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报道“我爸是李刚”而被《成都商报》辞退的资深调查记者殷雨声，他这几年被警察抓捕过、挨过打、被砸过饭碗、被房东驱赶；而作为有态度的媒体人，在今年的半年时间内，他竟两次被警方抓捕。后一次，他作为仍然轰动着的郑州“公祭六四十君子案”之一份子，先后被大连与洛阳两地看守所关押了二十九天，目前，他虽已获释，但却处在极不自由的取保候审状态中。
有着“八九一代”人生背景的殷雨声，戴着无形的镣铐，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访谈约请。
两次被捕与两个看守所之经历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仅今年的五月十三日与六月二十一日，你就两次被神勇的人民警察所擒获，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次因何缘故被抓捕的经历。
殷雨声（以下简称殷）：先说第一次的经历吧。当时，浙江省余杭发生了因兴建大型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据说有四万人，我正在调查採访。至少有三万人参与，民众与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那天，正好杭州的几个朋友请吃饭，本地朋友瞭解情况，和他们见面，我可瞭解到一些关於垃圾焚烧厂的背景情况，於是就去了。结果，我就和刘军宁等四人被警察擒获了，最后很快被赶出杭州。原因……我估计是杭州当局对这个群体性事件感到很敏感，害怕我们这些人和当地一些敏感人士聚集在一起，会弄出什么事儿来，对官方不利。所以，就希望把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他们不喜欢的人赶走。
戈：六月份的这次呢？
殷：这次被抓，他们明确告诉我说：“因为你参加了二月二号在滑县举办的公祭六四死难者和胡耀邦、赵紫阳活动的事件。”我是在北京飞往大连的飞机刚落地时被警察「擒获」的。然后，把我在大连看守所关押了十天。河南警方把我押回郑州后（因为是郑州二里岗派出所办的案），他们把我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转到了洛阳看守所，一共被关押十九天。后来警察告诉我，我被取保候审了。
戈：从在大连机场被捕到从洛阳看守所被释放，你合计度过了二十九天的囚徒生活，你有何人生体验？
殷：这二十九天对我来说，比较好玩儿。这次住了两个看守所，感触很多，将来，我会把在里面的情况写个东西。以前，看守所对我来说，是个恐怖与神秘的地方。一句话说，大连看守所管理得更规范一点，洛阳看守所管理相对要松一些。所以，在大连的日子更难熬。两个看守所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狱警都安排牢头狱霸来管理监室，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来威胁像我这样情况进来的人遵守他们的规矩。看守所要求在押人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必须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大通铺上，所以比较受苦。放风时间不那么固定，一周有三到四次吧，我在大连看守所呆了十天，一共放了四次到五次风。在洛阳看守所因为管理得松一些，盘腿打坐屁股坐得疼嘛，所以就会用手在铺板上撑一下，但不会像大连那样，马上就遭到牢头狱霸的呵斥和苛责，相对来说，受的苦就少一些。
戈：牢头狱霸没“修理”过你吧？
殷：对我来说，一直没挨打，但威胁要打我的各种情况，在大连和洛阳倒都有过几次。总体来说，牢头狱霸打人我看到了，但打得不像想象的那么厉害，看守所没我从小到大想像得那么恐怖。
纪念六四是我的一个心结
戈：据我所知，一九八九年正在读大学的你，就参加了天安门运动，这一人生经历，是否是驱使你参与今年正月初三滑县赵紫阳故居公祭六四联署活动的因由？而这次活动又导致了你最近一次的被捕，你后悔吗？
殷：八九年，我参加了六四学运，这肯定是我今年正月初三去滑县参与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一个心结。至於参与了后被捕，后悔不后悔？我觉得无所谓。这样的事，我知道了，就得去参与。作为一个记者，亲临现场是我的愿望，是我的职业要求，你抓我也要去，不抓我也要去，没啥后悔不后悔的。
戈：你大学时念的是计算机专业，哪一年因何故导致你钻进记者这一行当里来的？
殷：对！我是二○○四年加入记者行当的。这里有个大背景，我是九四年接触互联网的，上网后，我喜欢泡一些论坛。那时泡论坛的各行各业对媒体感兴趣的人，或者说喜欢发帖发稿发表意见的人，也就是说和媒体不靠边的人，纷纷加入了媒体，我是这一浪潮的最后一拨儿，按我的话说，江湖人干媒体，或者说江湖人做媒体人，这是互联网的一个小浪潮吧。
戈：在你东闯西跑的记者生涯中，哪些重大事件让你感受到过职业荣誉？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爸是李刚」事件。
殷：作为个人来讲，在一些特别的、典型的事件的现场中，像零八年汶川地震这样的事件，突破各种困难，赶到现场，达到隔离现场的那种状态，是我感到最荣耀的。至於“我爸是李刚”，其实并不是我最早发佈的，只不过当时我是被《成都商报》以这样的原因辞退，所以被大家以为和我关系比较重大吧。
其它事件，比如盲人律师陈光诚跑到美国大使馆之后，我突破重重障碍混进了东师古村他的家中，对他的哥哥及其他人进行採访，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克服重重困难，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戈：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你不止一次辞职与被辞职，能在这里把你先后服务过的新闻机构，以及后来又因何故而一一离开它们的事儿抖落一番吗？
