革命本质上即“阿Q”革命——流民革命,中共政权即“阿Q”政权。1949年后,毛的持续折腾即“阿Q”坐了天下。

中共为在内战中,征集兵员和物资,自1946年发动土改,并持续到1951年。土改从四个方面摧毁了中国乡村社会。1、消灭乡绅阶级。乡绅是中国农村的支柱,领导者、组织者,其代表乡村文明的秩序、伦理和价值。消灭了乡绅阶级就消灭了乡村文明。土改中,中共主要是依靠痞子——阿Q,并依靠他们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痞子取代乡绅成为乡村的领导者。2、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之本。土改,中共以暴力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与穷人。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土地私有制。既然,“党”可以从地主手中抢得土地,那么也同样可以将分给穷人的土地再抢回来。1956年所谓合作化运动,就是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归公。3、消灭了中国农村自治社会。中国自古官不下县,农村社会自治。自土改,中共在农村设立基层政权——“党支部”,按照党的纲领、政策、意识形态统治每一村落,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收公粮”——无偿掠夺农民的物产。4、中断了儒家伦理道德。“党”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仁义道德。土改从根儿上中断了中国传统道德,而共产意识本质上是底层流民意识:打、抢、分,要什么有什么。5、农民转变为农奴。自古,中国农民的地位低于“士”,而高于兵,也高于商,为国之本。按照西方的价值,他们是独立的自由民。而经过土改,在经过合作化,中共农民沦为国家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自身权利、不得迁徙、物产归公。

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80%的人口尚是农民。土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族,将自立之农民改变为农奴,80年代后,数亿农民外出打工,既不能再城市落户,又不能回农村谋生,成为现代流民。当下,中国庞大的流民人口,备下了未来可能爆炸的火药。中国一旦崩溃,经济瘫痪,他们随之就失去生计,由此混乱将衍成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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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的极权统治不同,毛不断发动群众运动。由而毛残酷的“斗争”政治,不仅限于国家机器的严酷统治,而且漫延到人民之中,群众与群众彼此羞辱、仇恨、斗争,乃至直接的暴力;人人受迫害,人人迫害他人。此深深毒害了人民,塑造了其猜忌、恐惧、敌视、虐待之心理。我们需要看到,经过毛时代,中国人的心理很是扭曲,以致成为民族的性格。

苏联变革前,其人民没有经历过类似中国的“六四”镇压,也没有经历过权贵经济。

“八九”运动的质点是国人反抗中共政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经过十年的自由思想启蒙,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浩大民众运动。这本是中国民众爱国热情、自由精神、公义道德的复兴,然而遭到当局的“六四”血腥镇压。对于中共统治,这场镇压很是有效,从精英阶级来说,被灭了“出头鸟”,整体上被屈服,被收买,入伙谋求自身利益。从民众来说,则是再无国家、社会、希望、道义之念,加之生计愈发艰难,更是一切皆不可信,唯求生求财。中国复兴文明之精神、道义的期望和努力由此破灭,社会转入丛林原则。

邓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其前提是不动摇中共极权统治。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的权力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者利用权力将国家资产转为个人资产,同时也将权力出租,进行权钱交易;而商人、企业主也需贿赂官员,或拿到“批文”,或得到特殊“照顾”。

“改革”初始,农民、小商小贩可以靠给自己的勤劳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勤劳致富”已为天方夜谭,权贵们的财富以天文数字膨胀,而底层民众被剥削被掠夺。比如,90年代的国有企业转型,权商勾结里外勾结,权贵以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资产,而数千万工人则被“下岗”。再有全国普遍性的征地与拆迁,政府强制性征地、拆迁,然后高价出让给开发商,政府得利、官商得利,而农民和住民则成被掠夺者。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异最为悬殊的国家,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少数权贵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取如此巨额的财富,多得于非法掠夺。在任何正常国家均有贫富差异,可怕的是权贵们的财富来于公然的掠夺,而多数民众则公然地被掠夺,而人们对之都清楚,却无可奈何,只能将之作为愤怒、仇恨掩藏于内心。

由于是极权体制,司法不独立,法律无保障,社会无此从建立公义价值,底层民众不仅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们遭到侵害,亦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只能吞下冤屈。当今,中国发生的许多报复性恶性事件,都是由于当事人收到侵害而得不到公正解决,最终是盲目报复社会,祸及无辜。在丛林原则支配下,公然地欺压、掠夺、诈骗、造假成为日常生存状态,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广大底层民众。虽然,这是少数极端事例,而多数人默默吞下他们的冤屈,但这将在其内心积蓄怨恨、敌视,当遇到时机,就将演为喷发的暴力。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经过中共革命、文革、权贵掠夺的“洗礼”,中国的百姓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本分人,他们本身已被流民化,蓄积下极大的愤恨和暴力。中国社会一旦发生动荡,他们绝不会像俄国民众那样忍耐、持守道德、热爱国家,而是适机踹上一脚,释放仇恨和暴力。可以设想,如果当下中国处于冷兵器时代,或者热兵器早期——如晚清或民国初年,中国的民间起事早即不知发生多少次了。中共当今的统治全然得益于国家暴力的现代化,国家暴力与民间反抗力量不成比例。但是,当国家一旦发生危机,高层政权一旦动摇,民间蓄积已久的暴力将如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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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看出中国没有和平转型实现宪政的希望和可能。

没有和平转型的希望,于是有些人便寄希望于“人民革命”,但是我以为,中国亦无“革命”的希望和可能。“革命”需要有组织、有纲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型的政治反对力量,因为其在萌芽期间就都被扼杀、扑灭了。

当今中国社会无信仰、无规则、无道德,“厚黑”盛行,不仅政府如此,精英如此,民间亦如此。“宪政”乃规矩。中国人民已经流民化了,既无宪政之观念,亦无宪政之要求,凡“规矩”都是为别人的。遇有时机,他们内心的不平、愤恨便将转为盲目的暴力。因此,中国不会有“人民革命”,而将是“人民暴乱”。

中共蛮横地扼杀了中国的良知和健康力量,但却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其统治,因为其制度本身违背人性,不可抑制的腐败即是明证。习新政大力反腐,就是因为其看到腐败最终将瓦解中共政权及制度。

毛后,党内外良知本期望中国能和平转型,但最终遭致扼杀。至“红二代”执政,政治上反比江、胡时代更倒退,目的是挽救红色江山。

至此,中国前路已绝,唯等自然崩溃。

人类的历史是,当人世道义法则不能彰显,那么自然法则就将出场。

而自然法则以万物为刍狗,黑暗、浩大、浑然。这一场大崩溃大灾难,于中国无可避免,中共政权及制度将由此灭亡。只是,其即使灭亡也要同时将中国弃于毁灭。

2015秋-2016春于伊萨卡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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