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郑也夫,郭冠华/采

摘要

政治杀熟早已为经济上的杀熟扫除了心理障碍。与胡风和反右运动中的杀熟相比,传销中的杀熟只是一场小游戏。
  
编者按:一句笨拙却因为统治者长期灌输、已被多数被统治者接受的话语是:“历史选择了我”。曼海姆在其逃离纳粹德国之前,在写作的《知识阶层:他过去和现在的角色》中说:“当历史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它就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占据了造物主上帝腾出来的空位。”

长期以来,历史被认为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符合“历史规律”的人才会被历史拣选。可在刚刚出版的《文明是副产品》里,郑也夫提供了另一种声音。不同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虚无主义”,郑也夫梳理了生物学和文史哲等资料,对人类文明起源做出了新的阐释。

“文革”是很多50后作家、艺术家、学者的精神母本。经历过学业中断、上山下乡、返城求学,郑也夫将青年时期的怀疑主义精神保留了下来:“在启蒙未完成的时代或社会中,历史的选择,是标榜其权力合法性的绝妙说辞。”

嘉宾介绍: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生于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离校赴北大荒,1979年-1982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1985-1986年在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先后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著有《吾国教育病理》、《代价论》、《信任论》、《走出囚徒困境》、《文明是副产品》等。

本文由搜狐文化郭冠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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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夫一妻制,人类之间不可能有深度合作

郭冠华:在新书《文明是副产品》里,你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牛和人,谁是谁的奴仆?人类与动植物在相互驯化中,不知不觉改变了彼此的初衷。人类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如何将自己异化?

郑也夫: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者的目标和手段,塑造了彼此的心理和性情。人类在驯化动植物的时候,其实双方都产生了剧变。

我留学美国时曾造访一个家庭农场,叔侄二人的最终产品是牛奶。他们种植和收获玉米及青饲料,每日喂牛和挤奶,还要配种和繁殖下一代奶牛。他们过得充实惬意,收入高于工人。但他们对我说:只有一桩事情不好,就是不能外出, 不能旅行,因为每日牛要产奶。他们是牛的主人,也是牛的仆人。牛被他们圈养,牛无需绳索围墙也捆绑住他们。

一方驯化或控制了另一方,形势似乎是强势一方的目的和意愿所造就的,其实不然。驯化者拥有的目的、意愿是被驯化者允许他们拥有的目的和意愿,是被互动塑造了的目的和意愿。

一方面,人类驯化了野生的麦子和稻子,削弱了其晚熟、倒伏、果实皮厚的品性,它们服帖地遵从人类的意愿。小麦、水稻、玉米,我们驯化了他们,现在人类要离开这三种作物就不能活了,那么这三种作物离得开人吗?别的作物没人收,它们的果实可以自然落地,循环生长,可小麦不会,小麦的品性被人类改变了。

人类最大变化就是变得非常勤劳了。驯化是互动的,人类驯化了作物,作物也驯化了人。作物失去了野性,人类也失去了野性:不再做身无长物、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以前跟动物一样,极为自由散漫。说到勤劳,这里有一个被动和主动之分了,刚开始肯定是被动的,但到了后来,不是人类的生存节奏决定作物的生存节奏,而是作物的生存节奏决定了人类的生存节奏。春播、夏锄、秋收、冬藏,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作物的时令。因为农业加入之后,懒和勤的收获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人类逐步有了道德观念,“勤奋是美德”等等,人类的品性改变了,也开始说教了。

郭冠华:一夫一妻确立之后,性资源的分配也不可能均等,现代社会权力和金钱比武器要厉害,人们是否重归狩猎场?