殷：以前，在党的体制内的市场化媒体《东方早报》、《成都商报》干，被辞职后，就给香港的一些媒体，比如《阳光时务》、《凤凰周刊》写一些稿。离开的原因各种各样，除了在《成都商报》的时候，表面上“我爸是李刚”事件是我被辞退的原因，其它的则是媒体倒闭或发展没意思了，收入太低等等……各种不同原因。
当记者之后，现场感的追求对我诱惑更大一些，比如原来在体制内媒体时，明知道写不了稿，我也喜欢在现场做，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可以不发表，但我却可以记下来转型中国的许多特殊节点嘛，我喜欢在这儿。我得把它们记下来。
共产党会倒台，而且会很快
戈：请回顾一下二○一○年你在担任《成都商报》驻京记者的经历。
殷：也不至於祸害党国吧？比如，警察审我时问：“你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真懒得反对你们共产党，共产党倒台，是必然的，而且可能会很快。我就喜欢在你们党倒台这样的重大事件过程中，能站在第一排看热闹。”我个人还真不是刻意去“祸害”党。
戈：你的确干过不少“祸害”党国的事情，你能否认掉吗？
殷：当然，比如像当年参加香山纪念六四的会议，当年在北京围观派出所（倪玉兰律师被抓捕事件），围观黑监狱呀，围观盲人律师陈光诚等等，许多党国认为不应当去的地方，我都去了。这样的“祸害”事儿比较多，要说的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比如说，更早的二○○四年，爱国愤青围攻日本大使馆，我就站在第一排，当然我不砸，我拿了个相机在一边拍，记录历史嘛。这样的事儿，开心。你们砸你们的，我拍我的。要我砸日本大使馆，我肯定不会。
戈：二○一○年，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的脸上“扔五毛”，是你的“犯意”吧？
殷：不是我！……我从来都是看热闹的，照片是我拍的，事件是莫之许策划的，我拍照主要是记录历史嘛。这个事件和二○○四年我围观五毛砸日本大使馆一样，我感觉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扔五毛”这个事件，我的认同度更高。
戈：艾未未曾专门为你拍摄过一部纪录短片，记录的是你的一次什么经历？
殷：艾未未拍的那个片子，是记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去现场看热闹、参加互动而被警察盯上，然后被抓进派出所被警察揍了一顿这件事儿。其实，一年前，我就说过晓波肯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很多人不信。后来我对刘霞说：晓波获坐十一年牢很亏，但一个诺奖安慰你，算是一个补偿吧。
戈：余世存大侠看了你记录这次被警察暴力殴打经历的《莫名其妙被打记》后，曾讚不绝口地为你写过一篇《记殷雨声的莫名其妙被打》，你看过吗？
殷：是吗？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呢。
闲话“郑州十君子”与周永康
戈：我有，到时给你就是。目前，与你同案被捕的“十君子”（注：此案实际被抓捕者有十二人）中还有九位仍在狱中，其中多人是你的好友，是吗？
殷：是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郑州警方抓常律师这个事，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得知他也参加了公祭联署，但签名，并不应构成抓人的理由，所以，怎么靠都靠不上。至於贾灵敏老师被抓，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她既没去公祭现场，甚至连签名都没参加，警方显然是想通过办这个案子，把她这根郑州当局长期以来的眼中钉给借机除掉。河南警方成立“二、二专案组”，花了那么多钱，不抓几个、判几个，他们面子挂不住，也下不了台。
戈：一个叫孙礼的媒体人在他的微博上说你“是今天只要能糊口依然愿意做调查记者的极少数异类”。还说担心你的“过激会连累供职单位”。他说的准确吗？
殷：想不起这人是谁了，他这句话不太准确！怎么糊口？……这个概念太大；当然，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做调查记者的。但条件好一些，收入高一些，生活得好一些，我还是更愿意的。
戈：我从推上看到一幅照片，你刚从看守所的大门出来，就直接杀到郑州第三看守所的大门前，乐呵呵地为那些“十君子声援团”的成员送西瓜去了，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让警方随时又把你弄进去的吗？
殷：我从看守所出来到三看声援现场给大家送西瓜，这是一种道义的使然。我能出来，是和现场的那些朋友，还有网上的一些朋友，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帮我呼籲，给警察施加压力密不可分的。我在看守所里对警察说过了，他们的领导其实比我在里面还难受呢，比我还不好处理我自己，所以，我在里面还是比较安心的。
戈：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职业记者，你如何看待官方公佈周永康问题的报道？周永康的问题被公佈，将对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
殷：靠！这都扯呀？哈哈哈……要说……在上一届的常委中，周永康是对党国和维稳体制贡献最大，也是真正为党国出力干活儿的；周贪不贪是一回事，至少人家干活儿了，其他几个常委，各自为政，集体分赃，都在混饭吃。另外几个人贪不贪？未必不会比周更差。今天，从党国的角度来说，这样收拾周永康，是为了救党，但是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至於对党国的统治理念、统治方法、对中国转型的时间，他们这么操作，有一定的关系，但影响不大。
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