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作者译稿 作者:费利克斯·伯恩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

对那些寻求有魅力的领袖统治的人来说,不知情的孩子就像等待被雕刻成理想的柏拉图形式的其他懒惰民众一样容易上当受骗。或者如墨索里尼所说,“一切都取决于像艺术家一样掌握群众。”自由教育提供的不过是陪衬,教师的“指导之手”仍然被掩盖了起来。

“谁更强大?是被称为独裁者的人还是招来另一个独裁者却不受惩罚的人?”

—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最坚定的盟友圣茹斯特(Saint-Just (Andress, 375)

在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依达(Andrzej Wajda)1983年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历史剧《丹东》(Danton)中,我们看到罗伯斯庇尔的巨大转变。他从代表启蒙理想的镇定果断、衣着得体的政治家堕落为宁愿杀死最亲密朋友(丹东)也要牢牢抓住权力不放手的超级自大狂。

但是,比主要情节令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刚开场时罗伯斯庇尔的儿子的若干镜头。孩子麻木地背诵罗伯斯庇尔“人权宣言”的革命原则,随后被母亲一巴掌狠狠地打到在地。与这位疯狂的革命领袖的古怪壮举相比,孩子在革命的定义瞬息万变以至于罗伯斯庇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时代接受时代精神的政治灌输的场景或许更加令人感到震撼。

丹东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暴力中被当作最能干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Frey, 62)。但是,更笼统地说,这部电影揭示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雄辩地提出的对卢梭式民主与极权主义关系的著名批评。要想展现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就必须以人民的(多数派的、统治者的)名义摧毁民意(个体的,少数派的)。教育是让人能最清晰地看到公意是如何被强加给无知民众的地方。瓦依达在呈现这一过程中的奇异风格时并没有退缩。

虽然罗伯斯庇尔的儿子在教育过程中存在令人担忧的病态,但他并没有将这个孩子刻画成一种俗套的形象,即在残酷的家长制下受折磨的笨拙、无辜、和柔顺的孩子。相反,这孩子冷漠、模糊、有些神秘色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话说话,也很少在母亲的掌掴下退缩。这就把电影从单纯批判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带了出来,进入到对卢梭自由教育源文本《爱弥儿》(Emile)的批判。众所周知,爱弥儿的老师声称要引导孩子走上正确的、自然的、纯洁的、不被污染的道路。但是每走一步,人们都看到他处于协商和促进具体道德教训的结果中,这些教训帮助将爱弥儿引入到一整套激烈竞争的、家长制的市场原则中。

爱弥儿的私人欲望最终消失在公共文明的偏爱中。但巧妙的是,从一开始,爱弥儿接受的教导是要培养原始的自我之爱(amour de soi)。只是在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自私才会受到批评并被超越。最后,他的欲望转向外面,转向世界,转向集体,转向公意。在通过他人的面纱(amour propre)爱自己时,他避开了邪恶,也采取了通向文明生活的必要步骤。与霍布斯的玩世不恭有所区别,卢梭认定内心的原始激情可以被引向还没有遭到腐化的情感,当然只是在碰巧有适当的领导人率领的情况下。在只有一个权威的树林中,很少有变量来干扰爱弥儿的性格发展。

当今从蒙台梭利(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女医师及教育家)到特许学校的自由教育都归功于卢梭的思想,他们几乎都反对把小孩捆绑在椅子上在鞭打下获取知识的方法。没有必要惩罚孩子,因为他出于对老师的热爱,天生就会自己做正确之事。师生之间相互认可会创造一种明确的身份认同,最后根本无需教育或操纵或协商,那是一种没有血腥的神圣教育。正确之事自然水到渠成。在卢梭的完美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平等。