郑也夫:在书里我试图做一个很大胆的猜想,一夫一妻制是怎么来的?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他们有些是多偶制,多偶制就是首领把异性基本垄断了,别的雄性染指不了。人类怎么出现一夫一妻制呢,这是弱者反抗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说,也没有充分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只能说人类这个物种以一夫一妻制的分配方式为主体,还有少数人实行一夫多妻制。不过我认为并没有详细统计的样本,来描绘全世界当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比例,还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没有婚配,那就能把古代的面貌呈现出来了。当然现在我可以有信心地说,主体是一夫一妻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主体具体是什么样的?微观上并不清楚。

现在法律上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这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利,没有说有责任给你一个配偶。每个男性拥有的性资源是不等的。古代的时候人类也没有实行充分的一夫一妻制,到了现在只是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现实生活要比古代更热闹。古代社会是静止的,通奸容易被发现,代价也很高,而现在社会是高度流动的,这样就给大家制造了更多机会。

像狩猎场一样,这是大家脑海里的感性认识,我们首先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把现状勾画出来。性是探讨平等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但是考察起来太难。这件事情都尚且没有做得非常纯粹,我们想要在此基础上评论就更不严谨了。

郭冠华:农业带来了阶级的产生,也带来了长久的辛劳,这是人类在最初选择农业定居时无法想象的。如果文明是副产品,我们今后是不是要非常小心对待每一样发明和选择?

郑也夫:人类选择农业,后来带来很大的辛劳,这个词可以姑且这么用。当你这么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那时候选择自由度也不是太大。你说今后是不是要非常慎重,先不要说今后,面临选择往往当事人自由度不算太大。比如二战时候打得很激烈,面对轴心国殊死抵抗,一些科学家说可以造出一种新的武器,杀伤力非常大,这种武器叫原子弹。你说造不造?你不知道德国人有什么新武器出台,而且德国人也在摸索,只不过德国人摸索的步伐比美国人要慢很多。

原子弹是很恐怖的东西,当年美国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当年你选择自由度也不是太大。如果德国造出来那又将怎么样呢?确实有选择自由,罗斯福不签单的话就不会造,但是罗斯福压力也很大,造出原子弹有利于战争结束。日本人很顽强,如果不投原子弹的话,美国士兵还要死几十万,美国总统会这么选择吗?

郭冠华: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推广会带来怎样完全与初衷南辕北辙的情况发生?可以大胆预测一下未来人类文明的转向。

郑也夫:我没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无法做出任何有分量的预测。我不愿意做一个算命的人,连自己都无法说服,怎么讲给别人听。给人都看不了命,怎么给历史看命呢?我写这本书,把几千年历史的轨迹重新梳理一遍就不错了,充其量当一把事后诸葛亮。事前预测?我有自知之明。

郭冠华:你在书里说,文明不是可以计划的,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决定的。这样的结论避开了历史决定论,是不是会掉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呢?

郑也夫:历史虚无主义认为这段历史没有意义,对现在活着的人没有贡献。我的书不是研究短时段的书,而且我不认为那段历史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一夫一妻制,人类之间不可能有深度合作。我只是对那段历史或者伟大文明的里程碑怎么产生,要做不同的解释。我一点有没有否定农业的伟大作用,我们就是顺着农业的轨迹踏上文明之路的。我只是说这条路的由来,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人类不是为了富足而开始种地的。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博弈推动着社会进步

郭冠华:人性中有利己与利他的因素,可否理解为,文明是人性博弈的副产品?

郑也夫:在利己和利他的权衡中,大家都在为别人提供服务而自己有红利。妥协是一个方面,首先还得把自己调试到一个点上。

人类这个物种选择了群体生存的方式,不是单打独斗,大家合作居多。比如你今天去找猎物收获多,允许别人跟你分食,那么你没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有人搭救。我们过去老提倡“大公无私”,那是胡说,你不可能完全没了利己。

但是另一方面,群体当中你不能极端利己,极端利己就没人跟你合作了。我们为了维持群体生活的和谐,平衡利己和利他,还要建设一些好的制度,这个过程中逐渐向文明迈进了。

所以,在利己利他当中,一定要调试出一个点来。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好的面包师,他做面包是为了利他吗?不是为了利他,那为什么把面包做的这么好呢?只有他做得好了别人才会买,他因为为别人服务面包、生意非常好,所以才赚了更多的钱。他提高手艺,从本质上来讲是利己的。你抢银行的话,有人会把你关起来,你好好做面包的话,你可以很安全地挣很多钱。所以我选择做面包,动机是利己的,但是社会制度让我通过帮助别人,给别人提供面包来利己,这样化解了利己和利他的冲突。

郭冠华:在人类社会中,有没有双方博弈产生恶性结果的极端案例?

