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命运·十四章》
其三、质朴、本分、忍耐的俄罗斯人民
前苏联之瓦解，归根结蒂取决于其人民对极权制度与苏共政权的普遍不满和厌恶，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也抛弃了其制度和意识形态。
国家、制度、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之存在，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认同，由此才能建立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人与人间的信约，才能搭成共生之默契。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是讲民对国家的认同性。当然，国家、政权、制度均可依靠武力强制建立，但是如果其不能取得民之认同，最终也将完结。靠暴力维持的国家，人们生活早强制与威胁之下，不得不顺从，而国家一旦遇到危机，或发生政权纷争，或统治力量衰弱，人民就会乘机“造反”。反之，如果国家、政权、制度得到人民的认同，那么当其遇到困难或危机，人民则会帮助其度过难关。
当下，国人对于中共、中共政权及其极权制度的厌恶程度远远超过当初苏联人民对其“党”、政权、制度的厌恶。如果中共统治明天崩溃，那么国人将会是普天同庆。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及其制度必将完结，问题所在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结局是什么？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为什么苏联可以和平地完成国家体制的转型，而中国却没有和平转型只可能。其间，人民的因素是什么？
苏联和平变革，归根结底得救于俄罗斯人民，是他们的本分、忍耐、持守道德、对俄罗斯的忠诚挽救了俄国。前苏联尽管实行极权统治，但是有几条底线没有逾越，一是爱国主义传统；二是以普希金经典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三是民间传统的俄罗斯道德观念；四是，斯大林之后，苏联的人道主义精神。
斯大林的统治尽管残暴，但是也没有低劣到毛的地步，其将残酷的政治斗争限制在国家层面——克洛勃控制，而没有将残酷的政治斗争推散到人民之间，群众都群众。斯大林没有断绝俄罗斯的文化和道德传统，在政治范畴之外，民间保有善恶好坏的基本道德。苏联虽然瓦解了，共产意识破产，但是俄罗斯的精神还在，传统道德还在，加之俄罗斯人民的质朴及传统的忍耐性，致使俄罗斯在政府瘫痪、经济崩溃、国家解体的状况下，人民没有“造反”，社会未发生动乱，而能维持社会和生活的基本秩序。俄罗斯由此得以度过危机，俄罗斯人民拯救了俄罗斯。
1991年秋，我途径俄国，正赶上经济崩溃的危机。莫斯科空荡荡的商店，为买点可怜的食物，俄国百姓可以站几个小时的队，见不到有人插队。众多退休老人一生的积蓄，瞬间贬为废纸。车站前，可怜的老人们，为换面包，默默地站成一排，有的卖一支钢笔，有的卖一块肥皂……。汽车上，青年人见到老人，仍然站起来让座儿；有不让座的青年，从旁便有人站出来批评。本分、平和、忍耐、秩序，这是当时大多俄国人的状况。当时，我的直觉是，如果这场危机发生在中国，就将发生大规模暴乱。
赫鲁晓夫之后，苏联虽然仍是极权制度，但不再搞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人们没有自由，但是社会温和、稳定，生活、教育、医疗均有基本保障，如果不触及政治，人也是有安全保障的。这些也都是俄罗斯人保有平和、稳定之心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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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国作为一个自然农业国家，乡村社会是其基础，而中国的乡村社会一向很稳固，如果不受饥荒和战乱的直接冲击，即使国家崩溃，改朝换代，中国的乡村也依然如故。稳固的乡村社会中国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的根基。中国乡村之稳固的原因在于：1、自然农业经济。土地私有，农民依附土地。如无战乱和饥荒的冲击，农民世世代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2、宗族自治社会。同村落的人，同姓氏，崇拜同一祖先，为一宗族。血缘上的联系，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紧密，不易解体。3、儒家伦理，包括道德、礼仪、秩序。其奠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文明秩序。