卢梭的浪漫想象力看到平静的儿童生活的早期拥有原始的善良天性,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而丧失。批评自由教育落入这个陷阱很容易,我们看到爱弥儿曾经是纯洁和快乐的孩子,却被狂妄自大的父亲残酷地训练成为温顺的公民。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因为在此小说中,并没有需要拯救的“真”爱弥儿。但是,人们一定不能彻底转变,认定儿童从出生起就天生处于生物政治约束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儿童可能面临遭强奸、吸毒和汽水、被货币化等威胁),如果与宏观的国家政治相比,这个观点可能把所有对教育的分析变成徒劳的、多愁善感的、和琐屑的。改变国家的宏观经济将带给所有儿童无与伦比的自由,把他从家庭浪漫、竞争性产业和默认法中解放出来是一个海市蜃楼的神话,似乎诱惑了形形色色的激进左派如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Firestone)、埃德尔曼(Edelman)、福柯(Foucault)、齐泽克(Žižek)。更不要提60年代70年代乌托邦公社的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式的被崇拜的领袖,那里,孩子遭虐待非常普遍。最终,这种乌托邦主义发生翻转,变成不加批判地努力挽救孩子,他们要把孩子从一个坏政权下解放出来送到更好的政权中。现实是一旦孩子从为父亲服务或货币化体制中被解放出来,他也只能“自由地”为公意服务,这里指的是孩子此刻的主人或部落首领的意志。

《丹东》是20世纪后半叶许多重要的电影之一,它以强有力的讽喻方式叙述了享乐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左派给年轻人带来的恐怖。其他电影包括《索多玛120天》、《糖果》 、《异教徒》和《粉红色的火烈鸟》。这些电影颠覆了倾向于产生确认和不受限制的向左派革命致敬的现代主义整体性虚假联系。但是,即使在更丰富的证据显示毛和斯大林的恐怖之后,不受限制的革命热情的总体场面调度仍然持续。不是确认独裁,好像要论证它在任何特定的现实中其实是成功的,当今的独裁被描述为理想的惊人替代品,用以取代“跛脚”的官僚制度和虚假的包容/宽容的缓慢折磨。对这种缓慢体制越来越不耐烦的倾向导致某些人支持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新保守派,在表面上他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阿兰·巴丢(Alain Badiou)和苏菲·瓦尼克(Sophie Wahnich)等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们的重叠之处不是对未来的共同认识,而是对当下的共同愤怒。他们的批判锋芒都指向当前同一个紧急状态—“跛脚的”、幼稚的、缺乏尊重的、犹豫不决的、宽容的自由资本主义。

这些论证更新了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议会民主的强有力批评,尤其是《议会民主危机》(1923)帮助确立了德国元首的舞台,而且还被许多著名后现代左派学者当作现实政治的杰作而受到尊重。这并不太让人感到困惑,因为施密特提供的不过是对传统统治方式的批判,这种批判可以适用于任何目的,自然也包括渴望成为有魅力的权威的任何人(任何政治)。这个所谓的危机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解决,即创造国家的敌人,这是指向独裁者的动作,施密特发现它反而是在本来主张自由共和的卢梭那里逐渐形成的。

就像弗洛伊德的原始父亲,有魅力的权威(1920年代初期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处于他统治下的文明规则之外。他的异想天开不被当作随意性的幻想,反而被同党看作适当管理的必要条件,不仅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还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随意性的、修辞的、幻想的、快乐主义的、肆虐狂的东西被视为必要的和自然的。在《爱弥儿》中,这个有名的学生长大后,老师总是藏在背景里的隐居诗人,是“不偏不倚地”对家庭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的外人。卢梭本人就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与法国公众的关系时好时坏,并最终被排斥在外。

今天的有魅力权威宣称“外在”于资本主义锁链之外,同时却在玩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游戏,总是表现出解构和批评体制的样子,口口声声为了无私的乌托邦理想。这个“外来者”闯入缓慢的官僚世界,宣称它处于紧急状态,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比较好的例子是齐泽克,他在1980年代作为斯洛文尼亚人进入美国大学后,声称比美国人更清楚地了解美国文化,作为非正统的拉康主义者,他也比拉康主义者更清楚地了解拉康。

到现在为止,齐泽克聪明地塑造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形象,他似乎处于沉闷的学术界生活的规则之外,却从学界、学生身上赚钱,从各种各样的出版和流行文化的冒险中赚钱。把他当作例子挑出来并不是要把他当作替罪羊,指责他是特别的隐蔽的伪君子,也不是要简要概括学界的出版法则、美国大众文化和西方产业限制左派激进主义的企图,而是要揭示有魅力的权威的原型在当今激进西方左派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有魅力的权威无需实现其提出的乌托邦理想照样可以实现获取金钱、名誉和权力的渴望。同样,他们并不必须在共产主义国家生存照样可获得共产主义领袖的各种特权。为了获得有魅力的权威被看重的“战利品”,你必须做的不过是在言语上抗议亵渎神灵的、理性的、官僚的、传统的、家长制的、世袭统治而已。人们无需真正改变它;正如《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宗教虔诚者千方百计炮制任何道德话语,讽刺性电影《糖果》中的嬉皮士精神导师宣称任何诗歌-神秘传统是自己的一样,只要能诱骗年轻的、性感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主角就算达到目的了。