郑也夫:博弈当中出现的恶果比比皆是。用学术的说法,博弈有两种,一种是非零和博弈一种是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就是我们一起合作,分红的时候我拿小头,你拿大头,那我为什么跟你合作呢?那是因为如果单干的话我收获连合作拿的小头都赶不上。你的能力强、投资多,你拿大头我也接受。两人在一起努力把饼烙大,每个人都比单独干更合适。

零和博弈是“非合作博弈”,我的收获就是你的丧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 因而双方都想尽一切办法以实现“损人利己”。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

零和博弈在人类历史上那是屡见不鲜,主要体现就是战争。军备竞赛中的双方肯定有各自的目标和方案。身处持久抗衡、取胜无望之中,他们未必不想削减军费,乃至享受和平的红利。就是说,正在实施的增加军费的方案,与其说是他们的主观意愿,毋宁说是“囚徒困境”式的互动所致。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

即便其中一方的首领是战争狂人,其心态未必不是长期恶性互动的结果。双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非但远离各自的初衷,而且超出各方预料。历史上军备竞赛的负面效益历历在目,其未来的续存更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

郭冠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哪些文化变异?

郑也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博弈推动着社会进步,推动着权利意识的提升和实现。最基础权利是找到配偶的权利,现在一夫一妻制,这是男性之间妥协的结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是世界宪政民主发源地,开始国王向商人收税,因为他们手里最有钱。于是这些商人说,收税是可以的,我不交也不行,但我交了税应该得有一定发言权吧。他们强烈要求自己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要不然就会抗议。抗议不光是嘴说,在交税上会打折扣,不可能这么服服帖帖交税。经过这样的博弈,最后国王让步,整个社会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纳税人至少不能没有发言权。这样慢慢推进,打破了王权的专制。

政治杀熟早已为经济上的杀熟扫除了心理障碍

郭冠华:传统社会结构是以熟人的社区为基本单元,其信任也是熟人中的人际信任。熟人社会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感,为什么中国人还老爱“窝里斗”?

郑也夫: 首先,按人们习惯来说不敢跟生人建立合作关系,不信任不踏实,所以大家和熟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也容易摩擦生事。第二就是达尔文的学说,生存竞争有两种,种间竞争和种内竞争。

不是有个笑话说,狮子来了,我不用跑得比狮子快,只要比你快就行了。内部竞争比外部竞争更残酷。比如说,狮子吃羚羊只是间歇的,而羚羊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无时不在的。天敌来了要竞争,分食物有矛盾,每天休息时候找一个好地方都有竞争。

动物学家劳伦斯做过一个实验,水池子里养的鱼互相咬,比如咬了一百次,同种鱼之间相咬是85%,一种鱼相咬15%,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同种鱼抢同一种资源。再比如蓖麻和向日葵,向日葵之间的竞争更激烈。向日葵跟蓖麻需要的资源不完全一样,向日葵跟向日葵需要的资源是完全一样的。内部竞争一定会更激烈。

郭冠华:同样是为了获取信任,西方人选择法律契约,中国人选择拉拢关系。可如今的中国,朋友圈卖假货,骗邻居集资,包括资源配置竞争中的排挤倾轧,信任的瓦解体现在“杀熟”。杀熟是人的本能吗?