辛亥革命可谓是翻天覆地，但是对中国农村影响不大，“未庄还是未庄”、“赵老太爷还是赵老太爷”，男人们只是被迫剪了辫子。对此，鲁迅持批评态度，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非常好。国家变、朝代变乃至制度变，没了皇帝，但广大农村社会依然如故。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经济落后，农民大多没文化，但是在中国乡村的宗族社会及儒家伦理秩序中，以及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中国农民质朴本分，知仁守礼，重道德。鲁迅是刻薄的人，但他笔下的农民多老实巴交，即使是“反面人物”鲁四爷、赵老太爷也没坏到哪里去。鲁迅写了“阿Q”，但是“阿Q”不是农民，而是游民。游民确实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有传统的，比如《水浒》中的牛二，他们中的大人物则是陈胜、刘邦、张献忠、洪秀全……。鲁迅批判辛亥革命，不让“阿Q”参加革命，作为“反叛”作家，他可以这样理解；而中共革命则恰恰是鼓动“阿Q”革命，中共革命本质上即“阿Q”革命——流民革命，中共政权即“阿Q”政权。1949年后，毛的持续折腾即“阿Q”坐了天下。
中共为在内战中，征集兵员和物资，自1946年发动土改，并持续到1951年。土改从四个方面摧毁了中国乡村社会。1、消灭乡绅阶级。乡绅是中国农村的支柱，领导者、组织者，其代表乡村文明的秩序、伦理和价值。消灭了乡绅阶级就消灭了乡村文明。土改中，中共主要是依靠痞子——阿Q，并依靠他们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痞子取代乡绅成为乡村的领导者。2、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之本。土改，中共以暴力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与穷人。这从根本上摧毁了土地私有制。既然，“党”可以从地主手中抢得土地，那么也同样可以将分给穷人的土地再抢回来。1956年所谓合作化运动，就是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归公。3、消灭了中国农村自治社会。中国自古官不下县，农村社会自治。自土改，中共在农村设立基层政权——“党支部”，按照党的纲领、政策、意识形态统治每一村落，最直接的功能就是“收公粮”——无偿掠夺农民的物产。4、中断了儒家伦理道德。“党”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的仁义道德。土改从根儿上中断了中国传统道德，而共产意识本质上是底层流民意识：打、抢、分，要什么有什么。5、农民转变为农奴。自古，中国农民的地位低于“士”，而高于兵，也高于商，为国之本。按照西方的价值，他们是独立的自由民。而经过土改，在经过合作化，中共农民沦为国家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自身权利、不得迁徙、物产归公。
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80%的人口尚是农民。土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民族，将自立之农民改变为农奴，80年代后，数亿农民外出打工，既不能再城市落户，又不能回农村谋生，成为现代流民。当下，中国庞大的流民人口，备下了未来可能爆炸的火药。中国一旦崩溃，经济瘫痪，他们随之就失去生计，由此混乱将衍成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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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的极权统治不同，毛不断发动群众运动。由而毛残酷的“斗争”政治，不仅限于国家机器的严酷统治，而且漫延到人民之中，群众与群众彼此羞辱、仇恨、斗争，乃至直接的暴力；人人受迫害，人人迫害他人。此深深毒害了人民，塑造了其猜忌、恐惧、敌视、虐待之心理。我们需要看到，经过毛时代，中国人的心理很是扭曲，以致成为民族的性格。
苏联变革前，其人民没有经历过类似中国的“六四”镇压，也没有经历过权贵经济。
“八九”运动的质点是国人反抗中共政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经过十年的自由思想启蒙，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浩大民众运动。这本是中国民众爱国热情、自由精神、公义道德的复兴，然而遭到当局的“六四”血腥镇压。对于中共统治，这场镇压很是有效，从精英阶级来说，被灭了“出头鸟”，整体上被屈服，被收买，入伙谋求自身利益。从民众来说，则是再无国家、社会、希望、道义之念，加之生计愈发艰难，更是一切皆不可信，唯求生求财。中国复兴文明之精神、道义的期望和努力由此破灭，社会转入丛林原则。