不是促成激进的或减缓的变化,有魅力的权威只要煽动愤怒的青年采取狂热行动就算取得了胜利,这种狂热最后变成“理所应当的”暴力,即巴丢(Badiou)幼稚地称为“事件”(激烈打破现状)。韦伯的时髦术语是这种打破传统不可避免地随后出现正常化—虽然巴丢更愿意说激进事件之后的阶段是忠诚于破裂时刻的主体构成的。在此正常化阶段,“反经济”政治遭到“改变”(韦伯369),就像破坏性的先锋派艺术不可避免地变成经典,被收录进诺顿选集。无论激进的破坏是建设性的、破坏性的或减少性的破坏—无论是同化还是分裂,都要受到有魅力的权威的保护和指导,该权威必然从“事件”中受益。

通过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马克思主义公式,在否定了传统权威的大他者之后,你就可以全面研究这个虚幻的他者(无需杀掉它),然后以一种更少“女性的、跛脚的”方式占据其位置:现在还带着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和无现实政治的支柱。像所有有魅力的权威一样,齐泽克虽然作为反常规和反专业的人士却不反对正常化。相反,他强烈反对民主社会身份认同政治(琐碎的、花哨的、任意性的)中受管理的、正常化的、和不带情感的对抗,更喜欢在对抗中繁荣的等级森严的结构性和谐(毛主义理想)。

在齐泽克将其等同于无需问责的民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民主的超级真实性理想后,专制就变成很容易吞下的药丸。据说,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是民主的,虽然有这个事实,他的群众是通过黑格尔-马克思主义飞向“和谐”聚集起来的,这种和谐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实现的,因而剥夺了任何特殊性—用基督教普遍主义反对犹太教特殊主义。

基督教普遍主义者共济会(Freemasons)忽略的是,虽然宣称反对宗派主义和身份认同政治,但他们仍然是捍卫自己身份的十字军派别之一。像巴丢一样,齐泽克声称总是在为“没有被描述”的人斗争,当他这样说时,“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普遍性的直接授权,所以由那些作为“非部分的部分”定调”(齐泽克)。他提出的不过是毫无说服力的特殊性自上而下地快速普遍化。如果民主是宣称已经消除了主人能指的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那么齐泽克的共产主义就是有魅力权威的透明权力意志。

有魅力的领袖的意志不是所有人的意志,两者从来不能被强行变成完美的对等物—即使像毛主义那样把异议者和矛盾纳入到政权内部。但是,在此我们还要先交代一下,齐泽克对毛的赞美并非外表那样。他才不关心对国家的控制,更关心的不过是出版合同、中产阶级学生和文化资本而已。

在毛或者波尔布特把都市知识分子发配农村时,齐泽克这个酷儿理论家和后殖民主义者只是要求读者抛弃身上的一部分,没头脑地兴高采烈地积极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那部分。这种糟糕的、女性主义的、跛足的、幼稚的思想被送到劳改营接受改造,就像给予“出岔子”的喜剧演员和政客接受的敏感性训练。不要求改变财政习惯也不需要建立公社。只不过更聪明、更酷、更多一些。

遵循卢梭的爱弥儿,齐泽克的花招是让你享受资本主义的幻影(amour-de-soi)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转换幻想,让他变成你的大师分析师指南。最终,你会认识到你对满足感的追求是无法享受的,你能通过批评这种追求并屈服于你的心中信念而获得更多的享受。正如可口可乐的享受命令是某些愚蠢的资本家要求一样,学界的批判享受命令是神圣的激进主义。