郑也夫:杀熟分几个层次来说,首先动物很少杀同类。动物学家考察,狼的牙齿撕咬起来很凶残,正是因为凶残所以在内部很少使用。因为使用起来太惨烈,所以他有非常好的自控能力,极少对同类。电视里公牛之间的打斗是仪式性的,通常希望把对方吓跑。弱的跑了,强的不欺负弱的,不往死了打。

可人的生殖能力太强了,地面有限没处可退,往哪退去,就这么一块地。这还不是杀熟,这首先是杀同类,人类大规模屠杀同类。经过种种的社会颠簸,人没有底限了,没有道德底线谁都可以杀,他又没有能力杀生人,只好杀熟。过去杀熟并不容易,对朋友对邻居不可以下手的,后来因为洗脑运动、互相揭发,原本的仁义道德沦丧了,大家为了自保只能从熟人下手。揭发熟人就要突破道德底线,什么事都怕冲破底线,能冲破一次就有第二次。

郭冠华:你在书中提到,“单位”是“不信任的温床”,知识分子因此失去了流动的自由和择业的机会,也因此失去了独立性。

郑也夫:共产党掌权以后,城里所有机构都叫做“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都有一个所属单位。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多自由职业者,1949年后,消除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每个人都要吃政府的饭,没有择业机会。饭碗要是砸了就没处吃饭,社会上没有流动职业,没有经济自由,你还有什么言论自由?

单位解决你的一切事情,发放年货、孩子上学、解决住房,你的福利全在单位解决。房子需要单位分配是当年单位成员间的主要矛盾。单位里的一把手很害怕分房,这是费力不讨好、一定会得罪人的事情。

单位制导致了整个熟人社会间的不睦。房源的分配不公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单位制没有别的创收办法,只有一张“大饼”需要众人分割,所以大家只能“窝里斗”。人类社会的组织历史是自下而上的,其凝聚力来自成员间的亲和与信任。这种亲和与信任,要么来自血缘、地缘,要么出于芸芸众生间自愿的结合互惠。单位制同时向这两种组织结构挑战,它以党派超越亲缘,以计划取代市场,前所未有地在社会基层造就了怨恨与不信任。

郭冠华:“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社会生活大规模“杀熟”的先河,那一段时间人人自危。杀熟的败坏人心之处,体现在对整个信任体系的摧毁?

郑也夫:是毁灭性的打击。说“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社会生活大规模“杀熟”的先河,三十余年运动中的每一个冤案,几乎都有“杀熟”在发挥作用。原来我们每个人遵循的生活方式是“视远近亲疏有别”,我们对待朋友非常温情,“政治揭发”把熟人关系彻底破坏了,熟人反而成为仇人,那这社会还有什么好呢?因为信任的消失,给社会带来最大的负效应是“不好合作”,提防心很重。

政治运动往往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运动的表现有两个方面,自我批评是否深刻,揭发批判他人是否主动。揭发他人既可以掩盖和转移人们对自己问题的注意,又可谋求政治上的升迁。以不实之词损熟人利自己,绝对属于“杀熟”。我们当然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我们相比缺少信仰的、唯物主义的民族,但要不经这一次洗脑运动、反右运动、单位制,人们之间的信任要比之后强很多。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我们政治运动摧毁的。

郭冠华:在低信用度的中国社会,熟人间的经济诈骗越来越多,人际间的信任危机该怎么解决?

郑也夫:政治杀熟早已为经济上的杀熟扫除了心理障碍。与胡风和反右运动中的杀熟相比,传销中的杀熟只是一场小游戏。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以及内化到个人心中对杀熟的谴责性压力,更大为衰减。始造杀熟之时,需要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高超的催眠术;再造杀熟之时,只要一点经济驱动力就够了。

我们社会中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人格信任。只能等待漫长的休养、生息、复苏,所以我说过信任的恢复以代为计算单位,我们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慢慢复苏信任。

我们处在一个“政治正确”压力很大的社会

郭冠华:1966年,你在北京八中读书,后来“上山下乡”你去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的磨砺对一个敏锐的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一直反复思考的是什么?