邓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其前提是不动摇中共极权统治。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的权力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者利用权力将国家资产转为个人资产，同时也将权力出租，进行权钱交易；而商人、企业主也需贿赂官员，或拿到“批文”，或得到特殊“照顾”。
“改革”初始，农民、小商小贩可以靠给自己的勤劳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勤劳致富”已为天方夜谭，权贵们的财富以天文数字膨胀，而底层民众被剥削被掠夺。比如，90年代的国有企业转型，权商勾结里外勾结，权贵以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资产，而数千万工人则被“下岗”。再有全国普遍性的征地与拆迁，政府强制性征地、拆迁，然后高价出让给开发商，政府得利、官商得利，而农民和住民则成被掠夺者。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异最为悬殊的国家，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少数权贵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取如此巨额的财富，多得于非法掠夺。在任何正常国家均有贫富差异，可怕的是权贵们的财富来于公然的掠夺，而多数民众则公然地被掠夺，而人们对之都清楚，却无可奈何，只能将之作为愤怒、仇恨掩藏于内心。
由于是极权体制，司法不独立，法律无保障，社会无此从建立公义价值，底层民众不仅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他们遭到侵害，亦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只能吞下冤屈。当今，中国发生的许多报复性恶性事件，都是由于当事人收到侵害而得不到公正解决，最终是盲目报复社会，祸及无辜。在丛林原则支配下，公然地欺压、掠夺、诈骗、造假成为日常生存状态，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广大底层民众。虽然，这是少数极端事例，而多数人默默吞下他们的冤屈，但这将在其内心积蓄怨恨、敌视，当遇到时机，就将演为喷发的暴力。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经过中共革命、文革、权贵掠夺的“洗礼”，中国的百姓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本分人，他们本身已被流民化，蓄积下极大的愤恨和暴力。中国社会一旦发生动荡，他们绝不会像俄国民众那样忍耐、持守道德、热爱国家，而是适机踹上一脚，释放仇恨和暴力。可以设想，如果当下中国处于冷兵器时代，或者热兵器早期——如晚清或民国初年，中国的民间起事早即不知发生多少次了。中共当今的统治全然得益于国家暴力的现代化，国家暴力与民间反抗力量不成比例。但是，当国家一旦发生危机，高层政权一旦动摇，民间蓄积已久的暴力将如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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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看出中国没有和平转型实现宪政的希望和可能。
没有和平转型的希望，于是有些人便寄希望于“人民革命”，但是我以为，中国亦无“革命”的希望和可能。“革命”需要有组织、有纲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型的政治反对力量，因为其在萌芽期间就都被扼杀、扑灭了。
当今中国社会无信仰、无规则、无道德，“厚黑”盛行，不仅政府如此，精英如此，民间亦如此。“宪政”乃规矩。中国人民已经流民化了，既无宪政之观念，亦无宪政之要求，凡“规矩”都是为别人的。遇有时机，他们内心的不平、愤恨便将转为盲目的暴力。因此，中国不会有“人民革命”，而将是“人民暴乱”。
中共蛮横地扼杀了中国的良知和健康力量，但却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其统治，因为其制度本身违背人性，不可抑制的腐败即是明证。习新政大力反腐，就是因为其看到腐败最终将瓦解中共政权及制度。
毛后，党内外良知本期望中国能和平转型，但最终遭致扼杀。至“红二代”执政，政治上反比江、胡时代更倒退，目的是挽救红色江山。
至此，中国前路已绝，唯等自然崩溃。
人类的历史是，当人世道义法则不能彰显，那么自然法则就将出场。
而自然法则以万物为刍狗，黑暗、浩大、浑然。这一场大崩溃大灾难，于中国无可避免，中共政权及制度将由此灭亡。只是，其即使灭亡也要同时将中国弃于毁灭。
2015秋-2016春于伊萨卡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