齐泽克没有提到的从资本主义赌博的阳具绝爽的冲出进入乌托邦爱情的女性快感的唯一方法是握住所有的筹码。就像言论自由只有在你能发声时才是自由的一样,齐泽克的有魅力策略的结晶是引起争议的支持恐怖。遵循美国的“反恐战争”很糟糕的说法,因为它使用国家干预的方式消灭真正的战争—人民战争和个体争取自身利益的战争,齐泽克的立场与安·兰德(Ayn Rand)的反国家主义自由意志论或卡尔·施密特不可能有世界和平或新纳粹强烈反对惩罚德国人“战争罪行”的自以为是的尝试的论证没有什么不同。从福柯到齐泽克,不依靠礼仪和政治的赤裸裸暴力都得到赞美。福柯、齐泽克和自由意志论者拥有的共同观点是自由意味着有机会接触原初的暴力和性,不受国家生物政治的约束。其乌托邦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齐泽克表演的唯一切合实际的政治是自由意志论者说话的自由,在竞争性的经济内说出自己的想法,鼓吹他支持的暴力行动,与此同时仍然受到学界期刊的保护,仍然维持学界的地位(或许还有枪支)和文化/财政资本—虽然有他似乎反对个人主义的事实。

像卢梭对公正社会的激情一样,齐泽克对真实性的激情总是受到他声称要揭露、超越、谴责和蓄意破坏的父亲原型人物的支配。通过暗示“公平和平衡的”政治没有提及像隐蔽的父辈超级自我那样的明显社会控制,他继续鼓吹更真实的真暴力管理;简直就是哲学家王国的荒诞幻想。我们拥有的最接近他说的东西就是欧洲研究生院(the EGS)。

齐泽克刻画了一幅游戏运行的清晰画面—这是在政治倾向光谱间跨越的游戏。你所需要的只是拥有迷人的法则的欲望。让齐泽克显得与众不同的因素是他因为职业、个性和写作中的种种矛盾而被过度夸大了的特别的双面谈话。很多矛盾暴露了他对自己在插科打诨、采访和电影中的表演和作为资本主义江湖骗子的清醒意识和幽默感。

齐泽克自我清醒意识到的幽默天赋并没有让他成为特立独行的人物或天才。相反,它为其吸引美国民众的艺术技巧增添了内容,因为对矛盾的讽刺性意识是流行文化的常规。但从政治上说,这让我们知道他对“没有经过协商的真实性激情”其实是经过协商的心知肚明,与此同时却不允许对此事实的共同意识阻碍其获得购买力。或者通过拉康,即使大他者前后矛盾或空洞无物,他都永远不会死掉。

齐泽克仍然困于西方政治的真空中,这个真空源于传统权威的崩塌(封建的、农村的、宗教的、家长制的),造成了不是在功能层次上竞争却在修辞层次上竞争的随意性话语占支配地位。他走出这个乱局的唯一方法是确认一个人的真实性比其他人更真实。他甚至宣称他的真实比朋友巴丢的更少“强迫性”。他的所谓真实性筹码要求追随者相信他,这是有魅力的领袖才能唤起的东西。在超越衰落的愤世嫉俗无神论和后现代语言游戏的尝试中,齐泽克恢复了对超级存在的崇拜。

“那么,罗伯斯庇尔推行一种赞美超级存在的新公民宗教的荒谬尝试又如何呢?罗伯斯庇尔自己非常简洁地总结了反对无神论的主要理由:‘无神论是贵族之物’。在他看来,无神论是完全丧失历史使命感的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贵族的意识形态。”(齐泽克)

虽然其暴君式魅力法则有既得利益,齐泽克投机性地利用任何例子为他的事业服务。他注意到自己撰写的若干根本就没有观看过的电影的评论用来说明什么是修辞游戏。但是,他完全真诚地提及帕西·雪莱(Percy Shelley)迷人的诗歌无政府主义是说明“想象力”对革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声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对修改抒情诗就像巴丢非常保险地求助于马拉美(Mallarmé)一样。受困于历史语言错误,齐泽克没有认识到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想象力”意味着上帝给予的真理范畴,这是柯勒律治认同而雪莱反对的东西。在齐泽克认同的这种暴君式想象力中,雪莱的想象力滑动超出了他特别的神经质回路之外。同样,巴丢应该忽略马拉美使用偶然的操作从灵感来临的时刻创造纯粹的艺术,因为他的“事件”是必然的辩证法的组成部分,这种辩证法尤其是在不可赎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变体中根本没有这种审美幻想的空间。