郑也夫: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为什么平白无故就把我扔到黑龙江了,怎么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呢?年轻人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可我觉得这种希望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好一点工种也不让我干,比如说开拖拉机,这种选择我都没有,所以觉得非常苦闷。

党告诉大家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可我观察到的却完全不是这样。不能搞私营经济,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我觉得很荒诞,老百姓私下里对此也不满。为什么家里不可以多养几只鸡,为什么不能养猪?老百姓虽然不懂理论,但他们出于朴素的利益考虑,也会对现有的政策发牢骚。

我凡事爱问个“为什么”,想找到一个好的答案。党已经给了我很多答案,把它记住就是了,可我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很驯服的知识青年可能会跟随时代的意志,但我不行。我经常思考并且碰壁,常在脑子里跟自己争论,在挣扎当中度过了青年时代。

郭冠华:文革中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选择远离政治,他们认为“政治无信用”。这对文革后的中国有什么影响?

郑也夫:文革不是孤立的分水岭,文革之前事情其实就已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恶果。简单的说,一次庐山会议,一次反右,就将党内敢提不同意见和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言路都掐死了。

这些人有的肉体被消灭了,很多人被派去劳改,死掉大批人。现在看一些纪事文学,有很多劳改分子都是右派,他们的优秀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见识,而且在于他们的胆量。胆量是一种天赋,经过这两场运动,有胆量的人都被摧毁了,有些肉体消灭了,有些戴上帽子不能再说话了。再加上文革当中有无数场大小运动,将中国很多有胆量的人消灭或者变成二等公民。文革结束到今天,社会中的敢言者极少了,元气一时半会缓不过来。

郭冠华:威廉•詹姆斯的一本书《实用主义》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你找到答案了吗?

郑也夫:我不认为社会是有真理的,只能说眼下我的认识程度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要写《文明是副产品》,关于农业和雕版印刷的起源不是早已经有了答案吗?我现在心智成熟了,有了社会阅历,但我对一些流行的答案并不满足。

我是一个真正热爱智力生活的人,爱“找解释”。如果生病去医院,医生给我开了药,我一定要问为什么生病和药的原理,这样心里才能踏实。“找解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找不到一个铁板钉钉的答案,越问越深。我会把自己写的东西给相关领域的专家看,让他们挑毛病。作为怀疑主义者,我抛不了锚,我是没有答案的人。

郭冠华: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兼备乌托邦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目前中国社会这两者是否平衡?

郑也夫:平衡不平衡我倒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判断,但是我的另一个判断,两支力量人才上都比较匮乏,没有合格保守主义者,也没有够格的乌托邦主义者。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乌托邦主义者,你都要对理论有一个够分量的、系统、深刻的辩护。中华民族面临这么重大的选择,这两方面的思想家非常重要。只有这两方面都够水准,才能有比较深刻的争论,才能让大家少犯一点错误。有个别人不错,但是民族这么大体量,拥有的学者、思想家是不成比例的,不匹配的。

郭冠华:“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为无数人们创造了权力的幻觉,而真正在思想上有影响力的“领头羊”却并不多。中国的公知在获得“公共性”越多的同时,“智识”却越少了?

郑也夫:我们处在一个“政治正确”压力很大的社会,没有多少言路,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很多话语能不能说出来,主要考验的不是见识高低,主要考验的是胆量。能卖胆儿的人就先出来说话,他们不见得有太好的见识,说话不见得有水平,思想水准未必够。

郭冠华:如今,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服从于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和商业逻辑。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郑也夫:有些人是假公知,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商人,出卖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出于公心谈论事情。老想靠一些主流媒体、向党的声音靠拢,这简直是在傍大款。

公共知识分子是向社会提供言论、提供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了舆论,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共同组成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声音。他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还有的是乌托邦主义者,但他们拓宽了我们的选择,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多备选的方案。他们的评论构成全世界的舆论,由此来提升社会对这类事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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