但是,齐泽克作为修辞家必须依靠充满幻想的隐喻邀请读者进入他陈旧的黑格尔体系中。他知道那种恐怖或“新酒装旧瓶”从来不能通过抽象理想简单地呈现出来。相反,革命恐怖必须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改造,正如在基督的思想以致命形式呈现出来(很快被齐泽克的圣徒保罗普遍化)。语言游戏必须被超越,不经协商的真实性占了上风。也就是,他们得到自我意识的承认。但是在丹东身上,当孩子不能适当地重复父亲的原则时,这个幻想就破灭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能真正平等。难怪波兰左派在这部电影放映后就将其封杀(Frey, 62)。

齐泽克赞许的苏菲·瓦尼克的《为恐怖辩护》清楚表明,促成革命的孩子和农民的“裸命”痛苦不是“遗憾”而是对政治权利的渴望。据说这是对阿伦特(后来是阿甘本)的反驳,即对“裸命”的多愁善感的和抽象的渴求被用来为激进报复命令下的无论什么样的暴力辩护。但是,它暴露的是在革命恐怖的精神下,瓦尼克感兴趣的不是各种各样的苦难而是抽象的理想。阿伦特不无“遗憾”地提出的麻烦不是人们不应该关心而是应该比宣传更准确地关心。瓦尼克则彻底抛弃对领先一步的法国革命话语的同情,清晰暴露出她在政治上缺乏远见。

阿伦特对穷人的私生活“病态”做出了复杂的批判,她发现这导致与文明话语格格不入的极端主观主义和唯我主义。它并不邀请人们以对立的和多彩的多元主义表达意见而是为了抽象的言论和理想扼杀这种公共行动。

“只有在言论和行动不分开的情况下,在言论不空洞,行动不残酷的情况下,在言论不被用来掩盖意图而是揭露现实,行动不是用来违反和破坏而是用来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现实的的情况下才行得通。”(HC, 200)

瓦尼克和齐泽克选择的是为了所有人的更大利益的正义,当人们不知道什么对他们好时,那就强行灌输给他们。这是他们所说的美德恐怖,把新酒装进旧瓶中。与此相反,阿伦特的实践是通过行动和思想开辟成为新人的道路,虽然在有专制倾向的人看来似乎过于平淡和缓慢。

对那些寻求有魅力的领袖统治的人来说,不知情的孩子就像等待被雕刻成理想的柏拉图形式的其他懒惰民众一样容易上当受骗。或者如墨索里尼所说,“一切都取决于像艺术家一样掌握群众。”(Chytry, 43)自由教育提供的不过是陪衬,教师的“指导之手”仍然被掩盖了起来。

不幸的是,在美国自由教育市场上,人们能够轻易购买到“实践”模式或“训练”模式。两者能结合起来,学生在阅读了美国著名文学指南网站(Spark Notes)之后经受批评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lo Friere)的考验。退缩为购物偏爱问题的是简单化教育的历史和心理筹码。人们没完没了地尝试要把课堂转变成更具流动性和创造性的、更好玩的、更全面和更安全的课堂。但是,真正赢得胜利的是通过学生快乐的量化统计数据和毕业后收入的数据为学校排名的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一些最具竞争性和最昂贵的学校之所以在全球受到追捧就是因为这些学校是让人冷静下来而非激烈竞争之地,有些最不快乐的学校之所以受追到捧却是因为培养出了大量富豪。但是,在所有文科院校的推销手册中,我们看到学生生活在悠闲的梦乡,就像在卢梭的爱弥儿树林中悠闲地散步。即使被揭露出来之后,指导之手仍然被掩盖起来。

注释:

Andress, David. The Terror: The Merciless War for Freedom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Badiou, Alain. Being and Event. London: Continuum, 2005.

Chytry, Josef. Unis Vers Cythère: Aesthetic-political Investigations in Polis Thought and the Artful Fir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Danton. Dir. Andrzej Wajda. Gaumont, 1983.

Frey, Hugo. Nationalism and the Cinema in France: Political Mythologies and Film Events, 1945-1995. New York: Berghahn, 2014.

Weber, Max. “Charismatic Authority,”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Wahnich, Sophie, and Slavoj Žižek. In Defence of the Terror: Liberty or Deat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Verso, 2012.

Žižek, Slavoj. “Robespierre, or, the Divine Violence of Terror,”Žižek Presents Robespierre: Virtue and Terror, ed. J. Duncange, trans. J. How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译自:Left Dogmatism,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Uninitiated by Felix Bernstein

Left Dogmatism,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Unini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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